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文化与思想动力，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思 想 的 影 响 。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掀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渐”的序幕。他把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义相联系，认为“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1]。利玛窦的介绍使西方人看到了在基督教文明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来自遥远东方中国的伟大思想传统。18世纪的欧洲是启蒙主义的时代。启蒙主义尊重理性、尊重自由，反对宗教神学，这一思想的来源，除了西方传统文化（如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文化）影响外，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的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魁奈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荣的”的国家，被西方一些学者（如孟德斯鸠）所津津乐道的体现贤明政府统治的法律章程，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亦有体现[2]。法国启蒙主义的三大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所提倡的“理性王国”的新文化，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非常敬仰，他认为中国的理性道德与基督教的道德有本质区别，应该是西方人所向往的目标；中国法律充满“仁爱”精神，中国的政治组织是世界最完善的政治组织，值得西方学习与借鉴。狄德罗亦盛赞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卢梭虽然不像伏尔泰、狄德罗等人那样赞美中国文化，甚至提出很多批评，但是也深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如罗曼·罗兰就指出卢梭“复归自然”的思想实即得力于老子[3]。18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歌德和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同样予以很高评价。歌德认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情感方面比西方人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莱布尼兹则认为中国在国家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而且还有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和哲学（自然神论）。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炮舰政策推行和向中国的殖民扩张的开始，西方思想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认知和美好评价渐渐被轻视并被批判之声所取代。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进程描绘为“精神的太阳从东方升起而向西方落下的过程”，使欧洲被当成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4]。在这样的文化和历史观支配下，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中国的一切，包括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5]。而中国人自己似乎也一下子失去了文化的自信：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对西方文化采取抵制与排斥的态度，不敢接纳西方文化的精神成果和思想影响，只是将它们定位在“技”与“器”的层面，学西方也只是学西方的气数之学，以卫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尧舜、周公、孔孟之道；或者全盘接受西方，认为中国文化无论是从器物、制度还是精神文化的层面都远远不如西方，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只能走西方列强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虽历经近一个世纪但在今天仍很有影响。“全盘西化”的主张是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中明确提出的，胡适亦赞成陈序经的主张，认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艺术、身体不如人，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全盘西化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刘晓波等人亦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让国人背了几千年的十字架，要彻底改变中国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彻底落伍的状况，必须甩掉这个十字架，全面、彻底地向西方学习。今天，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得到全面提升，已成为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但是，在文化认同方面，人们更容易接受的仍是西化而非中国化的主张，国人所缺乏的仍然是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不仅我们的教育制度、学术评价体系大多照搬西方或者以西方模式为榜样，就是在经济运行和日常消费等领域，其评价和参照体系也多是以西方人为标准，“洋文化”和“洋产品”成为人们的最爱，而民族的、中国的文化与产品常常被弃之如弊屣。在美学和文学理论领域，也存在着一种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的倾向，人们习惯以西方理论为标准来阐释中国的审美实践，来评判中国的文学作品，而中国的美学传统和民族的审美趣味却被轻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余秋雨在《关于东方美学》一文中说，他对东方美学远比西方美学无知[6]。我想，这恐怕不只是余秋雨个人的体会，也应是许多从事美学研究的人共有的体会与认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与长时期所受的教育，所接受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主要来自西方有着密切关系。
正是有感于此，我个人觉得，***总书记在今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作出的“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指示尤其重要。它不仅对于中国当下的美学研究有着指导意义，也可以说是为未来的美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就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7]毛泽东当时主要针对的是音乐界在接受中外文艺遗产方面的迷惘情绪而言的。当时，有许多音乐人都认为西洋音乐远优于民族音乐，所以中国音乐的发展要以学习和研究西洋音乐为主。毛泽东则认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8]，所以他强调应该在发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音乐中有用的东西，这样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使中国音乐有大的发展。毛泽东所提出的主张与***总书记的主张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主张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传统，同时，也都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来传承和弘扬这一精神传统。这一主张，当然包含紧密结合现实，使文学艺术如何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化的目标与要求，也包含充分学习和借鉴外国的长处和好的东西的内涵，但核心还是在于整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民族特性与风格的东西。
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学与艺术革新创造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尊重本民族自己的传统与创造，建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的问题。回顾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凡在美学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大家，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莫不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与美学理论，同时立足于中国文化本身，整理和发掘中国美学中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并以此为基础，寻求中西美学的融合。我们不妨以被人们誉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双峰”的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来说明这点。在许多人眼中，朱光潜的美学理论是充分西方化的。其实不然。朱光潜晚年在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者的提问时，十分肯定地说：“我的美学观点，是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再吸收西方的美学观念而形成的。”[9]
他还明确说自己的美学上的发展是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基础的。他自己最看重的着作是20世纪40年*写作的《诗论》一书。这部着作讨论的许多问题，如诗与谐隐，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诗与乐，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关于陶渊明，等等，都属于传统诗学领域，更重要的它是“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10]的方法，开创了中西比较诗学美学互释的先河。像朱光潜这样的理论大家，若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出于对中国文化和美学实际的深厚了解，他对西方美学的接受和运用，是不可能作出如此重要的理论贡献。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更是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一文中，宗白华认为，中华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和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因而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所以陷于落后和贫穷，美丽的文化精神也不能长保了，而近代西方，则以科学权力征服自然，征服落后的民族，但却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所以美丽的文化精神也不复存在[11]。正因如此，他心仪中国古代艺术和美学，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美学研究，因为这里有他要探索的美丽的文化精神。比如，他研究意境，是因为这里有民族文化心灵的特构；他探讨中国诗画的空间意识，是因为它是“生命的节奏”，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象征。他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化乐教丧失，一种人类的狭隘、自私、暴戾、浅薄、空虚、苦闷充塞社会的现实，所以大力提倡乐教（艺术教育），并特别赞许中国书法艺术，因为它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具有情感与人格之美，可以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12]。不仅如此，宗白华还认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可以与西方文化的美丽精神融合起来，建造出一种更高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早在1919年，在《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一文中，宗白华就满怀豪情地宣称，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的优点加以新的创造，并且认为，这融合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最相宜。因为中国人天资本极聪颖，中国学者，心胸思想，本极宏大，若再养成积极创造的精神，不流入消极悲观，一定于世界文化上有绝大的贡献[13]。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大综合”的时代。文化的全球化不仅导致文化的趋同，亦给文化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提供了广阔的生长空间。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更应该超越过去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有一份民族文化的自信。更应该发掘中国美学精神和传统，把它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美学。这不仅是中国美学精神和传统的丰富内涵所决定的，也是一个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已跻身为世界经济大国、政治大国的国家民族应该具有的胸襟与气度、应该尽到的责任与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