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艺术在西部曾有过历史性的辉煌。早在六千多年前已开始形成中国西部“丝绸之路”.这条总长七千多公里的古代东西交通干道及其支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曾经不仅把火药、造纸、印刷术、丝绸与地中海带来的葡萄、石榴、胡萝卜相互馈赠，而且将灿烂的黄河流域文化经波斯带到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古罗马。东方文化艺术令西方人大开眼界，东方绘画中的线条与色彩所产生的艺术魅力，也使西方艺术家倾慕了多少个世纪。
中国西部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发祥地，在艺术的演进与发展进程中，从原始到汉唐，在整个中华民族艺术的故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无论是黄河中游的半坡，还是马家窑粗犷精美的人、鸟、兽纹等的彩陶，无论是秦汉时的秦陵、兵马俑，还是莫高窟婀娜多姿、富丽堂皇的飞天及菩萨，与汉唐陵墓中的壁画、雕塑，还有柏孜克里克及克孜尔融汇东西文明的线条与色彩，都昭示出西部艺术在远古与中古时期的伟大与辉煌。古老的西部用他独到的地域性与丰富多样的民族性，用博大、苍茫、奇特的地域文化板块及厚重而富有灵性的艺术精神，铸就了西部艺术浑厚雄强、沉厚与博大的艺术品质。
但是，明清以降，国事衰微，中国艺术出现了分布上严重失衡的格局。一个重大的艺术群体，脱离了人民，甚至脱离了时代。
文人画家用宣纸、毛笔、诗书画印为一体，将笔墨城市发展到了一个极致的高度，故在探究技艺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艺术流程中的闪光点。但这种以文人画成为画坛唯一的正宗派的时期，与栖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56个民族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然而一个相当程式化的艺术语言，能否魅力永存？艺术视觉规律告诉我们，如果绘画语言过于陈旧，为人所熟知，就可能导致熟视无睹。鲁迅先生批评文人画不能反映生活，公式化、概念化。陈独秀先生批评文人画只讲对传统的摹写，不讲发展，脱离生活与民众，只讲笔墨，阻碍了中国画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以后，众多的美术家从江南走向西南，从东部走向西部。这使许多美术家进一步走向广大民众，走向社会与人民，转换了艺术视角。如张大千、吴作人、董希文、关山月、赵望云、石鲁、黄胄等先后数次深入西部，甚至到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吸取民族传统艺术的养料，同时扩大了审美视野，之后逐渐出现了艺术语言形式的多样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画，为中国画走出国门探出了一条初步的新路子。
艺术形式的探索离不开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艺术的力量来自于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的魅力来源于艺术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与自然的把握。当下的“一带一路”的构想，不仅是中国经济和生态保护的发展与平衡，而且是发展东西部地区文化艺术生态平衡的机遇。利用西部文化艺术的丰厚底蕴与积淀，利用独到自然景观与多民族文化，感受历史，体验生活，探索形式，建构民族性、人民性、时代性及多元化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已是当代美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尽管西部“丝绸之路”这条曾辉煌了几个世纪的交通要道在时光的流逝中失去了昔日的喧嚣，楼兰文明在风沙的侵蚀下已荡然无存，但克孜尔、柏孜克里克、敦煌等石窟，仍显示着博大沉厚的民族艺术精神，昭示出往昔的艺术之辉煌，所蕴含的美学风格和精神力量一直吸引与感动着现时代的艺术家。汉、藏、回、维等多个民族生活在西部。就新疆而言，蜿蜒数千公里的天山山脉，把新疆横断成为南北二疆，形成了区域性的地理特征，准噶尔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遥相呼应，在它的边缘，生息着13个民族，它独到的自然景观将自然与人融为一体，大山、大漠、大戈壁的遥远与壮阔，显示着极度苍凉、沉雄、博大、神秘。从天山的南麓到帕米尔高原，不仅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而且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千万年来形成朱砂色的沟壑与碧蓝色的冰山川，倘若用传统的“水墨”绘画语言审视与把握的话，就显得苍白而无力，中原山水的皴法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传统的模式在这里无法尽述当代人对西部风骨的热爱与情思。这也给中国“水墨”的表现能力指示出存在的缺陷。而对西部艺术形式的探索，正是弥补“水墨”表现缺陷的最好契机。
生活在西部这种独特环境中的人与一切生灵，千百年来与自然抗争与共存，不仅形成了伟大的生命精神，而且各民族各区域人们生活习俗、文化心理上有不同的特点，在审美观念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风貌。伊斯兰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并存，能歌善舞的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豪爽而强悍、顽强而乐观的生活方式，与自古以来大漠与风沙合作创造出了罕见的自然景观，造就了西部独特的自然环境，也形成西部独具风貌的文化精神。这些无疑是打造新中国画的一份不容忽视的丰富资源。
当今的西部开发，是了解认识西部艺术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精神的大好机遇。同样，西部沉厚的传统，独到的区域性与民族性、多样性的自然造化，丰富而强烈的西部色彩，汇合成沉厚博大的艺术资源。古老的西部孕育了震撼世人的汉唐文化，当代的西部必将孕育出走向世界的中国画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