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向全世界传播，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它的框架体系新增了许多元素，衍生出了新的线索和诉求，原初的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和扩充，它的谱系日趋枝繁叶茂。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属性、实质、意义和内容究竟是什么？这还需要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出发，以一种追本溯源的整体性思维对其谱系进行梳理、思考与检视。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他们并没有明确针对马克思主义使用过“整体性”或“总体性”之类的概念，但在不同的文本中，他们却时有将自己的学说、思想或理论直接或间接地指认作“体系”“整体”“总体”等。例如，马克思曾经在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就《资本论》的内涵结构）说，他的着作固然细节上的缺点在所难免，但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列宁也曾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基于“体系”一词提出这样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①需要注意的是，列宁此处所指涉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
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应单单理解为纯粹的理论，必须将工人阶级、历史条件、革命实践活动和历程等因素纳入考量，即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理论，同时还包含着实践，而列宁此处所说的“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则不包含实践。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学界有关于马克思主义非体系或马克思主义本身恰恰是反体系、破除体系等观点，这种观点反对以“体系”来描述马克思主义，从实践革新观念体系和理论自身开放的角度来讲，这种观点是成立的，但不能由此就断定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成体系或无体系可言。本文所关注的整体性研究中所涉及的“体系”问题，主要是基于发生学、出场学、形态学和解释学等语境和视角。
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问题就已被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论及，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整体”或“总体”地观照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意义长期被搁置和忽视。到了上世纪末，这一问题才逐渐显现出来，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和热议。
2005年国家进行学科调整，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因此凸显出来并受到学界的关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问题内在地具有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原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概念，专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并归属其原着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广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以原生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具有谱系性特征的原生-衍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着-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说明的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存在整体性重构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整体的，具有某种整体性的结构、形态和特质。故此，学界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重构的问题，是针对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的。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特征、与其他思想理论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息，某些论证符合创始人的本意，某些见解则存在着严重误解和曲解，马克思本人对此也感到无奈。在面对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时，马克思就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而针对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马克思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③但马克思的辩解和反驳并不能完全阻止马克思主义在热烈的探讨中所形成的形态固化或畸变的趋势。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实践，某种分 谱 系 繁 衍 或“分 延”的 现 象 发 生 了。这 里 的“分 延”概 念 借 用 了雅克·德里达的“分延”（la différance/Differance）一词的部分意义，这是为了将分延的属性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中来。“分延性”和“整体性”是一对对应的范畴，在“分延性”和“整体性”的关系中，我们不是单纯地否定各种“分延”的见解和线索，而是把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组成部分和构成线索来研究，以下我们从四种分延性态、三种分延形式、二大分延原因这三个方面来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发生作一简要梳理。
一、四大性态：整体性隐没之状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分延”性态，其直观表象有四种。首先，门类性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分门别类的研究，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这主要体现在传统教科书体系时常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其次，对立性态。在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历程中出现了内部的对立，例如：制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间、创始人和后继者之间的对立，青年马克思、成熟马克思、晚年马克思之类的分裂和对立，这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世界观的整体性质。再次，割裂性态。将马克思主义分割为革命和建设这两个孤立的部分，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诚如某些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改造世界的辩证法本身包涵着革命的和建设的双重向度。①如果把这两个向度割裂开来对待，难免会出现首尾不能相顾的现象。第四，断取性态。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进行片面的﹑断章取义的阐释，其突出表现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个别论断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义或以其局限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正确性，从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本质上说，这些理论倾向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永葆活力的思想，重点不在于其拥有某种永恒的真理性内容和形式，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变革现实的时代精神和历史科学方法。以上几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分延性态的四种主要状况，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状况，使学界开始关注和反思“回到本真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
二、三大形式：整体性裂解之路
1.对思想发展进程的划断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某些重要文本面世时间的先后并非依照创始人的写作时间顺序。例如，某些前期撰写的文献却晚于后期文献公开发表，从而导致出现“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乃至“三个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一种在理论历史（时间性）中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割裂，本文简称为“历史时间性割裂”.20世纪30年代，两个马克思的论争开始出现，标志性的事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手稿》）的发表。虽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早在19世纪末就已发表，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所提出的革命性思想并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这两个文献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科学性态。
《1844手稿》发表后，一些西方学者从文本历史发展的线索着眼，如郎兹·胡特、迈耶尔等据此认为青年马克思在《1844手稿》“观点已经达到了完善的高度”,此手稿“是包括马克思思想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亨·德曼则主张，青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是“马克思成熟的顶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的思想统一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其晚期着作属于“创作能力衰退和削弱”②。后来，随着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和马克思学研究者的加入，使得这种人道主义统一论以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分裂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各执一端，最后都陷入困境。而西方马克思学从人道主义逻辑开始，对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进行论证，在某种意义上引发了阿尔都塞的逻辑断裂说。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的晚期手稿《人类学-历史学笔记》发表，西方学者声称“第三个马克思”降世。诺曼·莱文认为，晚年的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抛开了经济学的研究，他开始走向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并转而向往原始社会的人类生活，走向了某种浪漫主义的人类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经历了以上“两个马克思”和“三个马克思”的历史分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整体性逐渐消解。
2.对理论内容的分解
1876年5月底至1878年7月初，在马克思的提议和支持下，恩格斯写了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系列文章，这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批判E.杜林的论战性着作《反杜林论》。这部着作第一次系统地从三个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角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内容和义理。在这部分为三编，即哲学编、政治经济学编和社会主义编的着作中，尽管恩格斯在序言中强调：“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①，然而它却似乎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分裂以及理论外观的格式化埋下了最初的潜因。我们不主张内容的形态学分延出自恩格斯的有意为之，但在某种意义上，恩格斯却在无意间提供了最早的形态学分延范本。
191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之际，列宁在《启蒙》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包括：（1）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2）马克思的经济理论，（3）阶级斗争的学说。②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发表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席卷全球。列宁写作此文的缘由大约有两个：一是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及由此伴生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等倾向严重分化和阻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二是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在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在此情形下，列宁需要与党内外反（或非）马克思主义势力展开斗争，驳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我们必须结合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来理解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论述。
3.对思想逻辑的割裂
就体系分野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路向中，理论界业已存在着长久对立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类似称谓有“人本主义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等）两种定位。从概念上分析，能够看出这种定位带有分延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无论社会主义分延路线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延路线，无论“三分传统”还是十大系类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模式③，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禀和属性的冲突界定，归结起来也就是“人本诉求”和“科学属性”（“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冲突。这种价值与视界的分歧，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和属性产生认知偏差的典型表现，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理论逻辑的分立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层消解。
三、两大原因：整体性消失之由
1.理论传播和政治宣传的现实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约化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决定了它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便提出了对其阐释和理解的有效性和通俗化要求，以更好地实现理论传播和政治宣传目标。在这方面，恩格斯和列宁都作出了榜样，所以在传统上人们基本沿用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列宁的“三个来源”和“三个部分”的总结简要明晰地定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和结构，就革命斗争和守卫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需要而言，这当然是一件功不可没的事情。便于广大无产阶级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这种策略性选择在那个时代确实十分必要和卓有成效；然而，如果把特定时期所需的简约体系当作一成不变的普遍范式，就会难免产生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缺陷和弊病。
尽管列宁曾经提示和告诫，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当作整体来理解，但是，这个提示本身并不能避免后继者在分延结构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已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简约和勾画出一个“三分结构”,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固化，于是，人们往往会各取所需、各述所见，各执一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将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分为三种，将理论组成分裂为三个部分，正是由于这种分裂本身和由分裂导致的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内容和新发展形式不断延伸和扩充，因此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和丰富。只是当这种“三分模式”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再能满足时代现实和研究发展的需求，人们才意识到需要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开辟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向、新道路和新模式。所以，关于传统“三分模式”的功过是一个历史性问题，需要辩证看待，它不是一无是处，但也非永恒普遍；它起过积极作用，但也在时代的发展中暴露出不足和弊病，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纠偏补遗，还要继往开来。
2.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后，有许多因素导致人们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建立相应的学科体制，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
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全统包诉求。由于前苏联的学科和学术建制尽可能采取了大全统包方式，目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一切领域和事项上去。故而在一切学科称谓前都加上了一个限定词或在其主题质性上加一个标示---“马克思主义”.至今我们仍然恪守着这种诉求，这在无形中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统一性理论与各学科不同范式之间的冲突。
其二，“三分结构”的后遗症。反过来看，之所以在各个领域都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和方法原则，这与列宁开创的“三分结构”定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列宁的本意不是这样，但列宁所提出的简约化定义，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三个学科建制的分延定式提供了权威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延定式渐渐变成了某种固定的教条。
其三，来自理论母源的谱系繁衍。不得不承认，现有的学科建制及其扩展，有相当一部分学科视域、所涉内容、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之处与经典文本中有据可查、有根可循，例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等，其理论来源都不同程度地出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母体，都有某种原初理论线索潜藏于其理论整体中。这样的理论繁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制下原始文献与学科对象之间线索的内在贯通。因而这种学科建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谱系学（谱系学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结构，也称作内向谱系学和外射谱系学）分延精神的，因为它不是停留在创始人已经明确解释和详细论着的问题上，而是从轴心（核心）问题出发，关注了与之相关的若干内在谱系学问题。
从某种角度看，本文所分析的诸种繁衍或分延状况的确造成了原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逐渐割裂和隐没；但反过来看，它也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启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蕴藏着某种总体的或整体的内在质性，具有某种活的衍生机制和繁殖谱系的能力。可以说，只要马克思主义继续被纳入学者们的理论视野，这种繁衍和分延就不会停止，误解和曲解也在所难免。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形来看，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裂解的形势和传统研究方式的反思，召唤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本真精神的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