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清时期的艺术发展阐述政治在艺术发展中的作用

　　元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雅士迫于各种压力而无意功名，隐逸山水之间，专心于书画创作，抒发胸中逸气。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大背景下的反政治艺术恰恰推动了艺术向高潮发展。

　　元代以前，绘画艺术以特有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深得历代帝王的扶植，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跻身其中；此外绘画还成为很多人进入仕途的工具。特别是两宋时期，统治者设立了翰林图画院，更是为绘画与政治以及文人士大夫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政治与艺术的密切结合，使艺术家针对艺术创作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重神韵、求俊发、讲究诗画一律等理论主张，一些画家在创作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绘画艺术发展到宋代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元代历史的发展出现了“逆转”,从政治因素上影响到了绘画发展的未来走向和人文底蕴。

　　元初为了巩固统治，提倡佛道而轻视儒学，没收铜器和禁止集会等，而科举制度的废除更使士人阶层沦至社会底层。所有这一切，都给士人阶层以沉重的打击。这种进取无门的处境，使士人阶层变得意志消沉，但在现实面前还得以一种无奈的心绪开始寻找个人定位。他们之中有的刚烈决绝，与现实抗争到底，如文人郑思肖；有的散淡人生，悠游于世；有的遁迹山林，寂寞守志；当然也有不少人通过各种途径惨淡经营，以求入世求达，如赵孟頫。但他们无论做出哪种抉择，都需要找到一种精神寄托。在这个营构个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绘画作为抒情达意的手段，使元代绘画的创作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绘画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郑思肖生性耿直，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都与他格格不入，尤其是那些屈节仕元的所谓识时务者之流在他眼中更属粪土之辈，他绝不与之为伍。所以他对元统一时所实施的新政丝毫不感兴趣，甚至嘲弄与诅咒，他只能在“独行、独住、独坐、独卧、独吟、独醉、独来、独往”的大寂寞中吞吐人生，反映到艺术上则达到一种极高的境界，给后世文人画树立了榜样。他画幅上的题识，常以点明主旨、抒发情怀为目的。兰花在他的笔下不再是单纯的取悦于人的审美对象，而是画家自我人格的象征和道德操守的印证，惟其如此，才有“头可断，兰不可得”的骨气。也正是蕴含在作品中的这一令人钦敬的人品，才使郑思肖在元代画坛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使他的墨兰散发千古不灭的馨香。

　　赵孟頫作为宋室后裔，仕元后成为“官从一品，荣际五朝”的“明星”式的人物，而他卓着的艺术成就和对书画同仁的爱护与提携，更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一代宗师，所以他的艺术实践和理论见解就自然而然地为整个文化界所普遍认同，他也因此成为元初以及整个元代开启一代画风的领袖人物。对于赵孟頫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尽管后人对他有很多争议，但是应该更多地看到他对艺术的贡献。

　　清代，明末的文人雅士、皇室后裔又一次被抛向政治的边缘，中国的绘画艺术获得了另一种际遇。清初四僧画家弘仁、八大、石涛、髡残，都是由明入清的画家，他们的绘画无不带有深挚的情感色彩，并且曲折隐晦或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各自的遗民意识，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强烈个性，都与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正统派画风大相异趣，构成了画坛上一道流光溢彩、靓丽炫目的别样风景。他们依据个人对新政权的厌恶程度推动自身艺术的发展，他们被政治抛弃或被逐杀，将不得已的情与恨都化作胸中的情结进而体现在作品中。

　　弘仁是四僧中最彻底的遁世者，出家后挂瓢曳杖，芒鞋羁旅，远离世事纷争，与画做伴，俨然“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后来返回家乡，时而出游，往来于黄山白岳（齐云山）古寺之间，沉浸在绘画艺术的精神世界中。

　　弘仁的山水画呈现的是画家心目中的“世外山”,然而他的山水画境依然曲折地反映了他的遗民意识。一个时代，一个政权的确立，都或多或少地对艺术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与弘仁相比，八大山人的坎坷与心理历路都曲折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艺术比常人的艺术带有更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更复杂的精神内涵。

　　总的来看，元清政治背景下的中国画是时代的产物，从形式到内涵都折射出那个时代文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其艺术韵味永远散发着不朽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