一、和：从日常体验走向哲学审美
《说文》中记载：“和，相应也”。“和”的本意来源于人们日常饮食口中所需的粮食，而粮食的春种秋收，循环往复，则需要阴阳和谐、风调雨顺。西周末年，史伯在与郑桓公的政治问答中首次提出了“和实生物”的美学命题“：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P.488）（《国语·郑语》）史伯认为，只有不同的事物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丰长而物归之”的繁荣局面，这种观点隐含着美是在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相生中产生的。在先秦时代，“和”的思想被进一步阐释，《礼记·中庸》明确提出了“中和”的概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2]（P.691）。袁济喜先生认为“‘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统一起来，而‘中’则是指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偏重事物的调和统一，而‘中’则推崇事物所达到的最佳状态”[3]（P.18）。
“和”是过程，是演变；“中”是状态，是结果。由此可见“，中和”包含着对立因素的协调共存，包含着多样性统一的辩证思想。在生产力低下，人与自然紧密依附、息息相关的古代农耕社会“，中和”代表了古人对万物生长的认识和对生存境界的美好追求，具有哲学和美学的双重意义。
针对“和”的问题，晏子有过一段着名的论述。齐景公认为宠臣梁丘据与自己“和”，晏子指出，君臣之间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谐共处才是真正的“和”；像梁丘据那样对景公只会阿谀奉承、附和苟同，那只是毫无原则的“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执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一专，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4]（P.460）。晏子这段话阐明了“和”的本质以及通向“和”的途径与方法。首先“，和”并不是简单地将事物拼凑在一起，同质的因素组合在一起无论数量多少都只能算作是“同”，只有当不同的事物以一种相辅相济的关系组合在一起时，才算是“和”。其次，事物是通过不同因素的构成，即“和”的形式产生的“。宫、商、角、徵、羽”五种音阶相互配合才能谱写出动人的旋律，多种调味品在汤水中相互融合才能烹出可口的羹汤。这正如《易》所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5]（P.381），万事万物都要依靠其他因素的补充才能形成完美的个体。
最后“，和”的最终追求是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平衡，从而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和谐整体，而这种对立统一的实现，则需要根据“和”的总体需要来调整。“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汤的味道需要通过厨师对食材、火候、调料的不断调整才能达到最佳的口感。晏子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心观察，最终形成了这种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并将这种哲学思想推广为一种审美价值评判，认为君臣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都应以这种“和而不同”的方式存在。“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4]（P.59），晏子用这种形象的方式阐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世之常情。正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不同的人才能通过“和”的方式相辅相成、互补不足，从而达成一种平衡，构成多样性统一的社会；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人与万事万物才能和谐共处，共生于宇宙之间，我们的世界也因此而绚丽缤纷，多姿多彩。
二、和：从哲学审美走向社会规则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人通过对“和”的辩证统一的思考，创立了宇宙模式的和谐，并将此看作是客观自然之道。为了维护这种客观之道，古人创立了一系列的社会规则，以保证无论人还是社会都能从根本上参与、融入这种宇宙模式的和谐。《乐记》中反复强调“乐者为同，礼者为异”[2]（P.473），张法先生认为，“大一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必然是等级制，因此宇宙的和谐又显示为一种等级的和谐”[6]（P.57）。这种等级的和谐，是通过“礼”的法则表现出来的。
纵观整部《晏子春秋》，“礼”是晏子评价衡量是非功过的根本标准。齐庄公崇尚勇力不行礼义，晏子指出“轻死以行礼谓之勇，诛暴不避强谓之力”[4]（P.2）。在晏子看来，“礼”应是人的一切行为举止的基本出发点。一把剑在君子手中是正义的化身，在恶人的手中则会成为灾祸的源头。而一个人的行为究竟是正义还是邪恶，则要通过“礼”的标准进行鉴别，从而排斥恶人、吸纳君子、宣扬美善，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当勇武这样的行为失去了“礼”的规范，不仅不能起到护国安邦、惩除奸恶的积极效果，反而会埋下好勇斗狠、恃强凌弱的祸患。齐庄公不听晏子的劝阻，一味恃勇好斗，最终被大夫崔杼所杀。晏子主管国家大事后，吸取庄公败亡的教训，坚决地贯彻以礼治国的方针，对轻视礼义之人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是难得的猛虎之士，勇力无比却不知礼义。晏子认为三人“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敌”[4]（P.152），是危害国家之人，最终针对三人好勇自负而又爱面子的性格特点，以“二桃杀三士”的方式将其除去。
“礼”又作为一种伦理规范，用来维护宗法制度、社会秩序，进而维护家国整体的和谐。齐景公厌倦了礼的束缚，在宴饮之时想让群臣不拘礼节放纵一下。
晏子却视礼为国家大事，百般劝阻景公却不被采纳，于是便示范无礼的后果：景公出入而不起，群臣举杯却先喝酒，让景公亲自体验因无礼而君臣和谐关系被打破的后果，从而教育了景公。晏子认为“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臣勇多则弑其君，子力多则杀其长，然而不敢者，维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4]（P.157）。国家之所以保持着稳定发展的状态，就是靠着“礼”来约束强者，扶持弱者，使社会上的强者与弱者保持着一种平衡关系，最终进入一种“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4]（P.493）的整体和谐境界。
三、和：从社会规则走向艺术精神
在“礼”的规则下，君子享受着和而不同、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并将这种和谐的生活体验升华为一种审美心态，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的审美心态在我国由来已久。《尚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7]（P.192）。古人以各种原始的艺术形式，依靠丰富的想象来面对和改造自然，表达出他们“神人以和”的强烈愿望。而“和”的实现，则需要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相互协调。
就审美客体而言，作为审美对象的事物必须要在审美主体的可承受范围之内。齐景公以金银、美玉、珠宝做成长达一尺的鞋子，在寒冷的冬季穿着它上朝听政，因鞋子太重只能勉强抬起脚。晏子劝谏景公：“古圣人制衣服也，冬轻而暖，夏轻而清”[4]（P.116）。
人对美的追求必须维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从而保持审美主客体的协调平衡，进而产生美感。景公却过而不及，不仅不符合“礼”的社会规则，更打破了主客体的和谐，并不会带来任何美感，只会伤害自身，进而祸及整个国家，造成“上离德行，民轻赏罚，失所以为国矣”[4]（P.8）的恶果。
就审美主体而言“，和”的实现则需要人注重情感表现的适度，根据实际情况“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从而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和谐境界。齐景公的嬖妾婴子死了，景公守着尸体三日不进食。晏子以能让死者复生为名骗开景公，将死者安葬，并指出古代的圣王“畜私不伤行，敛死不失爱，送死不失哀。行伤则溺己，爱失则伤生，哀失则害性”[4]（P.144）。
晏子认为，人的情感表达应该适度而有所节制，应既能充分表达内心的情感，又不为情感所驱使乃至失控，达到情感与理性、情感与礼制的平衡与和谐。这种观点在先秦时期并不罕见，《吕氏春秋》云“声出于和，和出于适”[8]（P.106），“心必和平然后乐”[8]（P.114），强调审美主体心境的重要性。只有当审美主体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下时，才能对审美客体产生美感。
中国古典美学“和”的审美范畴，不但注重审美心态的平和适度，更从根本上强调个人心性的温淳柔顺。晏子出使晋国，晋平公询问晏子齐桓公如何得到众人拥护，晏子认为齐桓公是一个善于包容而又为人谦和的君子，“君子如美渊泽，容之，众人归之，如鱼有依，极其游泳之乐”[4]（P.271），从而得到万众拥护，振兴齐国；齐景公询问晏子圣王舜为何比孔子高明，晏子指出孔子处处卖弄自己的长处，而真正的高人无论身在何处都不显山露水，从而在任何环境下都展现出一种和谐温淳的气质，“舜者处民之中，则自齐乎士；处君子之中，则齐乎君子；上与圣人，则固圣人之林也。”[4]（P.460）在晏子看来，君子应当尚谦贵柔、淡泊名利、顺化自然、修身养性，从而具备圣人的情怀。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4]（P.460），晏子强调心境和谐的重要性。心境的和谐促进了个人的修养，而个人修养的提高反过来又能进一步确保心境的和谐。就艺术创造而言，这种温淳柔顺、心境平和的状态是保证艺术作品成功的因素之一。正如刘勰所说“：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雍滞。”[9]（P.647）（《文心雕龙·养气》）由此可见，个人心性的“和”，是创作主体的生理机能、行为态度以及精神境界的最佳状态和理想规范。
综上所述，”和“作为《晏子春秋》的核心审美范畴，展现出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与美学内涵。”和“从日常生活经验而来，意味着不同事物的多样性统一，在农耕文明时期作为社会规则而存在，通过”礼“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进一步升华为”以和为美“的艺术精神，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审美心态、审美体验的重要标准与原则。
参考文献：
［1］邬国义,胡果义,李晓路.国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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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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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祺寿,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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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 等.吕氏春秋释注（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 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