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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革命理论的重建
【第一章 第二章】卡斯托里亚迪斯其人
【第三章】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视
【第四章】对革命理论的重建
【第五章】对卡斯托里亚迪斯批判思想的反思
【结束语/参考文献】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结束语与参考文献
4 对革命理论的重建
4.1 重建革命理论的必要性
卡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存在着两个基本的要素，一个是革命要素，这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着作和思想中十分明显，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和卢卡奇也都继承了这个要素。正是这种革命要素让人们看到了重要的事情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让人们看到行动的群众对于新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创造。卡氏指出这个革命要素是一个“对新世界的宣告”,是一种“彻底改变世界的筹划”.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存在着第二个要素，可以说是反动的要素。这个要素扼杀了革命要素，或者利用革命要素，把革命理论仅仅当做一种意识形态和哲学的托词。
这个要素，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的延续。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做出一系列的否定和批判，但实质上马克思结合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逻辑和十九世纪科学的实证主义，将社会发展看作了一个自然过程，看成“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结果。这在卡氏看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同样性质，而这个科学实证主义在提出终极问题并给出答案的时候又将自己变成了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
这两个要素是不能并存的，或者说，它们一直是彻底对立着的。原因之一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为它的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而在他的唯物史观中我们看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成了一个终极目的。资本主义在某一阶段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在某一阶段是被视为“进步”阶级的，但它在这个阶段的“进步”同样是以剥削无产阶级为基础的，那么无产阶级的穷困也就构成了“进步”的一部分，这就是在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做出辩护。而且按照这个逻辑，只要资产阶级继续延续经济扩张，只要它还在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的被压迫地位也就可以被视为进步的。卡氏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实际上其理论中的经济要素，已经漠视了无产阶级的命运。
另一个原因在于：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是单义的，而且是由技术水平来单义地决定的，那么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只存在一种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生产关系。社会的发展只能通过“工业化”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这个词最终衍生出的也是资本主义的内容，而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发展的社会，无论是其合理的生产力，还是其合理的主权，都是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合理化，是一种“经济”的合理性。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在合理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伪装之下，隐藏着的是国家对剩余产品的积累，是官僚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在这个基础上，卡斯托里亚迪斯进一步推论出，官僚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因为党的绝对权力，譬如斯大林所提出的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领导”,实际上是出于自己的目的，但却因为有了这层面具，就拥有了一种哲学地位。如果唯物史观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权力就必定是绝对的，民主也就仅仅是领导者的民主。
卡氏认为，在这个程度上，马克思的革命要素已经被消解掉了。即使它还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存在，但是它的初衷即“人的解放”、“建立人类的共同体”已经被消解掉了；在马克思主义名义指导下的工人运动已经彻底官僚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卡氏在理论上做了总体说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开始是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做出批判性分析，但却逐步发展为按照规律的运作来说明这个经济。这些规律的运作独立于人们、群体或阶级的活动，与人们对历史的创造割裂开来。在这样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期望从生产力的发展角度来解释一切社会的结构及运作，并借助技术的演变来解释社会变迁。实际上，它在原则上就假定了一种关于历史整体的完备知识，这个客观规律的活动被用来解释一切。于是，不再是人们的实践创造历史。只要用一种辩证法，就可以解释历史的演变，它产生社会的形式及其必然的更替，保证人类在经过长期异化之后最终进入共产主义。于是，革命理论和现实运动之间发生了分裂，“这个共产主义不再是‘扬弃事物现有状态的现实运动',它被分裂为观念和现实运动：这种观念就是关于一种跟随在目前社会之后而来的未来社会的观念，而这种现实运动则是一种单纯的手段或工具，无论是其结构上还是在其实际生活上，它与自己致力于实现的东西之间不存在更多的内在关联，它们之间顶多就是锤子和铁砧与它们有助于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不再涉及到改变世界的问题，它涉及到的是要把关于世界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推到前台，确保世界必须而且将会在由理论演绎出的意义上得到改变。这不再是一个关于真正实践（praxis）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在平常意义上的实践（practice）的问题，是关于工业或者庸俗政治意义上的实践问题。”[1]
4.2 理论与实践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哲学的审视及批判，卡斯托里亚迪斯引出了实践概念的重要性，也为自己对实践概念的独特解读做好了铺垫。他把这种实践与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并强调了人的创造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希望通过对实践的解读来推翻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在他那里，不再是由“理性”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而是人的实践在创造着历史。
他的切入点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卡氏首先指出，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解读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内容与方法为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空想，它已经无法支撑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究竟是要选择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位，还是要选择坚定的革命？
对理论和革命的选择，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实际上都隐含一个相同的前提：“没有一个整体的理论就不存在一个有意识的行为，……关于绝对知识的幻想仍然占据主要地位。”[2]这透露出有意识的革命就需要有绝对知识作为前提，但卡斯托里亚迪斯说“这种衡量我们行为以及我们生活的绝对知识绝不存在。”[3]
卡氏认为，历史的世界是人类行为的世界，这种行为不一定总是与知识有关。他考察了人类行为的两极，一极是“反射行为”,它属于绝对无意识的行为，跟任何知识都无关，但它也不属于历史领域；另一极是“技术”,它属于“纯粹理性的”行为，对它的思考就要以一个全面的，或者说是近乎全面的历史领域知识为基础。这类行为在现实中被限定为是一种“达到为它所设定目标的手段，成为达到预期结果的原因”,这类行为包括：流水线工人的重复作业；通过希尔伯特机械的形式主义来获得新的数学定理，等等。它们都是广义上的技术活动。
卡斯托里亚迪斯强调，人类活动中还存在一些既不属于反射也不属于技术的部分，它们才是最重要的行为。这些行为体现在个人或集体的日常生活的“琐碎”活动中；也体现在一些“升华的”活动中，它会直接影响他人的生活，或者以一些普遍永恒的创造为目标。这些活动的展开不一定需要一个全面的知识，也不一定要求充分界定行为的对象和方式。譬如说家长或教师对孩子的教养，以及医生对患者的治疗，这些行为对应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发展，它是随着双方的行为在不断改变的。我们无法要求这些行为在施行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理论。
在卡氏来，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尝试解释世界的行为。如果要求一种政体以理论为基础，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并要求它清晰且激进，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理论自身就不符合这些标准。如果要求革命筹划以一个完整的理论为基础，就是将政治当作技术来看待，并且假设革命活动的领域即历史领域是一种具有详尽知识的可能性对象。但革命既不是一种绝对知识的具体化，也不是一种技术。它属于另一个领域即行为的领域；它属于真正的实践。
4.3 实践与筹划
卡斯托里亚迪斯在这里讨论的实践（praxis）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践（practice）。它与技术活动之间存在这样的区别：技术活动的目的通常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它的实现可以被视为一个必然或是可能性的结果，他可以根据目的来选择方式与手段，但其目的与手段并不具备内在关联，仅仅是一种因果关系；而实践不能像技术活动那样，用目的和手段的模式来进行界定，这个实践没有一个预先给定的目标，它在自身当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是一个自律发展的过程。
卡氏指出，实践只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但它的“清醒”又与对先验知识的应用完全不同。它以知识为基础，但这种先验的知识具有暂时性和零碎性，因为在实践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知识，而且本质上不存在一个对人类和历史毫无遗漏的全面知识。实践型行为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要远远超过技术型或一般性实践（practice）。卡氏所讨论是真正的实践（praxis），它对理论的应用不是刻板地遵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实践解释并改造着现实，同时也影响着理论。
这种实践的“清醒”只是一种“相对的”清醒，这种“相对的”清醒表明了：实践的对象是新事物，它的对象是真实的，同时又是一个无限的、有生命的对象；同时还表明了，实践的主体一直在不断改变，主体从事实践，而实践同样也造就了主体，就像“诗歌成就诗人”,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是不断改进的，所以不能一劳永逸地确定实践的主体与对象。
在对实践（praxis）进行了一个界定和说明后，卡斯托里亚迪斯引出了政治概念，他认为政治是一种混合体，它的主导成分是操控，将人当作物般对待。而革命性政治是一种实践。“它以旨在培养全体社会成员的自律的社会组织和方向为目标，同时它意识到该目标要以彻底的社会变革为前提，通过个体的自律活动来实现。”[1]但这种革命政治目前还未曾出现，卡氏认为对它出现的原因及可能性的探讨要建立在“革命筹划”的内容之上。
卡斯托里亚迪斯先对筹划进行了说明。他认为筹划是实践的一个成分，它有改1产生。同时，筹划与传统哲学中“伦理主题”活动的不同在于：伦理主题的活动，是以道德观念为指引的，但这个活动与指引它的观念之间有一个无尽的距离，所以活动与理念之间永远不会重合；但筹划不一样，对筹划的表述和它的实现之间即使存在差距，也不是因为“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而是因为存在一个新的改变，它影响着筹划的实现也影响着对它的表述。
在此基础上，卡斯托里亚迪斯进一步说明了革命筹划。革命筹划是这样一种实践，它“将现存社会改造成一种新的社会，这个新社会以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自律而组织起来，这种改造由人们的自律行为而完成，同时，这些人正是产生于目前这个社会的”.[2]卡氏的革命筹划观点与马克思提出的“全人类的解放”有着一样的本质，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审视与批判，马克思所提出的“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的理论根基在卡氏看来已经不再可靠。因此卡斯托利亚迪斯紧接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行革命筹划的可能性及必然性的说明，解释了社会危机的根源并展望了未来社会的必然形式。
4.4 革命筹划的根源
4.4.1 革命的社会基础
卡斯托里亚迪斯首先表明，并不存在一个关于历史的完整理论，历史也不能完全用理性来作出解释，它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产生交集的领域，这也恰恰是行动和实践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行动同样能够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对它的解决之道。
社会危机和冲突之中蕴含着解决的方案。卡氏认为对于革命筹划与现实之间的讨论应该从“朝特定方向改造社会的可能性”谈起。而这种可能性就隐藏在对社会的认识和发现中。对此他从两方面来进行具体说明。
首先他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领域表现出来的一些危机：生产过程被分化成了“管理”和“执行”,而它们又分别体现在不同社会阶层。工人们不满足于仅仅盲目地“执行”命令，他们渴望参与到对生产的管理中，于是就有了工人阶级的不断反抗，冲突也就不断涌现。而在这些冲突和危机中，我们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那就是要实现工人对生产的管理，消除官僚体制。
卡氏还指出，不存在一个关于经济的完整理论，因为要确立这样一个理论会受到一个非经济因素在经济中的决定性影响，即阶级斗争的影响。但我们仍然可以获得对经济现象和内在趋势的一些认知，这些认知能够让我们看到社会中存在的经济问题，看到其中潜在的危机。比如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我们能够看到劳动生产率的无限增长；看到传统需求的饱和，以及潜藏在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之中的失业率；还可以看到由于“生产中缺乏工人的真正参与”而引起的潜在的生产资料的浪费。针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积极的应对方法，并让这些方法得到彻底和普遍的运用，就能解决潜在的危机，改变人们的生活。而这些应对方法就涉及到一个社会结构的变革，以及人们对待社会态度的转变。这在卡氏看来，就是当前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
4.4.2 革命与合理化
卡斯托里亚迪斯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已经表明，沿着指定方向的变革意味着一个关于经济的合理化问题，至于是否存在经济的彻底合理化，卡氏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在他看来，只要明白经济的合理化是可能的，而且对人们的生活只会产生积极的意义和影响，这就足够了。
卡氏认为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整个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结构绝不会是永恒或者不可更改的。他关注的是对这种结构的调整能够将这种不合理性降低到什么程度，而且他认为，这种不合理性能够得到本质上的改变，即“人们能够有意识地去管理经济体制，在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做出决定和改变，而不是仅仅接受经济现有的状态。”[1]至于这种经济体制能否完全透明、绝对合理，这不是他所关注的问题。他关注的是如何改变现实状况，如何消除所有对人类不利的因素。
4.4.3 革命与社会的整体性
卡斯托里亚迪斯试图说明，在生产和劳动中体现出来的冲突当中包含着一种可能性的解决方案，即工人对生产的管理。当工人对生产的管理成为一种模式时，它就超越了生产。这意味着，它不仅能够控制生产中的冲突和矛盾，也能解决其他社会领域的同类型冲突；同时，这也意味着，工人对生产的管理不仅仅会停留在狭义层面，它将会实现对社会进行整体的重新组合。从长远看，会产生另一种人格类型，另一种经济组织类型，另一种政权。
卡氏认为，这种对于生产的超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整体性的问题，也引发我们思考出解决方案，也就是革命筹划，这个筹划可以作为全局性解决方案。
尽管它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这也不能成为反对革命实践或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实践和行为的基础，因为：“除了宣称在绝对知识的基础上去判断一切以外，无论是写一本书，培养一个孩子，还是进行一场革命，都是设想自己处于未来的情境中的，它展现的是未知的所有面，因此，我们无法提前在思想上控制它，而要根据它目前的相关判断对它进行界定。”[1]同时卡斯托里亚迪斯强调，这种行为只要没有脱离对未来的已有认识，根据前进方向不断调整自己，它就是清醒的。
由此可见，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观点十分明确，他认为在革命筹划中，对社会整体性的考虑并无必要，也无可能。这不仅适用于政治，在非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就好像人们不会因为对于健康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会阻止医生行医。
不过，卡斯托里亚迪斯进一步强调，他所谈论的这种“缺乏严谨”（lack of rigour）的整体性（永远抓不住的整体性），与思辨哲学家所提出的整体性是不同的。他指出，思辨哲学家们将自己的生活划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理论活动，它包含了定义整体性的绝对标准，但这个标准却永远无法实现；另一个则是单纯的生活，在它之中绝对不会运用到这些标准，原因在于生活中不适用这些理论标准。思辨哲学的整体性，是能够在理论或理念中构筑的整体性，它所做的只能是超越已有的规定，去产生新的规定，而一旦涉及到实践，它的整体性就会毫无用处。
与理论活动所涉及的整体性相比，实践所面对的整体性不是一个理论范畴或实践范畴的统一体，它属于一种自为的存在。实践是一个不断向目标转化的过程，但在任何阶段，它都只能对目标具有“部分掌握”.因为实践的对象具有生命，具有倾向性，也具有生产性，它构建了自己。因此，卡斯托里亚迪斯得出结论说，革命实践不需要设想一个它计划去构建的社会的整体模型，也不需要保证这个社会能够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只要这个革命的实现能够增强社会处理自身问题的能力就已经足够了。
4.4.4 革命的主观基础
卡氏认为，革命的主观基础也就是革命的动机。他首先表明，对于另一个社会的构想，其实质是“一种潜藏的欲望的投射，是动机的外衣，而拥有这些欲望和动机的人并没有发现这点。”[2]可能在有的人看来，这种构想只是传递欲望和权力的工具；在另一些人看来，它仅仅标志着对现实原则的拒绝，对一个没有冲突存在的世界的幻想。而每个人其实都一样，他们的想法都和无意识的欲望及未表明的动机有关，即使是批判革命筹划隐藏着他人无意识的欲望的人，他的批判中也传递了一种动机，他的动机才能够说明这种批判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
动机之所以重要，在卡氏看来是因为革命动机与革命结果紧密相连，如果承载革命的是与自身连贯内容无关的无意识目的，那么革命在现实中将无法实现，它所能够做的，也就只是对以往历史的重复。这些动机决定了革命的逻辑及结局。所以在进行革命之前，一定要弄清楚革命的动机及动机的合理程度。
接下来，他就对自己眼中革命筹划的动机进行了一番说明。首先，对另一个社会的构想是必要的，即使人们有足够的适应能力在已有的社会中生活，但这样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社会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下，人们无法真正的决定自己的生活，大部分人的工作并没有体现出充足的意义，人的能力也就得不到完全的展现。卡氏革命筹划的动机，或是他对新社会的构想是这样的：在这个新社会中，人们“能够清楚认识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够控制所接受到的信息的范围和质量，能够直接参与所有可能影响他们生活的社会决策，直接参与所在世界的总体进程。”[1]人们不是像他人棋盘上的卒子一样，任人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在这个新的社会中，人们将获得“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侵略性以外的关系”,人们的竞争保持在游戏的范围以内。
他申明，自己的这种动机绝非源于对权力的渴望，而是要废除当前意义上的权力。因为对当前意义上的权力而言，其他人只是物。而将他人视为“物”的人，在他人眼中也必定只是“物”的存在。他期待的是人人都能获得权力。同时他还强调，自己的动机也并非是要消除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悲惨面，因为这是一种妄想。他所期待的只是“消灭过于戏剧化的方面，虚假的悲剧”,[2]假如说印度的人们正在忍受饥饿，而在美洲或欧洲，政府却在处罚那些“过量生产”的农民，这在他看来就是一场虚假的悲剧，因为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希望结束这样的闹剧，结束一些统治他人的“木偶”将其他人向“木偶”的转化，这才是他的动机所在。
4.4.5 革命筹划的逻辑
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一个筹划，不是一个定理，但它同样也不是乌托邦，不是一种信仰，更不是任意的赌注。那么它存在的逻辑性在哪里呢？
卡斯托里亚迪斯给出的答案是自律。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在于通过人们的自律行动来改变社会，以及建立一个致力于推动全体社会成员自律的社会。”[1]他指出，革命筹划在已有的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根基与支撑，这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所看到的危机，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与持续的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矛盾”.危机在于，社会组织为自己制定了一些目标，但同时又要通过一些与该目标相矛盾的手段才能实现它，它为自己设定了一些无法应用的标准，为自己提出了一些无法满足的要求。因为“它要求人们，无论作为生产者爱是公民，都要被动地去完成社会为他们规定的任务，而当它注意到这种被动性成为自己体内的毒瘤时，它又不得不激发公民的参与性和主动性，但社会组织又发现这些东西是自己无法承担的，因为人们的参与与主动使得他们开始质疑现存社会的本质。”[2]
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存在这样的危机必然有其深层元素，而不仅仅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宣称的阶级斗争。因为每个社会都具有其独特性，社会与社会之间具有差异性。我们在生产劳动方面就可以看到这种差异性，比如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之所以反抗剥削，是因为他们拒绝去做额外的工作，或是要求得到更多的劳动产品，这是一个涉及到劳动“量”的问题；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斗争，是源于对管理的渴望。这就不是一个涉及到劳动量和产品量的问题。这些危机是进行革命筹划的原因，它促使我们去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同时，这些危机也不仅仅是危机本身，不是单纯的事实或外在的现象，它同样会引起反应和反抗。
在这个过程中，卡氏指出，我们会发现新社会逐步出现。至于现实中的人们为何能够“自发地”去选择另一种社会，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人，我们知道做什么并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他强调，正是人们出于对自律的要求，人们对于自我管理的渴望促成了人们对革命的筹划。
他对自律这个范畴的建构，首先是从人类精神的无意识着手的，他从弗洛伊德那里，“挪用了无意识的重大发现，并把它发展到作为真正历史创造源泉的激进想象理论中。”[1]并且他将无意识看作解答人类行为、潜能和可能性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他对自律的建构还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他从马克思那里“保留了社会进行革命性转型的解放目标和历史是开放的、非决定性的、允许斗争的激进直觉，以及自我组织的集体行动者的创造行为”.[2]在他看来，自律“是一种人类存在的方式，我们认为他具有价值，我们把它看作自己的基本渴望，而且这种渴望超越了个体的特殊性（是一种共性），它属于唯一能够以公众名义扞卫的对象。”[3]
不仅仅是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在其他的时代也是如此。个体的自律，是一种置于社会历史情境下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依靠想象力将自身与社会秩序分离开来，同时它具有一种重新说明自身情感机制并阐释新筹划的颠覆性力量。
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自治理念得到 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印证，在那一年，匈牙利人民通过无计划的自发运动，推翻了匈牙利当局，并且建立了新的制度，使得人们更广泛地参与到社会和经济的活动之中。以共产主义者们的逻辑来看，这个事件不应该发生，工人造工人阶级政权的反，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匈牙利事件”正好肯定了一个基本真理：人类对自我管理的渴求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在卡氏眼中，人的自律也正是历史演变的动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