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兴盛于六朝，且理论价值极其深远。之后人们普遍关注绘画技法，导致画论开始偏重技术的讨论和研究，从而相对削弱了绘画理论阐释的发展和深入。画论的这种现象持续到清代，对于技法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并形成了体系。清代绘画，虽没有画院设置，但是画人供奉内廷随运而生。清代山水南宗独盛，人物肖像参入西洋之法，唯花鸟或承袭前代之风，或自出新意。从余绍宋《书画书录解体》《清史稿·艺文志》等所收清代绘画理论着作来看，清代画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均有很大提高，并且出现了很多绘画批评理论的着作。从整个清代绘画理论来看，其受清代学风影响很深，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参与绘画，这就把传统的绘画研究带入了一种严谨而有规范的学术框架之内，从而在清代的画学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学术的气息。一般来说，清代学风对画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清代学者多治史学，编撰画史亦受此风气影响，所编画史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清代为界的断代史；一是以地域为特点的区域史。如撰历代画史有彭云灿《历代画史汇传》、姜绍书《无声诗史》；断代画史有秦祖永《桐阴论画》、冯金伯《国朝画识》、徐沁《明画录》、张庚《国朝画征录》、窦镇《国朝书画家笔录》；专门史有汤漱玉《玉台画史》；区域史有鱼翼《海虞画苑》、陶元藻《越画见闻》等。清人对画史的修撰体现了学术惯性，也表现出清人总结、规范古代绘画新格局、新秩序的责任意识。“叙而不论”的编撰方式恰好说明“以叙为论”思想根源，其出发点仍然是对明代以来绘画史理论的阐释与补充。
其次，清代学者治学，善用归纳比较研究，多讨论体例。清人总结古代绘画理论体系，多用此法。最为成熟的典范当属康熙时编撰的《佩文斋书画谱》。此书把古代绘画理论归纳为四个部分：画体、画法、画学、画品。这种体系的归纳，完全体现出清人学风影响下致广大的学术能力。同时，明代流行的书画鉴藏品评风尚也在清代成为学人研究的内容，如陆时化在《吴越所见书画录》中着有《书画说铃》数则详细论述古代书画作品的流传、鉴别、作伪等内容，从雅玩中流露出学术的品味。清人论画重视体系划分不仅是对繁杂的技术进行整理，同时也是清人“以艺通道”思想的具体体现。
再次，清人治学对纲目划分精细，崇尚以“用”为本。清人对古代绘画亦有系统划分。如唐岱《绘事发微》列“正派”“传授”“品质”“画名”“得势”“自然”“气韵”“临旧”“读书”“游览”等多项内容；张庚《浦山论画》中分“论笔”“论墨”“论品格”“论气韵”“论性情”“论工夫”“论入门”“论取资”;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总结山水画理论，分“宗派”“穷源”“神韵”“存质”“避俗”“立格”“会意”等。这样一种精微细致的分类方法，不仅总结了清代以前中国古代画学所涵盖的全部内容，也完整地区分了“技”与“道”的差异。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曰：“夫为学之道自外而入者见闻之学非已有也，自内而出者心性之学乃实得也。善学者重其内以轻其外，务心性而次见闻。庶学得其本而知其要矣……画虽小技当究用笔、用墨、炼形、炼意、得气、得神，方是心学。”
由此可知，清人详细总结前人绘画中的技法内容，最终是要做到技进于道、德成为上。
最后，清代学风有门派、地域之分，书学重视门第传统，画学也同样坚守正统。如唐岱《绘事发微》中首举“正派”,次为“传授”;沈宗骞《芥舟学画编》首举“宗派”;王概《学画浅说》有“分宗”一节。这种划分明显受到清代学术风气影响，旨在为古代绘画厘清宗派，肃清源流，挖掘绘画的学术思想基础。明代项穆《书法雅言》奠定王羲之“书统”形象，意在等同于孔子的“道统”地位，那么清人在画论中所举“正派”“宗派”也就含有建立“画统”形象的倾向。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首举董其昌、王时敏、王监、王翚、王原祁等五人，意在强调古代绘画“正宗”地位。需要强调的是，董其昌与“四王”在清代不仅仅代表山水画技法的最高成就，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技术和审美代表了一种“传统秩序”,是“雅文化”的代表。这些都非常符合清代政治的需要。所以，清代绘画理论中有关宗派的划分正是要对“传统谱系”的确认与维护，这也是中国古代绘画中传统思想的体现。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风，清代绘画批评理论中鲜明地提出了书卷气、去“俗”、画品即人品等非常有特点的三项标准。清代士人提倡绘画应具有“书卷气”,如笪重光《画筏》云“抒高隐之幽情，发书卷之雅韵”;王原祁《麓台题画稿》“画法与诗文想通，必有书卷气而后可以言画”;查礼《画梅题记》“凡作画须有书卷气方佳”.清代是学者型社会，士人治学深入到生活的点点滴滴。画虽为文人之余事，同样可以通于道。士人提倡“书卷气”,旨在强调一种修养、一种品格，作为媒介的绘画，必然要能体现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修养。
这种精神风貌区别于世俗、市井之气，提出绘画要避“俗”.叶以照《论画脞语》曰：“画中之病多矣，惟俗为难治之病。”王概在《学画浅说》中进一步指出“俗”便有“市俗气”所谓“俗尤不可侵染，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对于绘画的“俗”,清人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又归纳出五种，“画俗约有五：曰格俗、韵俗、笔俗、气俗、图俗……惟能避俗者而后可以就雅也”,沈氏从格调层次、画外之意、技艺非凡、精神风度、形象构成五个方面区分“俗”的类型，全面细致，深得清人治学精微之法。清人学风远接顾炎武，文宗意在“去俗”,画论中提倡书卷气，意在去“俗”,可见画论深受学风影响。
清人强调画有“书卷气”,去“俗”,都是在标明“雅”的标准。清代画论借助“雅”的不染一尘，如鉴古锦的外在表述，进一步延伸出“画品”与“人品”的一致性。
查礼讲“知士必先端品而后可以言艺也”;王概说“不惟其画惟其人，因其人想见其画，今人舋舋起仰止之思”;张庚《浦山论画》论“品格之高下不在乎迹，在乎意”;王昱《东庄论画》云“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沈宗骞认为“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叶以照《论画脞语》“字如其人，画亦如其人”.论画不过是一种方式，而归结于人，人品高，画品自然就高，以画论道，以画求道。
清人论画提倡“书卷气”,要求去“俗”,归结为“画品即人品”,理论内涵一步步深入。在清代士大夫的心中，探讨绘画，无论是形而上或者是形而下的阐释，都是为求得一种超凡脱俗，存古存今的人格境界。同时，清人论画也讲意在笔先、正派正传如道统、偶逢“合作”等内容。清代绘画批评理论之所以有这样成熟的标准，一方面来源于书法理论早于绘画理论成熟，另一方面清代学风也对清代绘画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所提倡的三种批评标准来看，受书学观念影响较为明显。首先，书法提倡“书卷气”、去“俗”,早在北宋苏轼、黄庭坚时就已经出现。而《宣和书谱》评沈约书法谓“胸中有万卷书，下笔自无俗气”,则可以到一种因果关系；其次，书如其人，肇端于许慎《说文解字序》中“书者，如也”,两宋时期最为普遍，归结出“字如其人”“文如其人”等批评标准，从“人本思想”对古代文艺精神做出整体关照；再次，元代赵孟頫提出“书画本来同”,画要能得“士气”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精通书法。清代士人论画，移植了很多书学内容，如笪重光讲“点画清真，画法原通于书法”;沈宗骞讲“画之与书原无二道……孙过庭谓学书有三时，余以学画亦然”;蒋骥《读画纪闻》记“书画一体，为其有比例也，此语为士大夫言之。……书法论有云意在笔先，作画亦然”;叶以照讲“欲学画，当先学书”等。清代士人普遍善书，加上帝王的推崇，前后出现尚董、尚赵的风气。董、赵二人既为画坛领袖，又秉承王羲之“书统”正源，所以清代士人兼顾书法的同时自然也在关注绘画。
实际上，清人治画学，全在一种广博、朴实的思潮之下形成。虽然划分近于繁琐，但细致详实的内容有助于绘画的普及。而建立的三项批评标准全然在一种艺术精神品质下加以提倡，这也避免了因技“熟”而技“俗”的情况发生。所以，清代学风影响下的画学非常具有学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