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学界，与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这些美学大师相比，郭因的身影并不高大，甚至有很多美学工作者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郭因这个人， 很当然地视其为无名小卒。 如此，郭因的美学真的就不值一谈吗？ 相反，郭因的绿色美学虽然在学术上似乎不能与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等诸大家相比，但它却在社会价值、实用价值上完成了对思辨美学、体验美学的超越，它是独辟一径、自成一家的新美学。 用一句话来概括郭因绿色美学，那就是：构建三个和谐，美化两个世界，走绿色道路，奔向红色目标。 郭因的绿色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徽州文化的特点。
1 郭因的绿色美学是一种实用美学
“美在实用”是理解郭因美学的第一把钥匙，这跟徽州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都是安庆人，其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皖江文化的特点，重学术、轻实利，思辨有余，功利不足；徽州文化则不同，徽州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 人多地少，经商成风，既重学术，又重实利。朱光潜美学的核心主张是美在“物象”，即审美客体“物甲”在审美主体心中形成的审美对象“物乙”，这个“物乙”已经不是“物甲”本身了，而是一个主客观的统一体，它是“物甲”融入了审美主体自身的意趣情思后形成的一个新的东西，也就是宗白华所谓“意境”，即审美者自己心目中的一种灵境，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一种新境界，是郑燮所谓“胸中之竹”。北京大学叶朗用“意象”二字概括了朱光潜、 宗白华两位大师的核心思想，亦即“美在意象”之说。 这种意象美学，就是一种思辨性较强的体验美学。 与之不同，郭因美学是一种行动美学。 在郭因的绿色美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不在于你去怎么想，而在于你怎么去做。 郭因说：“美学家同样不应该满足于从美学的角度去解释世界，而应该从美学的角度帮助人民去美化世界。美化客观世界，也美化主观世界”[1]7。 绿色美学似乎很简单，就是“构建三个和谐，美化两个世界，走通绿色道路，奔向红色目标”这么一句话。 理解容易，但真要行动起来，那可真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的。
中国喜剧美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洪这样评价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的区别： 皖江文化是“重教育、重科举的传统文化，其缺点是不务实，不联系实际，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的冲突。 虽然科举也考策论，但总体上是纸上谈兵，少操作性。 这一点，在陈独秀身上很明显。 1922 年年底，拉狄克批评他是躲在房间写文章的孔夫子式的理论家，不善于将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与有”徽骆驼“之称的徽州人不同，他们躬耕实践，知行合一。和徽州文化不同的是，在知行观上，皖江文化是知先行后，这里的文人以刻板出书为第一，而轻行商求利”[2]。 笔者认为，尽管其对皖江文化的认识“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的冲突”有点稍显言重，但对徽文化“徽骆驼”精神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当我们考察一个民族性格的时候，不能不考察这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大地、河川、气候、地缘，察人亦然，不能不考察他所经历的成长环境，古语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实非虚言。 郭因是绩溪人，属徽州文化圈，他的绿色美学思想也可以认为是徽州文化的一部分。
徽州古民谣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这也与郭因的说法完全一致。他说，“我们绩溪人，很少有自小从糖水里泡大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心酸的经历与一个拼命挣扎的过程……”[3]。 正是根源于蔚然成风的苦难意识，徽州人特别勤学实干，号称徽骆驼，绩溪人也特别能吃苦，号称绩溪牛。
不期然地与此相一致，郭因的绿色美学理论并不是由一系列的概念乃至逻辑支撑起来的， 它是由一系列的行动来支撑的，是经世致用的。郭因说：“我从知道”学问“这两个字的时候起，就认定学问有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和所谓寻章摘句之学的区别。 ……做学问就应该做这样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其实，我搞美学的路子并不同于一般美学家搞美学的路子。我实在算不了一般意义上的美学家，而只不过是一个尝试着把美学运用于整个人类社会、 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人生的学徒”。正因如此，以郭因为代表的绿色美学家们办绿学会、绿色杂志宣传绿色思想，为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咨询等等， 这些都不是书斋里的美学所能完成的。 为了使绿色美学思想直接变为可推动社会走向绿色的动力， 郭因写了以《绿色政治》、《绿色经济》、《绿色城乡建设》、《绿色环境》、《绿色旅游》、《绿色教育与绿色文艺》、《绿色生活》、《绿色的脚步》冠名的共 157 篇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并不是篇篇美玉， 但就是这一篇篇文章汇聚成了一个绿色的行动海洋， 彰显了一个渴望绿色的赤子之心。 这些文章的主旨就是我们如何在政治、经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旅游、教育、文艺、生活等领域行动起来，以期能够实现三大和谐及两个美化，建成我们的绿色世界，达成我们的绿色心愿。
2 郭因的绿色美学是一种和谐美学
“美在和谐”是理解郭因美学的第二把钥匙，这跟徽州文化精神也是一致的。
徽州文化历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今天，徽州民居已经成为旅游热点，甚至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不论游客来自中国还是外国，无不对徽州民居赞叹不已。 这些如在画卷的古民居依山傍水、丛林掩映、清泉汩汩、鸟语花香，已经与大自然浑然融为一体，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渗透，不分彼此，似乎成为了大自然的一部分， 人与自然相映成趣，和谐地共处着。
徽州人自小生活在绿色的海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潜意识。 郭因说：“我常常想起我绿色的故乡。 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那绿色的山野里度过的。霞水村，一百多户人家，一色白墙黑瓦的房屋。村庄背后是山，村庄对面也是山。一条水清见底，游鱼可数的河流穿村而过。 山上满是茂密的树木和茂密的竹子……”字里行间，无不显示了古老徽州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无不流露了他对美丽家乡的热爱。
美学家何迈认为：“绩溪的那一方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水土，赐予了郭因先生爱绿如命的天赋，养育了郭因先生爱美如痴的性格。正是美，牵引着他从家乡那个原初就存在的天然绿色小圆点出发， 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天人合一“的人文绿色大圆点……”[1]6正是徽州的绿色，铸就了徽州人和谐思想的底蕴。绿色是生命的颜色，象征着生机活力、自强不息、友爱互助、共存共荣。正是这些生命的绿色，造就了徽州文化美在和谐的共识。
在整个徽州文化体系中，不论徽派建筑，还是新安画派等，都大力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如明末清初时新安画派就主张师法自然， 寄情笔墨， 大胆创新， 给当时画坛带来新的生气； 近代徽州画家黄宾虹，更是主张“先师古人，再师造化，而以自然为归”。
成名后的郭因也常常对徽州同乡经常怀有天然的好感， 他为绩溪人周斯松的 《周斯松画集》作序，为绩溪人王家泽《王家泽画集》作序，为黄山人方增威的《方增威书画集》作序，为绩溪人洪树林《绩溪书画家作品选》作序，为祁门人王焘《王焘徽州写生作品集》作序，为歙县人罗来平《城乡规划建设与名城名胜环境保护》一书作序。 鼓励他们弘扬徽州文化也许正是在这种徽州互助文化传统这种优良习俗的影响下，才有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和谐社会”，才有了胡适的平和儒雅，才有了郭因那主张和谐的绿色美学。
徽州文化也历来注重人的内心和谐。
徽州是产生文化大家的地方，朱熹、胡适、陶行知、戴震、程大位、汪机、渐江、黄宾虹、王茂荫等等，数不胜数。 所有这些文化名人，无不重视内心的修养，构建内心的和谐世界。注重养性修心，是这些文化大家的共同特点。
在注重内心和谐这一点上，徽州文化和皖江文化有着共同点。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等呈现皖江文化特点的美学家同样是注重人的内心和谐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内心和谐，那整个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也就可以和谐共处了，他们走的是从内心和谐到世界和谐这条从内心修行出发的道路。呈现徽州文化特征的绿色美学不同于皖江文化，它要求通过直接干预国家建设来推动构建和谐世界，从国家层面上来讲，绿色美学有着不菲的实用价值。
在郭因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各要素之间这三大和谐理论中，三大和谐缺一不可且密不可分。郭因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基础，如果自然环境被破坏到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那么一切都谈不上；人与人的和谐是保证，如果人类相互倾轧、自相残杀，那人类自身可能毁灭，遑论其他的一切；人自身和谐是动力，如果个人身心不健康，就很难指望他去认真考虑与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这三大和谐，都完全符合传承久远的徽州历史文化精神。
3 郭因的绿色美学还饱含着对于社会理想的坚持
“美在坚持”是理解郭因美学的第三把钥匙，这跟徽州文化精神仍然是一致的。
跟朱光潜类似， 郭因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这种情况可能会令很多人惊奇，但却是事实。 1983 年3 月，朱光潜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他在讲学的一开始就说:“我不是共产党员, 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郭因也一样，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信仰共产主义，这种信仰，不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是真信。在郭因的着作中，多次提到共产主义，人民高度民主自由，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高度公正公平的共产主义是郭因一生的追求。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跟徽州人热爱乡土，互助友爱的风气也是分不开的。
郭因说：“我是徽州人， 徽州人素来号称徽骆驼，骆驼常年在沙漠中默默地、艰难地行进除非倒毙在路上，否则是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的”[3]37。 郭因的绿色美学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实现一个红色目标，即共产主义。郭因像一头绩溪牛，或者是一头徽骆驼那样，倔强而顽强地通过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今天，郭因的绿色美学已经在国内为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很多人同汪洋副总理一样，认为郭因的绿色美学理论是我们安徽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的一部分；葆有学术青春的美学家郭因，是安徽人的骄傲。绿学会会长何迈更是高度评价郭因是：“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一个”国际思想家“，一个有影响力、有辉煌成就的”社会精英“，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美学家，一个首倡大文化、大美学的美学家，特别是一个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6。
当然也有人认为郭因美学并没有过人之处，朴实简单。 对此，郭因并不介意，他谦虚而真诚地说：
“我留下的足迹并不整齐，甚至显得杂乱。 我希望人们原谅我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给人们带来了理解这一大堆足迹的麻烦。我只希望我的这一大堆足迹或者能为人们提供一点继续前进并开拓前进的小小的线索”[3]37。 又说，“我的知识不丰富，生活经历缺乏广度和深度，观察世界的立足点不高，视野不开阔。 我很可能是井蛙谈天，徒贻笑柄。 但是，井蛙所见的天毕竟也是天。 一斑可窥全豹，一角之天不是也可借以窥知天空的阴晴雨雪吗”[3]37？
即使有人不认可郭因绿色美学的独特价值，也不妨为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郭因投去赞赏的一瞥。 一个普普通通的徽州人，怀着对文化的美好向往，通过几十年的不倦学习跟探索，自成一家，不也令人钦佩赞叹吗？
建国几十年来， 安徽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环境破坏也相当严重。 不仅自然坏境被破坏，空气河流被污染，而且人文环境也一样被破坏，这几十年来，道德滑坡、相互倾轧、内心挣扎，等等社会心理问题突出，提倡三大和谐的绿色美学理论，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郭因说：“徽州文化有它的显性文化， 更有它的隐性文化。 这种隐性文化深埋在徽州人的日常习俗之中，生活方式之中，秉性和素养之中，对待天地万物，处理人际关系，对待乡土、祖国、世界的根本态度之中，颠扑不破的优秀传统观念之中，甚至渗透在徽州人的血液与骨髓之中。 正是这种隐性文化使徽州人永远有能在茫茫沙漠中负重远行的徽骆驼精神，使绩溪人有耕耘不已，到死方休的绩溪牛精神”[3]221。
郭因绿色美学与徽文化有密切的相关性， 它是安徽文化的一部分， 也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为它感到骄傲。正如何迈所说：绿，既是郭因美学征程的起点，又是他美学征程的终点。我们没有理由不为郭因的绿色美学欢呼，期待绿色美学能够绿遍安徽，绿遍全国，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郭因.我的绿色观（一）[M].北京：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7.
[2]朱洪. 皖江文化的特点———与淮河文化、徽州文化比较[J].学术界，2008(5)：278-282.
[3]郭因.书头书尾[G].合肥：安徽省文史研究馆,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