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弗洛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探析
【第一章】弗洛姆对人的解放路径研究绪论
【第二章】弗洛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境遇
【3.1】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3.2】对人的生存状况的考察
【3.3】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
【第四章】弗洛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
【第五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
【结束语/参考文献】实现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结束语与参考文献
5 弗洛姆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
5.1 理论地位
5.1.1 为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新的视角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特别是工人的待遇，较之早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
为此，许多学者就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把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弗洛姆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繁荣表象，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从现代人的精神生存困境出发，指出在世界上最民主、和平和繁荣的欧洲那些国家，甚至是在最发达的美国，自杀、酗酒率却也是最高的，人们的精神失衡症状是最明显的。“西方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舒适的物质生活，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稳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国家表现出了最严重的心理不平衡的症状”1!富裕的物质生活并没有让人感到满足，相反，却让人感到极大的厌恶感，而自杀、酗酒就是人们摆脱这种厌恶的病态方式。千百万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自由、民主并没有让现代人感到幸福，现代人如同当年他们先辈追求自由、民主那样，趋之若鹜的献出自己的自由、追求权威，他们非但不保护自由、民主，反而纷纷极力逃避他们。
弗洛姆认为，虽然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但却是一个全面异化、病态的社会，是一个应该被代替的社会。尽管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揭露有一些是表面的，但他主张的通过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分析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1.2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
作为一个深受弗洛伊德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企图融和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将精神分析学引入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一个与马克思不同的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是从客观方面，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来研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对人的影响，弗洛伊德是从主观方面，从人的精神状况来研究人的具体行为，而弗洛姆则突出了“社会性格”这个概念，把对社会的宏观把握和对个体的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突出社会心理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开辟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新视角。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人性有三个着名的论断：“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的特征”2,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这三个论断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并且人性就是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弗洛姆受启于马克思，对人性重新进行了细致的探索。与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同，他认为人性的基本需求和每个具体社会对这些需求满足的方式之间的矛盾是推导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他提出了性格结构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是根源于人性的需要，善与恶的标准在于人是否对生命给与肯定，并以此为核心，建立起“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考察了人的行为动机、人的价值，分析了导致人类精神不健全的某些症结所在，进而探讨了人类解放的道路--创造一个适合人性发展的，使每个人都能够具有生产性性格的健全社会。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弗洛姆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进行社会改革。他认为，“通过暴力进行政治革命的思想，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是近三百年来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4.马克思本人也认识到，在社会和政治的进程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政治的暴力是不能产生好的结果的，因此暴力只是在所有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起到的最后一推的作用，而暴力本身并不产生新的任何东西，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5.
5.2 当代启示
弗洛姆认为，当今人们面临的最根本决择，已经不再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进行抉择，而是在人的机器化与人道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之间、生存还是毁灭之间的抉择。环顾当今世界，虽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认识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性，谁都不敢轻易发动大的战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核战争的威胁始终在我们耳边徘徊，局部战争和地区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某些国家内部的暴力和动乱一直在此起彼伏，和平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弗洛姆指出，各国能否顺利的裁军、减持核武器，关键在于各国人民之间是否愿意增加彼此的了解，化解恩怨，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秩序。心理因素的隔阂，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敌人。既然我们选择了生存，选择了人道主义，那么，某些方面的改革和努力是必须的。建立起改革的共识、了解历史潮流及当代人类应担当的使命，是我们应该首先具备的认知。
第三世界和极权独裁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也是世界和平的另一个关键。弗洛姆强调，西方世界的进步与自由，最终是无法与落后地区的饥饿、极权国家的奴役相互并存的。西方国家有道德责任对这些国家提供知识、物质、技术等方面的援助，从而使全人类获得解放。目前，包括我国在内，已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建构，必须与民智的启发同步进行，相互配合。按照弗洛姆的理论，如果我们无法认识并揭发“社会无意识”,无法改变那种那种几乎同质化的性格结构，则显然不能移植或建立起民主制度。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往往在社会处于低迷倒退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有智之士，甘愿忍受个人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挺身而出，教化、呼吁、并动员社会大众，从事某种程度的社会改革，甚至改革世界。印度的释迦摩尼、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哲学家，甚至中国近代以来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是这样应世而出的伟大人物。这说明人类整体与个体的进化发展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趋势。从实际情形来看，社会如果完全不给个人自由，个人固然会从寻求社会、政治改革，争取独立自主；而如果只给人以“消极自由”,在客观环境上却没有提供适当的配合，则个人无法获得“积极自由”,则个人一定会进一步争取“积极自由”,或者，即使社会给了人以“积极自由”,人们仍然希望更进一步，从而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可能。这就是弗洛姆所说的，个人与社会的“动态适应”和“动态变革”.最后，弗洛姆还指出，任何改革都不应该强制推行，“改革的真正标准不是改革的速度，而是改革是否符合实际”.这些，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尤其是需要考虑的。
弗洛姆通过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存在的弊端，设想着弘扬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从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生存的全新的社会环境，使人类形成以爱和理性的相互结合为基础的生产性性格结构。我认为，无论这些设想或方案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实际操作性，其目的都是为了唤醒现代人超越物化，扬弃异化，从而使人的真正本质回归到自身，这对我们当前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性。我国现在正处于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在注重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又要时刻避免和减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重人的问题，注重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将人的位置摆在首位。
梁漱溟大师曾经说，人类社会有三大问题需要解决：人与物的问题，人与人的问题，人与自身的问题。回想我们中国这三十多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都很物化，温饱、翻两番、小康社会、全面小康。这是为了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予到这种物化的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些目标陆续实现，而国民也逐渐发现，幸福生活并没有随着物质上的繁荣如约而至，相反，在整个社会中，充斥着骚动和不安。相对于改革开放前，人们似乎更加焦虑，更加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一样，四处传播，交叉感染，群体性事件也此起彼伏。于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到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实现四位一体的飞跃。
其实，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加靠近幸福。但是，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如何解决人与自身的问题，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这一切，都是需要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