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中国美学文献对中国美学学科建立、发展，对中国美学研究深入展开的贡献，大家普遍采取认可、肯定的赞赏态度。如果说提议建立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便会引起学界的沉默。学界失声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不解和非议。有人不禁要问: 对我们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西方美学已经进入解构主义时代，中国美学界还要进行美学的分支学科建构，是否与国际学术潮流背道而驰? 中国已经有了美学学科，学界一直利用着中国美学文献，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是否必要? 中国美学的诸多范畴、命题、规律已经有所界定，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能否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那么，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是否有它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充分性呢?
一
中国美学文献学建设，顺应国际学术潮流吗?
必须肯定的是，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和深度开掘，一直受惠于它的国际视野，学院式美学尤其如此。1904 年，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慨叹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的张之洞，把美学学科设在“建筑学门”之下。1906 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赞赏日本把哲学列为文科九科之首的王国维，把美学作为经学科科目的一门课程。此时，要进入中国高等教育课堂的美学还只具有概念意义，显现着技术美学特征或哲学思维品性。我们分明在张、王二人的学科划分中，看到了日本学术的影响及其背后西方的影子，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 1949 年。二十世纪 50 － 60 年代，美学界展开美的本质问题大讨论，中国美学得到较快发展，但真正的赢家是马克思主义，背后是苏联式的言说方式。从新时期至今，一方面，我们借鉴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武库，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发展和壮大了中国美学学科; 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哲学思潮，既解构着西方美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依据，又动摇了中国美学赖以深入发展的理论基础。人们发现，越向西方靠近，我们似乎离自己的预期越来越远。
是啊，西方美学学科建立发展的基础，是本质问题的哲学追问，而解构主义者却拆解了它，而拆解它的正是文献阅读的方式。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解构了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在他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并未能认知世界的本质，不论是实体性的，还是本体论的，亦或是“实体 － 本体论”的存在和存在者，都只是派生性的东西。与存在、存在者相比，他发明的超出本体和实体分别，具有无限歧义属性的“分延”( dif-france) 更具本源性。他说: “分延才是更具‘本源’的东西，但我们再也不能将它称为‘本源’，也不能称为‘根据’，因为这些概念本质上属于存在———神学的历史，也就是说属于抹去差别的系统。”
《论文字学》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力作，从文献的角度，我们能够发现以下几个有趣的现象: 首先，文字既成为他的写作手段，也成为他的解构主义哲学立场; 其次，在逻辑思辨作为主导语境的西方，德里达将文献解读发展成解构策略; 再次，德里达行文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需要用文献的方法加以疏导。
现就《论文字学》第一章“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为例加以说明。
第一，在题记中，德里达引用尼采的话说，“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并说亚里士多德持有“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的立场，他要解构的正是希腊先贤这种言语凌驾于文字之上的哲学立场。在德里达看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重视语言，贬低文字是显而易见的，其结果就是中心与边缘、所指与能指、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就产生了言语中心主义及其派生者逻各斯中心主义。他因此贬低表音文字，钟情于中国象形文字。他要做的就是，拆解言语中心主义思想，终结承载该思想的书本的历史，让文字在书写中分延和播撒。可以看到，德里达把西方人一直视为本质的“存在”或“存在者”驱逐出本源之地，故意让含有歧义色彩的“分延”和衍生多样性语义的“播撒”更接近本源意义，建构言说解构的意义观。当中国在用文字进行文献学校勘的时候，德里达把文字学提升到哲学高度，取消了一切本体观念，在解构主义道路上走得可谓彻底。此时，如果说有本体的话，那就是文字以及对文字的诠释，文字因此具有了本体诠释学的意蕴。以成中英为代表的谙熟中西哲学的学者，把握了西方对言语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学术潮流，看到中国象形文字的表意功能以及中国哲学圆融一体的特质，提出本体诠释学的概念，主张文献诠释时“‘本体与诠释’互释生义，因此本体观念与诠释观念必须同时提出，两者的意义才能相互决定，才可深入‘本体与诠释’的关系问题”，以此形成本体论、诠释学、美学之贯通。
按照这种方式，一切文献都具有了衍生意义的特征。德里达和成中英等人的观点，也警示我们重新审视美学文献文字校勘工作，提高其在美学学科建构和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为梳理浩如烟海的中国美学文献，提升文献学文字校勘的学理水平提供借鉴。
第二，西方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建构了形而上学体系，要想推翻这一体系是相当困难的，德里达通过文献解读的策略完成了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章包括了“计划”、“能指与真理”、“写下的存在”三个部分。在“计划”部分，德里达对以言语和文字为代表的种种二元对立进行了分析，以期引出并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恢复文字应有的地位。
在“能指与真理”部分，他批判了从古希腊三圣到现代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语言观及其背后的言语中心主义思想基础，一再申说文字与真理的必然联系。在“写下的存在”部分，德里达把形而上学视为现象学、“显学”、“在场之学”; 他的目标就是通过“分延”、“痕迹”和“播撒”，把“显现”和“在场”隐去，把文字变成非表音的象形文字。为了实现他的解构主义目标，在第一章中，他引用文献超过三十处，其中直接引用大段文字达十二处之多，全章约一万六百字，五万五千字符，这十二处引文就达一千一百二十七字，五千六百八十一字符。
①他还先后提到了近 30 位学者的名字，在重点解析希腊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象学哲学家兼美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芬克等人的同时，一些非主流作者也被纳入他的研究视野。在专注于对这些人的文献进行解读的同时，他还利用文中小括号注释、脚注等形式，对引文进行了认真爬梳。他所论述内容涉及的理论主要包括古希腊哲学、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德国古典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解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诸多流派。这其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如果没有很好的文献学功底，德里达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拿胡塞尔来说，他的哲学手稿有 40000 多页，“他的哲学具有分析的性质，很难将他所做的大量个别分析系统地组织为一个整体”。身为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更是着作等身，要想批判以二人为代表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德里达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第三，德里达在文本中有意无意地犯下的一些文献错误，表明专科文献学的价值。这些错误包括字形的，如 diffrance( 分延) 、diffrer( 推迟、延迟) ; 字义的，如 parousie( 古意为“显现”，字面意为“基督显灵”) 、l＇exgtisme( dem Statarischen，古德文词，不动的，静止的) ;还包括引文的，如他引用了 G·H·冯·舒伯特一段文字，中文版译者汪堂家注释说: “德里达的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参见 G·H·VonSchubert，Die Symbolik des Traumes( 《梦的象征》)Leipzig 1862 年 版，第 23 － 24 页。———译 者。”
对德里达有意无意制造的这些错误，我们应该做辨证的分析。那些有意而为的“错误”，其实不是错误，是他的一种解构策略，是他解构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光鲜亮丽的组成部分。他用生造文字、使用古语、常用隐喻、反常使用术语、意义播撒、故意引起文本歧义的方式作为手段，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中言语的确切意义性。汪堂家就认为，“diffrer 既表示‘区分’，又表示‘推迟’、‘延迟’。德里达之所以说‘分延’是个经济性的概念，是因为这个词能同时包含两种近乎相反的意义”。那些无意而为的错误，则主要因为德里达作为学术研究的个体，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时，忙中出错、没有在校勘中及时发现，缺乏有力的文献学支撑的结果，这也为人们对德里达学术进行传播、开展研究带来了麻烦。汪堂家把《论文字学》翻译成中文版前后历时七年，“对译者来说，翻译上的困难既在于德里达生造了不少新词，又在于他好用词的古义，也在于他喜欢使用隐喻，并反常地使用一些习以为常的术语。然而，最困难的莫过于他为体现‘意义像种子般播撒’的思想而故意在同一段话甚至在同一句话中使用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
除此之外，该书至少涉及九种语言，“德里达写作时总是旁征博引，有些引文出处交代不详，有些引文与原书有较大出入，有些页码不够准确”。虽然《论文字学》意义相当艰涩，但贯穿全文的是对逻各斯、在场、语音等核心范畴的解构，对表音文字形而上学秘密的拆解，以此实现对这些核心范畴支配着的传统思维方式、日常语言、伦理道德、价值判断的批判。西方文献一定对逻各斯、在场、语音这些范畴进行过梳理和研究，但是，如果真正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工作，那么，作者德里达就不会犯这么多“无意的”错误，译者汪堂家也不会在瑞士、德国、法国图书馆校对德里达的引文遇到那么多麻烦，以至于“另有一些因一时找不到原书只好留待以后补校”。
现在，既然建设中国美学的西方基础已经发生动摇，既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使用的文献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和遗憾的经验，既然成中英等人发现了中西美学对话、交流、沟通的文献学渠道可以搭建，那么我们所进行的中国美学文献学建设事业就顺应了学术潮流。
二
从美学发展角度出发，文献学有纳入美学学科建设规划的必要吗?
首先，中国美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学科。在中国美学学科发生、成型期，西方文化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交互辉映。该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美学文献从儒释道思想中析取，同西方哲学、心理学、艺术门类学交叉融合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美学学科走向深入发展期，实践美学成为主流，审美活动论出现转向，后实践美学展露头角，生态美学生长茂盛，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得以发展壮大，这些都与中国美学文献的贡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文献成就了中国美学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意识。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王国维引入美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力图用具有哲学意蕴的美学，改造中国的经学乃至文学。在具体的《红楼梦》研究中，他引入康德审美无利害观点，认为“美之为物有二种: 一曰优美，一曰壮美”，“吾人且持此标准以观我国之美术( 美学之术———本文注) ，而美术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着作曰《红楼梦》”。
李泽厚在考察了陶器上蛙纹、鸟纹从半坡时期，经庙底沟、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四坝到汉墓帛画的演变后认为: “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是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
王国维用康德美学思想阐释《红楼梦》，李泽厚用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观点分析中国远古陶纹，都表明中国学界希望将西方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推动美学研究进步，促进中国美学学科发展的诉求。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美学，不仅要求它与世界主潮沟通，与中国的现代性相连，还要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相契合。
此时，文献发掘、整理、研究的作用日益突出。宗白华认为，学习中国美学史特殊的优点是，美学思想蕴含在哲学着作、诗文、绘画、戏剧、音乐、书法理论中，材料特别丰富; 各专科艺术体系独特且相互影响乃至包含，因此各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共通性容易寻获。于此同时，如何在各种丰富的材料中寻获美学思想，如何把握特殊性、打通共通性，就成为了难题。
宗白华重视美学史中的文献问题，章学诚就把史的研究者分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着作之史”与专门进行文献研究的“纂辑之史”，并认为从宋朝往下，“着作之史”并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因务求博雅，校雠精准而“错综排比，整练而有剪裁，斯为美也”。由此可见，建立发展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是发挥中国文献优势，促进美学体系开放发展的重要措施。
其次，文史哲文献学学科建设之路，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的美学文献，蕴藏在数千年的文史哲古籍之中。中国的文史哲研究历史悠久，分别形成了文学、历史、哲学学科。即便在文献资源丰厚、研究历史悠久、学科分类完备的状态下，这三科的文献学建设工作也在顺利进行。
1982 年，谢灼华撰写《简论文学文献与文学文献学》，就文学文献学的建设意义、学科属性、研究范围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此后一大批文学文献学书籍出版发行( 表 1 列出了部分着作) 。这些着作在实践和理论上总结了该门学科主要研究内容: 1．文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指导思想、研究任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相关学科与文学文献学的关系; 2． 历代文学书籍的出版、演变情况与沿革; 3． 文学文献的类型; 4． 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与重点作家的着作版本; 5． 文学工具书知识，包括编制原理与使用方法。【表1】
与此同时，这几本书的差异相当明显。张君炎、侯晓明所着《中国文学文献学》，具有相同的体例和内容。书的前七章对中国文学文献体裁、类型、版本、目录、校勘、注释等情况作了较全面论述，具有专科文献学概论性质，后七章分别对综合类、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文献等文学类型文献作出说明，并介绍了检索方法和工具书，具有简明的要籍解题性质。薛新力、段庸生的《古典文学文献学》分为“古典文献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古代各体文学文献述要”。其编撰体例大致和《中国文学文献学》相当。刘跃进的《中古文学文献学》分为“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中古诗文研究文献”、“中古小说研究文献”三个部分，内容涉及从南朝到清代关于中古文学的研究文献，全书抓住了文学文献的主要类型，提出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具有文史结合、资料方法结合的特征。查洪德、李军的《元代文学文献学》以元代诗文、词曲、戏曲、小说笔记、诗学词曲学文献及相关文献作为研究主体，以 20 世纪对元代文学史、研究论着和史料考订钩沉为补充。文学文献学学科建设发展势头相当强劲，已经从文学史、文学作品的领域，拓展到文学批评的领域，孙立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就是其中的例证。从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分支学科，文艺学被称为艺术美学的角度看，孙立其实已经在做文艺美学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工作。
再就历史文献学来看，白寿彝撰文《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以主客问答的方式，就研究历史文献学的功能、学科属性、建设必要性、历史性、研究者、学科内容、与文学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后历史文献学着作不断出版( 如表 2 所示) ，该学科建设日趋成熟。【表2】
这些着作对该门学科的建设包括: 1． 相关范畴和规律建设; 2． 分期文献及其工作的研究; 3． 历史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着作也有自己的各自特征，如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用文献学方法梳理典籍文献、人物研究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 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则将要籍解题和专科文献的论述相结合; 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完全按照文献学的体例言说历史学的内容; 曾贻芬、崔文印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探讨了历史文献学的内容资料以及专科文献学的理论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张舜徽走了一条文献学建设开道，史学史建设跟进的道路。1982 年，张舜徽出版《中国文献学》时说: “我们的最大目的，便是要在对文献进行了整理、编纂、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终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
可以看出，他的《中国文献学》并未有专门性学科归类，我们不便于把该书归为历史文献学，其实它具有历史文献学的意义，张舜徽出版该书的目的，是要借用文献的特殊功能写作史学史，他是用文献学方法进行学科建设的典型代表，在他那里，文献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有方法论的意义，还让文献学建设比史学史建设具有优先发展的权力，这无疑说明专科文献学对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
相对起步较晚的是哲学的文献学学科建设。李申的《中国哲学史文献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资料学”，内容涵盖从古代到近代( 清朝后期) 的哲学典籍; 下编为“文献的理解和整理”部分，包括训诂、考据、文献校勘与标点、版本优劣、古籍文献理解问题、古籍今译六章。纵观该书，借鉴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套路，对解决中国哲学史问题很有帮助。
中国古典美学的严整体系，一直通过文、史、哲等相关文献而隐匿地显现自身。如何通过卷帙浩繁的文献，客观反映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特征，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史、哲三科的文献学建设事业，为我们进行美学文献学建设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将要建立的中国美学文献学，有它自身的学科品性。
②就文献学科目划分而言，它应该属于专科文献学。所谓专科文献学是文献学与其他各门学科相交融的结果，它体现为向古典、现代文献学的双向拓展，推广新技术、新方法在以前成果的应用，也促进技术创新和方法理论创新。
它的研究对象是专科文献和专科文献工作，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学科发展概貌、学科文献知识、检索工具及使用，他密切联系特定专业的学科知识，研究该专业的文献产生、沿革、分布规律，以便揭示、控制、指导利用专科文献，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综合研究的方法，促进了专科的发展。
三
中国美学文献学，对学术活动起怎样的作用?
首先，自在的文献需要人们考镜源流。中国是文献大国，如何从各类文献中寻获美学文献，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当代美学界已经在着手做这项工作，并取得了不小成绩。中国美学文献学建设已经走过了拓荒期、复苏期、深化期，只是处在有学无科的状态。即是这样，所取得的成绩也为推动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拿古典美学文献辑录来说，象《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国古典美学举要》、《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等，都是很好的中国美学文献资料集。②这些工作的意义在于: 第一，增强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美学体系的认识。经过上千年的天文、地文、人文浸染，中国古典文化在美学上形成了自己一套范畴、原理和规律体系。这些美学思想常常以文字的方式隐藏在音乐、诗歌、舞蹈、绘画以及各种器物之中，隐匿于甲骨、金石、竹木、帛纸等材料之内。如果没有相关的资料辑录，使用者将会重复性地做很多工作。
中国美学界学人前赴后继，用数十年的时间去挖掘、整理、开发和应用这些文献，其价值不言而喻。第二，这些资料具有文献学的价值。所辑录的集子选取资料权威，多采用校勘、目录、辑录等文献学方法，既方便初学者阅读理解，又方便深入研究者按图索骥，掌握中国古典文献中美学资源的分布规律，为学习使用带来了便利。历史上目录学做得好的，其学术水准就相对较高。文献学家张舜徽“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认为汉代郑玄，宋代郑樵学问做得大。郑玄自不必说，单从郑樵非议班固“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通志序》) 的话中，我们就能知道章学诚说郑樵《通志》为“独断之学”应该不为假话。郑樵学问做得好，与他善于以“类例”方法掌握书籍有密切关系。他说: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
这明“类例”就是在强调目录学的重要性。第三，便于研究者发掘尚待研究文献的分布。中国美学文献的很大一部分，蕴藏在儒释道的典籍里。在对古典美学文献进行挖掘、整理、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学界并没能促成这三方文献协调发展，而是建立了一种近乎暴力的儒家文献开发利用处于强势地位，道家文献开发利用紧随其后，释家文献尚待进一步发掘整理的主次等级秩序。在强调消解主次对立，主张中心和非中心沟通对话的学术语境下，中国美学文献辑录研究所留下的空白，成为很好的学术增长点，等待有识之士进一步开发研究。
其次，学术的自为需要进行文献审视。前面已经提到，解构主义通过解构范畴，进而解构传统理论，促进了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也客观地推动了美学事业的发展。与西方相比，中国学人对美学范畴的认知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以 1996 年到 2011 年我国出版的 11 部关于范畴研究的着作为例( 如表 3)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特征。【表3】
涂光社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对范畴的基本含义、民族的思维发生机理、汉字的功能特征、范畴的哲学依据等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属于发生学研究。第环宁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范畴辑论》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二十几个重要范畴，作了历时的旋律性和共时的和声性研究，其独到之处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美学范畴进行的研究。夏昭炎的《意境概说: 中国文艺美学范畴研究》对“意境”进行了界定，对它的形态、创作、鉴赏和源流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葛路的《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是兼范畴研究、绘画特质功能研究与作品鉴赏于一体。因体制短小，家法渊源尚待梳理，该书的权威性就受到了质疑。赵建军的《魏晋南北朝美学范畴史》、王耘的《唐代美学范畴研究》、王振复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李欣复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史》则属于断代性或通史性范畴史研究。这些书因将范畴研究与美学思想史爬梳相互结合，往往显得意蕴较为深厚。曾祖荫的《中国美学范畴论》、胡雪冈的《美学范畴新探》属于思想散论，并无严密的逻辑体系可循。能够分条析理的要数张皓的《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该书分为二十章，将影响中国美学的二十个范畴一一剖析，因为能够朔源导流且与深层的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所以它的学术价值相对较高。
通过对这些着作的解读，我们会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思想流变是范畴形成发展的主线。如魏晋时期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兴起，佛学的渗透，儒释道的融合，催生出禅、般若、涅盘等相关范畴，推动了人们对道、气、有、无、自然、心性等范畴的深入理解。但凡能将思想文化体系与范畴研究结合紧密的着作，其学术价值就相对较高; 但凡那些体例散漫的作品，其学术水准就有所欠缺。其次，范畴研究有待进一步规范。在所有这 11 部着作中，我们很难找到被相对统一地进行研究的范畴。这从学术多样性的角度讲是件好事，显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从文献使用的角度看，研究者的功力多寡决定了这些着作的参差不齐。本来功力和学问就是两回事，有功力的人不见得学问做得好。章学诚说: “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闻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
要想把学问做好，我们还是先认准文献学正途，做好搜遗、编纂、考订工作，然后走闻精微，启津逮，喻隐微，言学术的道路。第三，考订范畴要有系统的文献利用观念。王振复所编《中国美学范畴史》考察了中国美学范畴的酝酿、中国美学范畴的建构中国美学范畴的完成三个时期。书中认为: “中国美学范畴史，是一个‘气、道、象’所构成的动态三维人文结构，由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哲学意义上的‘道’与艺术学意义上的‘象’所构成。”
这一观点将美学范畴和范畴发生的学理背景有机结合，表现出相对成熟的学术面貌、相当水准的方法论基础。之所以会这样，与编着者王振复长期从事古典美学研究，既有《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这样的文献辑录，又有《中国美学史新着》这样的美学新思维不无关系。除了以上三点之外，学术创新离不开新方法新理念的产生。当德里达通过文献学方法取得学术成就时，我们是否该审视总结如何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呢?
在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禁得住拷问，即便自己也应该多站在国际视野，学科发展视域和学术昌明的视角，对该学科建设的条件进行追问。可以说，在国际学术界争取话语权，在学科层面获取发展权，在学术层面夺取创新权，都离不开文献学建设工作。因此，中国美学文献学的建立和发展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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