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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中西美学中味觉的不同内涵与审美特征探究
【绪论】
中西味觉美学的不同特点研究绪论
【1.1】
中国味觉审美发展阶段
【1.2】
西方味觉美学艺术发展阶段
【2.1】
中西味觉审美趋同成因
【2.2】
中西味觉审美特点差异成因
【3.1】
中国味觉审美表现出的一致性
【3.2】
西方味觉审美呈现的矛盾性
【第四章】从中西味觉审美差异性看中西美学特点
【结语/参考文献】
中西味觉的审美差异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四、从中西味觉审美差异性看中西美学特点
张法先生将西方与非西方的主流文化简化为两种基本的状态：“西方的实体性美学和非西方的虚实一体美学[1]”.可以说，中西味觉审美的不同流变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不同的美学状态之上的。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时期就树立了二元对立的思辨传统，注重本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分离，以本体规定客体，作为生理感官的味觉与审美相分离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而中国文化却注重主体与客体彼此交融与贯通，以本体感受客体，从而体味事物的本质。上文已探讨过中西味觉审美的差异所在，本章正是以这种差异性为出发点，具体阐释中西美学观念中审美知觉、审美心理和审美超越三个方面的不同表现特点。
（一）就审美知觉而言，中国重味觉，西方重视觉
童庆炳先生曾说过，审美知觉是一种属于人特有的知觉，是对事物表现性的知觉。事物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物理性，包括事物的颜色、形状、体积、性质以及构成元素等，我们可以概括为事物的形式属性；还有一种则是表现性，是艺术领域涉及最多的，即事物表现人的情感的属性。[2]对比中西审美知觉理论，中国形成了五觉平等，味觉优先的感官秩序和审美传统，而西方则是鄙视嗅味触，以视听为尊，尤以视觉优先的感官体系和审美习惯。中西形成不同感官先导的审美传统是建立在对不同感觉器官的理解之上的。
中国美学味觉优先的习惯首先体现在中国对味觉器官“舌”的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往往赋予舌头许多特别的功能，唤其作“心窍”或“灵根”,认为其作为味觉器官之所以可以发声辨味，正是因为和“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黄帝内经》有：“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清代着名医家张隐庵在此基础上阐释道：“舌者，心之官也[3]”,指出人的心的生理、病理情况可由舌头所表现出的外在变化得出，这也是为何“舌诊”成为古代中医诊病之时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意义上“味色声”的排列秩序，五行学说基础上“味”的哲学本质，以及中医学说长期“以味入身”的实践都规定着味觉的特殊意义。作为事物本质的“味”通过视觉之“看”是无法把握的，承担这个把握本质使命的注定是味觉。[1]
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是，西方美学从理性出发，以个人主观成见较少的视听为先导，而排斥嗅、味之官，同时在视听先导的基础之上，又尤以视觉最为优先。柏拉图曾借神灵的名义赋予眼睛以尊贵的地位，他说：“诸神最先造的器官是眼睛。它给我们带来光。眼睛在脸的上方……视觉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福气的通道[2]”.中世纪活跃的美学家费奇诺在论述视听两种感官时便直接指出：“美之属于视觉，胜过属于听觉[3]”.究其原因，一方面视觉被认为是最敏锐、最安全的感官，它承担了感官知觉认识世界的大部分责任，并且能先于其他感官预知到未知的危险从而给人体提供保护，如英国的培根就曾说过说：“在一切感官之中，显然是视觉在供给消息方面负有主要的任务[4]”.罗杰·弗莱也在《艺术家的视觉》中写道：“视觉提供了某种先兆性的认识，即认识到可能影响人的内在防御能力的东西，认识到个人的味觉和触觉，而后两种感觉出现得太迟，以至于人们无法预先注意到危险[5]”.另一方面，虽然西方美学家认为视觉和听觉同属高级感官，都能够认识理性世界，然而视觉较听觉而言，距离感更明显，主观成见更少，更为客观公正。阿恩海姆从心理学角度对视觉的客观性进行分析时曾说过：“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乃是视觉，它是一切公正的观看或观照活动--的本原[6]”.所以，西方世界中的视觉成为观照理性世界最大的功臣，已然与理解力紧密联系起来，比如在英文表达中，当我们说“I see”这句话时，往往指的不是我看见了，而是指我理解或明白了某种东西。“看”已经被隐喻性地理解成用“最高贵最值得信赖的感官”并“通过理智获得知识”的意思。
（二）就审美心理而言，中国重感性，西方重理性
就上文而言，中西方对人体“五觉”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尤其表现在对待视听以外的感官的审美属性上。而这种差异性的产生，与中西方迥然相异的审美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的审美活动往往具有生活性、体验性，中国人总是自觉地将美与人、与社会、与人的生活相联系，始终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美的踪影，因此中国的美源于生活，需要由人亲自去探求和体悟才能够掌握，自然而然也就包含了人的各种情感和欲望的。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从一开始，中国传统关于美和审美的意识便不是禁欲主义的。它不但不排斥而且还包容、肯定、赞赏这种感性--味、声、色（包括颜色和女色）的快乐，认为这是人情之常[1]”.因而与欲望紧密相连的味觉感官相比于更为客观的视听之觉反而更能表现出这种感性和快乐，更能反映出中国人审美意识的独特性。与此同时，中国的审美重在体验，并在长久的实践里形成了直观感悟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人探寻事物本质时不喜欢寻根究底，落在实处，而更愿意通过一种感性、形象、生动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故而中国审美讲究心领神会、妙悟。因而有学者在探求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时指出，“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感性形象来达到对普遍意义的把握，因此，我们说它具有天然的美学特性[2]”.
而在西方美学史中，从古希腊的美学传统至今，一直流行着一种关于美的一般性理论，被称为“伟大的理论”,即美存在于客观对象各部分的比例和安排中，即“匀称”、“和谐”.这种理论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古代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在客观的物质的世界中寻找美的本质，最后基于数字之美将和谐、匀称运用到听觉、视觉艺术中。可以说，这种“伟大的理论”造成了西方的审美传统只重形式而忽视情感，完全是建立在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审美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理性内容。而理性的最高形式就在于比例的匀称与合节，这就使得西方审美所涉及的艺术形式具有明确的外在形状、体积、位置等形式属性，或者说具有一种强烈明晰而又直观的“可感性”,如此一来只能感知距离较远相对客观的由视听感官来承担，以便更好地获取事物的理性内容。
可以说，与视觉相对应的是“形式”,而与味觉相对应的则是“情感”,因而西方的美学多带有形式性，重在认识世界，是认识论要求下的一种追求客观、公正的理性美学；中国的美学多带有情感性，重在体验性，是体验论，是一种追求的是人自身情感与本质的生命美学。
（三）就审美超越而言，中国重内在，西方重外在
皮朝纲先生曾指出：“在艺术活动中，无论是从创造还是从欣赏的角度来看，审美体验的内涵都不限于认识事物，抒发情感，或者说，审美体验的本质不在于对有限的认识和把握，而在于超越，通过对有限的超越而获得永恒意义的自由与高蹈[1]”.所以，审美的终极目的是审美超越，然而就审美超越的方式而言，中西中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审美超越是依托于理性与宗教的超越，中国审美超越更多的是注重内在精神世界的求索与升华，体现了浓厚的生命意识。
不可否认的是，自从古代希腊以来，西方美学家从未停止寻找除了实证科学知识之外的精神生活。苏格拉底的“德性”,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中世纪的“上帝”,甚至人们对数学和逻辑形式的兴趣也可以看成是那种超出当下知识内容追求更高精神生活的表现，因而在古代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当作“本源性”的东西来对待，而把数的和谐与音乐的节奏、韵律联系起来，就不是偶然的。然而，他们所追寻的这些要么在建立在宗教意识之上，要么是建立在理性推理之上，或者两者兼之，无论是哪种情况，着眼点都落在外在的客观世界中，或者是神的世界中，而远离主观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换言之远离了人本身。同时在古希腊，形式即内容，健全的肉体代表健全的灵魂，他们所敬仰的神的世界其实是另一个被理想化了的人的世界，神是人化的神，和人一样具有情感世界。中世纪时，西方社会在宗教意识驱使下，鄙视肉体，推崇灵魂，将人的肉体与灵魂截然对立起来，象征着天国世界与人间世界的对立，认为人的幸福就在于摆脱本肉体的欲望，以寻求精神的超越，死后才能升入天堂。因而，西方的审美超越大多是基于客观世界的形式美之上的，脱离了人的肉体与欲望，从超越形式来把握美的本质。
中国美学则不然，中国思想所理解的世界就是人世，即人间世界，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不存在另外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比如西方的天国世界。换言之，中国人比起来世更重视现实人生，追求现世的快乐与幸福。味觉的审美体验可以说是从身体美学出发，能够帮助中国人更好地认识人自身，正视人的生理需要，把握人的切实需求，从而实践人生目标和理想。更进一步说，味觉审美也正好反映出中国美学对生命的观照，在身体的欲望满足获得心灵的诗意享受。朱良志先生曾说：“生命超越是中国哲学的核心[2]”.中国的美学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美学，而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是关注生命体验和超越的学说，其重心就是超越外在的感性经验，寻求生命的感悟，不是从“经验的”世界认识美，而是从“超验的”的世界领悟美，关注的不再是客观的感性对象，而是主观的心灵满足，在心灵的超越中与天地万物会归，充满了生命的灵性与诗意，在这种最高层次的超越中解放自我，把握最深层的美的本质，即生命之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