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许多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一直以来都在认真探索这个问题。然而，尽管现有成果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洞见，但学术界对此仍缺乏某些共识。这部分是由于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基本性质与界定都有些模糊。一方面，环境美学主要出现在西方，它被公认为是一个范围广泛、内容庞杂的哲学研究领域，划分其边界的方式主要是比较它与艺术哲学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目前很多冠以“生态这个”或“生态那个”的研究领域（比如生态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等），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不严密性，生态美学似乎跟它们一样。所以，与其直接讨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间的关系，不如寻求一种有所不同的方法。
首先，我直接将环境美学视为一个非常普遍的观念，它与上述观念没有重大区别——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带着现成答案去思考它与生态美学的关系；其次，生态美学的性质与界定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有意避开了生态美学本身，而是直接把焦点放在更基本、解释得更完善的生态学概念特别是生态知识上。
这种学术策略将两个互相独立的研究领域（即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转化为如下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是被广泛研究的环境美学研究领域，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即生态知识。在这种新的思考框架中，问题就转化成了生态知识在环境美学之内的功能问题。
环境美学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假设：它集中研究对于环境而不是艺术的审美欣赏。这个假设为环境美学确立了明确的边界。因此，上述问题就转化为“生态知识在环境审美欣赏中的功能”。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比最初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更加明确，原因在于，它仅仅要求理解那些没有争议的生态知识的特性——这种知识由生态科学提供，它解释了生态系统的各种工作方式——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对生态知识的理解并非不存在复杂性，但只有在处理了生态知识在审美欣赏中的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后，这种复杂性才能被恰当地考察；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问题的确引发了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即审美欣赏本身的性质，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各种答案都直接依赖于对审美欣赏的不同解释。因此，为了回答生态知识在环境审美欣赏之中的功能问题，需要首先考察西方审美传统内那些不同的审美欣赏理论。
一、西方对审美欣赏性质的一些标准解释
如何才能最好地解决审美欣赏的性质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确定生态知识在欣赏中是否具有重要作用。因为生态知识是一种知识，所以最好根据传统西方美学中“审美关联问题”理论来解决。对这一问题做出经典性现代表述的是20世纪中期的美学家杰罗姆·斯托尔尼茨，他提出了一系列疑问：“思想、形象或知识都不出现在对象之中，但它们是否与审美体验相关呢?假如它们与审美体验自古以来都是相关的，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才相关呢?”［1］（P53）根据斯托尔尼茨对审美相关性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生态知识作为一种“知识”，即使它“并不出现在对象本身之中”，它是否依然“与审美体验相关”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追溯一些对于审美关联性问题的标准答案。我将这些答案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式主义/如画性立场，一类是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立场。这两种观点彼此完全是对立的：前者倾向于保守的、纯粹主义的、绝对主义的、普遍主义的与客观主义的立场；后者则倾向于自由的、宽容的、相对的、个人的与主观主义的立场。
形式主义/如画性观点可以通过如下两方面得以阐明，一是英国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的古典立场，一是18世纪晚期的如画理论家们，尤其是维廉·吉尔平的立场。审美形式主义声称，除了“出现在对象本身之内”的东西外，任何东西都与审美欣赏没有关联。贝尔之所以声名狼藉，是因为他讲过如下几句话：“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我们不需要带着任何别的东西，只需要带着形式感、色彩感……我们不需要来自生活的任何东西，不需要关于生活的观念与事务知识。”在欣赏自然的时候，所有相关联的东西仅仅是“作为纯粹形式的视觉景观”；要欣赏它，欣赏者必须竭力“将之视为由线条与色彩构成的纯粹形式的结合”。［2］（P30-45）如画传统对审美关联性问题的这个回答可以说是狭隘的，因为除了线条、形状与色彩，这种传统只将审美关联性赋予那些古典性风景优美的景观，其焦点主要集中在最低限度的风景画要素特征如背景、中景、前景上，以及有名无实的主题如高地、流水、环形植被，及可能集中于中景的一些人物。
虽然这些形式主义/如画性立场的理论资源已经成为历史，但类似的看法并不是没有当代支持者，当代许多西方哲学家依然认可如画传统的很多方面。比如，英国哲学家尼克·赞格威尔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坚持对无机自然的审美形式主义的观点。他指出：“显而易见的是，无机自然物的美，有时无疑只是由它那狭隘的非审美（也就是知觉）属性决定的。其他任何方面都可能是有趣的，但它不会（或不应该）影响审美欣赏。”
审美关联性问题的其他一般性立场，我将之称为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立场，它能够通过一些当代西方美学家的工作得到阐释。一般而言，这种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几乎任何“不出现在对象本身内的思想、形象或知识”都可以与审美欣赏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极端思想认为，在审美上与“思想、形象或知识”的关联性，显然包括几乎所有使欣赏者可以想到的东西；而较少自由性质的相对主义立场则将“思想、形象或知识”的关联性，局限在那些在某些较大文化语境内起重要作用的东西上。因此，前者几乎完全是主观的，而后者则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类型。后现代性的这一选择看上去得到了托马斯·海德的支持，他提出：“有很多好的理由去相信，审美欣赏的确并且应该从大量多样的故事中获得益处。”“（这样的）故事，无论是口头流传的还是非口头流传的，艺术的还是非艺术的，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刺激想象的发挥……它反过来可以加强对自然界的审美欣赏。”
一种更能体现相对主义思路的立场是齐藤百合子所辩护的。她主张，文化以不同方式试图去理解各种环境，能够使其在审美上具有关联性。她认为：“使自然的各种现象与对象‘有意义’的努力……（可以）包括一些本土传统、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它们试图去解释或使具体自然对象的可见特征变得有意义。”
二、标准解释的一些问题
显而易见，在回应审美关联性问题的时候，形式主义/如画性与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不能为生态知识提供某些特殊位置。在前者当中，很少知识可以在审美欣赏中发挥作用；而在后者中，即使某些生态知识可以发挥某些作用，但它却能轻而易举地被个人与文化联想物所压制。
然而，这些可选方案是不充分的，不仅因为它们排斥或轻视生态知识，还因为它们没有对我们实际审美欣赏的特性及其范围给予充分解释。
首先，我们来考察形式主义/如画性观点。它们似乎限制了审美欣赏的范围。齐藤百合子在辩护文化相关主义观点时强调这一点。她指出，形式主义/如画性立场，“一直鼓励我们主要找寻并欣赏我们自然环境中那些如画的、美丽的部分”，而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缺乏栩栩如生的如画成分、令人兴奋的东西或娱乐性的环境（也就是说，那些不值得被再现在一幅绘画中的环境），往往都被认为是缺乏审美价值的”。
就像齐藤百合子指出的那样，运用这种方法，不同的环境（事实上所有类型的环境），都被降级为“缺乏审美价值”的状态。历史上这种环境的例子一直存在，例如平原、荒地、湿地；传统上的湿地如沼泽、滩涂、沼池等，一直被认为不值得进行审美欣赏。然而，这样的环境所缺少的仅仅是某一种特殊的审美价值——优美性或如画性。我赞同齐藤百合子的观点，也认为各种自然环境只不过是不同的环境类型，它们并不完全缺乏审美价值，并不因此而不值得我们进行审美欣赏。简言之，形式主义/如画传统对审美关联性问题的回答，极大地限制并因此扭曲了我们对自然界审美欣赏的范围。
那么，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立场对审美关联性问题的回答有什么不妥之处?其问题在于，如果主张几乎所有的“思想、形象或知识”都具有审美关联性，那就严重冲击而破坏了如下一种直觉：我们审美欣赏的对象与我们相信应保护的东西之间、审美价值与道德义务之间、美与责任之间等，都有一种坚实的联系。相对主义/后现代立场所接受的观点是，几乎任何个体或文化所具有的联想都具有审美关联性，这就严重削弱了上述那些联系。假如审美欣赏是非常主观的或相对的，那么，从审美欣赏到环境保护之间，就没有稳定的、可靠的逻辑推理可言。这是审美后现代主义观点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根据这个观点，审美欣赏是个人化的，因此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这将削弱任何一种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有意义的联系，因为环境保护是一种普遍义务。澳大利亚哲学家詹娜·汤姆逊强有力地指出：“假如自然中的美……仅仅存在于观赏者的眼中，那么，我们就无法从审美判断中生发出普遍的道德责任。”
她总结说：“如果价值判断仅仅是个人的、主观的，那么，它就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理由去进行如下争辩：人人都应该去学习欣赏某物，或至少认为它是值得保护的。”
对后现代主义版本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方法而言，这个批评更加严厉，因为它强调个体欣赏者的联想。相比之下，审美相对主义强调在文化与社会水平上把握“思想、形象与知识”。因此，采用相对主义观点，更有可能在审美判断上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更有可能避免詹娜·汤姆逊的批评。而且，一些相对主义立场的观点主张，除了“本地传统、民间传说与神话”之外，生态科学在某些情况下也具有关联性。然而，即使生态知识在相对主义解释中有某些作用，但这一立场动摇了审美欣赏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联系。当不同的信息资源，例如文化故事与生态知识之间发生冲突时，这种情况就变得很明显。美学家玛西亚·伊顿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她说，菲利克斯·塞尔登1923年的《小鹿斑比》一书，尤其是随后沃特·迪士尼的动画版本《小鹿斑比》，使人“很难去把斑比作为一只真正的小鹿去看待……并且更难以这个角色恰当地去回应……它在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书籍与电影生产出的鹿神话，一方面促使人们非常积极地欣赏鹿，但另外一方面对保护鹿却造成了很大压力。事实上，鹿神话并不符合生态知识，在某些情况下，它引起了对其他物种极度的生态破坏。如果没有小鹿斑比的神话，欣赏鹿和保护鹿都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或许这种方向更加符合生态知识。简言之，当被审美相对主义所承认的多样信息资源之间发生冲突时，结果可能就是与审美欣赏的矛盾，这对从欣赏走向保护的任何行动都是有问题的。
三、认知立场
考虑到形式主义/如画性与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审美关联性问题的回应，我转向了另一种立场——审美欣赏在此立场中的特征是认知。
在回答审美关联性问题时，这一立场主张，“不出现在对象本身之内”的“知识”，依然与对象的审美欣赏密切关联。这一关键的审美关联性知识是关于欣赏对象的特性与起源的，也就是说，是关于它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知识。本质上看，它是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审美地欣赏这个对象的知识，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多种感官，按照它的本然面目向我们的感官呈现其自身。认知立场在艺术欣赏中可能体现得最为明显。几乎任何一件艺术品，关于它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形成的知识，都是对其进行恰当的审美欣赏至关重要的。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看，例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特殊的对象是一幅绘画，我们知道对它恰当地欣赏是通过观看；然而，另一件作品是一首乐曲，对它进行恰当的欣赏是通过聆听。而且，关于特性与起源的知识，在审美欣赏的每个层面与类型上是清晰易见的。例如，要欣赏一件抽象的表现主义绘画，就有必要掌握绘画、西方绘画传统、20世纪中期北美绘画等知识；同样地，要恰当地欣赏一首奏鸣曲，就很需要大体上了解西方音乐传统、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要了解奏鸣曲的形式。
这一点对于环境的审美欣赏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尽管人们在界定环境美学研究范围的边界时，主要依据的是它与艺术欣赏的哲学研究之间的差异；但任何对于环境审美欣赏的解释，仍然必须参照对于艺术的审美欣赏来进行。因此，对于恰当的环境美学欣赏至关重要的东西，一般都是关于该环境的特性与起源的知识。不同的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异：大草原、草地、森林、山脉、湖泊或者是沙漠。认知立场认为，所有这些环境都必须审美地欣赏为它们实际上所是的那样，这就要求欣赏者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懂得它们的独特特性与起源。这种知识是由科学揭示出来的，因此，在分析对于环境的审美欣赏时，认知立场通常被称为“科学认知主义”。就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具有意义的是科学的核心成分——科学认知主义认为，与环境审美欣赏相关的科学是生态科学，因此，生态知识与恰当的环境审美欣赏最为相关。简言之，根据科学认知主义的解释，生态知识与环境审美欣赏就从根本上结合起来。本文的目的是回答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把这个问题转化为生态知识在环境审美欣赏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这就是科学认知主义的重要结论。
为了阐明认知的环境审美欣赏的特性，我们可以举一个简明的例子。设想一下对两片森林进行审美欣赏。想象它们在外形上几乎完全相同，每一片广阔狭长的森林都在夕阳下散发着金色的光辉，每一片森林都可能唤起一种最初的审美反应。然而，进一步想象一下，一片树林是美洲落叶松，针叶由于即将到来的秋天而变成金色；而另一片树林则是松树，针叶由于松树甲虫的致命感染而变成了金色。假如我们知道这两片树林的特性与起源，因此就知道它们为什么看上去是那个样子，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具备关于美洲落叶松、季节变化、松树以及松树甲虫的相关生态知识，就会指导我们对这两片树林进行恰当的审美欣赏。美洲落叶松在夕阳下散发光辉，最有可能被体验为一种美的事物；而已经死亡与正在死亡的松树，尽管同样在阳光下散发光辉，但有可能被审美地体验为丑陋的，或者至少不是一种审美愉悦的直接来源。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相关生态知识的意识，就是包含在这种体验中的全部东西——这些体验也需要各种能力，诸如专注、感受力（敏感性）与趣味等；但这个例子的确证明：生态知识是恰当的审美欣赏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文章一开始，我重新构建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之作为关于如下两者间的关系问题：一是被广泛诠释的环境美学这一研究领域，二是作为知识特别载体的生态知识。针对这一问题，我的解决途径是考察“生态知识在环境审美欣赏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这就引发了审美欣赏自身的特性这个哲学问题，因为不同的审美欣赏理论支持着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因此，我讨论了一直发展于西方美学中的五种理论：如画传统、古典形式主义、审美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所谓的科学认知主义。我提出，除其他问题外，前四种立场很少在环境审美欣赏中考虑生态知识，或者生态知识在它们那里毫无立足之处。与它们不同的是，科学认知主义认为，生态知识在环境审美欣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出现了这种理论结果：在这五种标准的西方立场中，只有科学认知主义能够被恰当地称为“生态的美学”或“生态美学”。这样，通过阐明生态知识在环境审美欣赏中的作用，科学认知主义比较清晰地论证了生态美学在环境美学内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