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破旧求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哲学的各个学科,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美学等,都在探寻变革之路,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步最早,而变革之路最难.这难就难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1949 年以后经历多次的教科书编写,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研究范式.因此,如何破除这一稳固的研究范式,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研究范式,就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变革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高清海先生做了许许多多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变革思路.我把这一变革思路概括为: 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为主线,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思维方式,建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读了高先生的 《哲学的憧憬》一书后,我自认为这一领会是准确的,就按照这一理解为该书写了一篇书评,题为 《消解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评高清海 〈哲学的憧憬--- 〈形而上学〉的沉思〉》.我将书评寄给了高先生,向他求教.高先生看后,转给 《天津社会科学》发表出来.书评发表后,高先生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认为这篇书评"写得非常好,立足点高,把握准确,观点鲜明,应当看做是原书思想的一次升华".应该说,这是高先生对我的鼓励,因为一篇短小的书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充分地展现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全部思考,加之我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评价也不到位.作为对这篇书评缺憾的弥补,我更愿意以论文的形式,专论高先生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思想,以表达我对高先生的缅怀之情.
一、什么是哲学观念及其变革?
要了解高先生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思想及其意义,我们首先要厘清高先生对哲学观念变革的规定,弄清楚高先生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
关于哲学观念的变革,高先生在批评苏联的教科书哲学体系时,做了这样的论述: "我们从历史上看,凡属哲学理论的重大变革,大都同时伴随着哲学观的改变.在这种状况下,要理解创新理论的实质只能依据新理论改变了的哲学原则、观点和方法,而人们熟悉的往往又只是旧有的哲学原则和观点,而从原来的哲学观念去看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总是不大像 '哲学',必须把它加以还原,纳入到旧的哲学框架才能够理解,这样一来,新理论往往也就失去了它的创新本质.
这是一个难点.这个难点表明,理解创新的哲学,实质上是意味着理解者的观念的转变,而这恰好和他的理解相悖反,他如果没有理解,他的观念也难以转变.这里不去说在理解一种新哲学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如政治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 单单这个认识论因素的作用,对人们的理解就足以构成新理论失真的原因了."[1]80我认为,这一论述比较充分地表达了高先生对哲学观念变革的基本规定.
规定之一,哲学观念不是哲学理论,而是隐藏于哲学理论背后的东西,是支配一定哲学理论的原则、观点和方法,是理论背后的 "理",因此,它可以贯穿于不同学科之中,哲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甚至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中,体现一定时代人类思维的共通性,当然,它也必然贯穿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之中.规定之二,哲学观念是认识论的因素,讲的是哲学的思维方式.高先生认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的世界观,"属于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表现着哲学对待事物的方式、理解事物的模式、处理事物的方法.
思维方式是无形的,它却像 '灵魂'一样贯彻并支配着哲学的整个内容,哲学中那些原理、观点、范畴不过是它表现于外的具体形式"[1]82.高先生这里讲的思维方式类似于阿尔都塞的 "总问题",也就是说,哲学观念不是具体的理论和具体的思维方法,而是支配和决定各种具体理论和具体的思维方法的东西,是决定一定哲学的性质,主导其发展方向的东西,因而,它也是逻辑的、具有必然性的存在.
通过对哲学观念的规定,高先生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从而也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和发展的实质.在他看来,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不能讲它的外在形式的改变,也不能把随意地添加几个新名词、新理论,或随意地抛弃几个旧名词、旧理论称之为变革,同样的,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 "不应当把任何与传统认识有所不同的认识,都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发展",因为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桩严肃的科学事业"[2]5,它的严肃性就在于,需要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层面上,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改变其内在原则、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建立新的哲学的内在原则、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增加理论的解释力,使其既能够解答新出现的问题,又能解释原有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变革.这样,高老师就拂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在形式,洞悉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的深层,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和发展的真谛.
在我看来,高先生对哲学观念及其变革的这一规定,具有两重意义: 其一,确立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哲学变革观.在我国,有些学者一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就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不能历史地看待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否认它在一定时代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一种xuwuzhuyi的哲学变革观.这种观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和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其二,找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症结点.这就是,从人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出发,通过对这些概念的重新阐释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时代观念,从而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高先生正是抓住了这一症结点,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出发点,紧密地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造了他的富有个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阐释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起点是批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这是因为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公式,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教条,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严重地脱离中国的现实而变得僵化起来,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辩证法的功能,走进中国的现实,就必须走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体系.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了正确的看法,并不等于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要切实地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进到问题中去,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什么地方、在哪一条原理上出了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僵化起来.对此,高先生给予了回答: 我们知道,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对这个原则的理解和说明,将直接影响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说明; 如果对这个原理的理解和说明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理解也必然会出问题,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恰恰就在于理解和说明这条原理上出了问题.
从这一观点出发,高先生把重新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首要问题.他说: "倡导哲学要研究现实问题并非自今日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创新、要发展也已议论许多年了.回顾这些年来的状况,不能不承认,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实践的关系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影响."[2]4高先生认为,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和说明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错误在于,把 "理论来源于实践,转过来又能指导实践"[2]4这一公式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力图用这个公式来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有的原理,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并不是说这个公式不对,而是因为这个公式是 "我们经过抽象以后所达到的关于它们之间本质关系的认识"[2]4,它是抽象的、理论的表述,而不是现实的、实际的过程; 抽象的、理论表述的东西只能作为叙述思想的逻辑起点,却不能作为研究现实问题的原则.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问题就出在把这个作为叙述的逻辑起点的原则,当成了研究的原则,运用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哲学观念: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看成是普遍适用的,"无论实践和科学在它们的发展中提出何种问题、何种认识,都早已蕴含在这些普遍原理之中、都可以从它里面演绎出现成的答案","按照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就像 '如来佛'的手掌,大千世界已尽收其中,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最多只能为它提供几个新鲜的例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很难用实践和科学提供的新的原理、新的范畴、思想,新的认识补充和丰富自己的内容了".[2]4在这里,不是理论面向实践,而是实践面向理论.这样一种哲学当然不可能有生命力,而只能走向僵化,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
针对这一问题,高先生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作是一个现实的矛盾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因其内在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向前发展.高先生指出: "在现实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表现在无数矛盾关系之中,也只有通过不断克服各种矛盾才能使它们统一起来"[2]4,这个过程是不会完结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在一种条件下被解决了,达到了统一,随之又会产生另一条件下的矛盾,又需要使二者重新统一.在不同的条件下,矛盾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矛盾则总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企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矛盾.但是,这也不等于这一矛盾不能解决,无须去解决,或者可以不必去认真对待.理论虽然永远不能摆脱与实践的矛盾,却又必须不断地解决这一矛盾.这一矛盾的内容的不断更新---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正是哲学生命的基础; 矛盾内容更新的过程,也就是哲学不断发展的过程"[2]7 -8.这样一来,实践就真正成为理论的现实基础,成为理论的生命之源.
通过这一分析,高先生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存在着的两种哲学观念: 一种是在逻辑层面上理解和运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构造了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念; 一种是在现实的具体的层面上理解和运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构造了历史主义的哲学观念.在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念主导下,产生的是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在历史主义的哲学观念主导下,产生的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早揭示这两种哲学传统对立的是柯尔施.柯尔施在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原则,强调任何理论都包含着特定的实践内容,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体的,它的每一个原理都有与其相应的特殊内容.
同样的,霍克海默建立批判的社会理论,也是以阐发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传统理论有两个特点: 一是以自然科学的演绎或归纳方法为其逻辑结构; 二是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把理论看作普遍,实践当做个别,以理论解释个别、不断地把个别纳入到普遍之中.与传统理论不同,现代哲学坚持的是辩证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是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哲学观念之上的; 根据这种哲学观念,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接受和批判的关系.他把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这种说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原则,强调是否把实践纳入理论的创造活动,是否把理论活动看做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根本区别.
正是从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重新阐释中,柯尔施和霍克海默创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哲学传统,从而带来了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联系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之路,我认为,重新阐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必要一环,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高先生把重新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起点,的确是抓住了这个最重要的环节,虽然这一工作在时间上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步晚了半个世纪,但它毕竟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历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自我反思的成果,有着鲜明的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
三、说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学术理路
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高先生最为重视谈得最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高先生的基本观点是: 哲学观念的变革最根本的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实质,就是从传统的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实践的思维方式.我认为,今天我们研究高先生的这一基本思想,不应该只是复述他的具体观点,而应该把它置于哲学观念变革的场域中,去理解这一基本思想的实质以及从中表达出来的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高先生在哲学思想自述中,曾经回顾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他说: "回顾十年来的工作,就理论方面说,我主要开展了三项研究: ①突破僵化模式,改革教科书的哲学体系; ②克服 '本体论化'倾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质; ③体现时代精神,变革哲学观念,推进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这三项研究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或者说它们实质上是一个问题.改革教科书的哲学体系是一个突破口,一旦动手改革深入进去,就不能不碰到旧教科书存在的本体论化倾向问题,不能不提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实质的重新理解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会引向观念的重大变革和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5]312对于高先生的这一回顾,我认为,可以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历史的方面看,它表达了高先生的实际思想进程,他所说的三项工作,是历史地发生的,这一过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思想历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变化; 从逻辑的方面看,它呈现了高先生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逻辑进路.这一逻辑进路的起端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在这里,高先生反对抽象地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要求现实地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使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现实化、具体化.但是,这一研究并没有完结,对于哲学来说,现实的具体本身就是批判的反思的对象,哲学如果不批判地反思这个对象,不把现实的具体上升为哲学的范畴,不能从理论上说明现实的具体,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具体的哲学观念,也就不可能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变革.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变革,是通过研究生活世界这个现实的具体而实现的,同样的,20 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围绕着如何说明具体,如何建立具体的辩证法而展开的.
高先生对哲学变革观念的研究也是如此.他提出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把现实的理论和实践关系作为现实的具体,并把其中的实践作为批判地反思的核心内容.于是,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就成了实践思维方式的起点,而高先生的实践思维方式就是对这个现实的具体的抽象,他的哲学观念变革的思想也都熔铸于其中了.从这个角度看,高先生提出实践思维方式本身就已经在构建新的哲学观念了.因此,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观念的建构来阐释高先生的实践思维方式,是可以成立的.
应该承认,对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进行抽象的理论研究,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漏掉了的一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也强调实践,但这里的实践只是经验的存在,而不是理论本身,所以,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实践可以成为理论的来源,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却不可以成为哲学的本根,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叙述的逻辑起点,那么,能够成为逻辑起点的,就只有物质概念了.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走向物质本体论,陷入具有强烈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的近代哲学,其中最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对实践这个概念进行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尤其是没有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行理论的研究.
在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真正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行认真、严肃的哲学理论研究的第一人是葛兰西.葛兰西的 "人人都是哲学家"[6]232的定义,讲的就是实践的理论意义,当他把这一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时,就创立了实践哲学.
与葛兰西一样,高先生也是力图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置于现代哲学的视野之下,强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对人的主体性、人的生活世界的哲学反思.但是,在思想的维度上,高先生又不同于葛兰西.葛兰西是从政治哲学的维度研究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因此,他强调实践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甚至把政治作为实践概念中的一个要素,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论证了实践的本体意义,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从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而高先生则是从认识论的维度研究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所以,他既反对把实践概念本体论化,又反对把实践概念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在反对把实践概念本体论化时,高先生把是否将实践本体论化作为判定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我认为,高先生反对把实践本体论化,固然是出于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度陷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困境的考虑,但在深层上还有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变革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大讲物质本体论,但是,这些都只限于介绍性着作和大众化读物中,如当时翻译出版的苏联 3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等,而在属于中国人自己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则是把实践唯物论当做认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的位置.李达在 《社会学大纲》中明确地提出:
"唯物辩证法,当做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和自然观.反起来说,当做认识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又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之普遍化的概括."[7]61这就把认识论当做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规定,而历史观和自然观不过是认识论的具体形态.进而,他又说明了实践的认识论的意义和地位: "实践,比较认识是高级的东西.关于客观世界及其过程的认识,虽然阐明客观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法则和倾向,而这种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实践才能给予最后的证明,只有实践才能把握对象之历史的具体性.但实践与认识是不可分离地统一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的动因.实践不但证明认识的真理性,并且依据认识的真理性,而积极的变革客观世界.所以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采取如下的过程,即: '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这是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的."[7]266在这里,李达明确地把实践唯物论归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并不与本体论合一,而是解释、规定本体性质的.这就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构架:
后来,毛泽东在 《实践论》中专门论述了实践唯物论之认识论的内容.在 《矛盾论》中,毛泽东把 《实践论》的认识论进一步扩展到对辩证法的研究之中,对宇宙观作了认识论的规定.
他说: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8]300进入 60 年代后,毛泽东写了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把 《实践论》的认识论具体化到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说明上.他说: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9]3211964 年,毛泽东在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 "哲学就是认识论"[10]390的着名命题,把整个哲学都归结为认识论.从 20 世纪 30 年代论述实践的认识论到 60 年代把全部哲学都归于认识论,毛泽东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建构,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色.毛泽东的这一研究范式并没有完全地运用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中,因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从物质的存在论讲起的,它主要沿袭了苏联人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与毛泽东从实践的认识论开始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表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研究范式,一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实践唯物论的研究范式.前一种研究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普及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后一种研究范式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起着主导作用.高先生在论述实践思维方式时,坚决拒斥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主张认识论化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在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同时,继承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实践唯物论的研究范式.当然,高先生的实践思维方式与毛泽东所讲的实践的认识论又有不同.
毛泽东讲的实践的认识论带有强烈的科学主义的特点,而高先生讲的实践思维方式则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的特点.从这一方面看,高先生提出实践思维方式的全部意义在于: 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带有科学主义特点的认识论研究范式转变成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特点的认识论研究范式.
由此可见,高先生提出实践的思维方式,是接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讲,它所体现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内在转化.
高先生反对把实践概念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是基于他对中国理论和实践困境的思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也随之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要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有自身的理论创造工作呢? 如果有,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与它执行意识形态功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改革开放以前,学术界很少从理论上提出和思考这一问题,只是在实际上默认两者的同一,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为政治、为意识形态服务,作为检验理论是否与实践相结合的唯一标准,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价值.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只要开始学术问题的讨论,就会受到理论不联系实际的指责,而从来就没有人去指责实践,不去检验实践的合理性.这样一种现象极大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丧失了自己的学术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检讨中国理论和实践的失误中,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一个相对的区分,以便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留出一定的空间.所以,在他们的研究中,更多的是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的区分,而避讳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的联系.高先生也是如此.他在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困境和中国实践的困境时,反复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正确地处理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造成的.他所说的没有正确地处理哲学和政治的关系,是指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政治的附庸,只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而不要求实际走向理论,从而否定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的现象.他把这种现象描述为: "用政治手段指挥理论工作,依政治需要限定学术研究,把发展理论局限于少数个人的狭小圈子,要求理论必须同当下实践意志一致,不能发生碰撞,理论落后往往归咎于理论家脱离实践而很少责备实践家脱离理论等等."[11]75 -76高先生提出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这种状况,校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所以,他坚决反对把实践概念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强调实践概念的理论自主性,强调 "理论的问题应该由全民族的理论力量来解决"[11]75.从这一观点出发,高先生批评了人们对生产力标准的庸俗化解释.他说: "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应该说理论上是有重大突破的,这些理论对于推动改革工作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也毋庸讳言,就我们改革工作的具体指导思想来说,并未广泛动员理论研究的力量、充分发挥理论探索的功能,在实际工作中并未根本改变 '无头脑状态'.这里也存在一个对待 '理论'的态度和理解的问题.人们往往把 '生产力标准'仅仅归结为 '经济标准',甚至干脆变成 '产值'标准、'利润'标准、'金钱'标准,以为只要 '赚钱'就是达到了目的.这里表现了,许多人并未完全脱离过去那种对待理论泛政治化和实用化的态度、观点和方法."[11]74在高先生看来,对生产力标准做这样一种庸俗化的理解,势必给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的负面效应,因此,实践思维方式的任务,就是批判地反思中国的市场经济,确立人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反对 "把生产力的发展归结为经济指标,变成衡量工作的总目标"[11]74 -75.可见,高先生反对把实践概念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是出于对中国当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是接着 "生产力标准"的理论讨论讲.由此决定,他不可能像葛兰西那样去强调实践概念与政治的联系.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实践思维方式充分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特征.
四、市场经济的反思与 "具体的人"的观念的建构
高先生提出实践思维方式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要确立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他所说的 "人",不是人道主义观念下的抽象的 "人",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 "具体的人".因此,他在说明 "具体的人"时,虽然也阐发了马克思有关人的个体活动的思想,但更主要的,还是对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应有的人的规定,因而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哲学的批判性.
在上面,我已经提出,高先生的实践思维方式是接着 "生产力标准"的理论讨论讲.理解这一点,相当重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展的三场大的理论讨论: 第一场是着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第二场是认识主体性的讨论; 第三场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在这三场理论大讨论中,第一场理论大讨论开启了中国思想的新启蒙,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后两场理论大讨论则是继第一场理论大讨论后在学术上的拓展,两者从不同的视角指向了人和人的实践问题: 认识主体性的讨论从反思原有的反映论的认识论入手,提出了人的认识的本质是创造、认识与价值的关系的思想,凸显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从而突破了 "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思维框架,深入到对历史观和本体论的重新研究,这些都为全面地检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问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人道主义的讨论从批判人的异化现象入手,阐发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提出了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观点.经过这两场理论大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整个地转向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但是,认识主体性的讨论和人道主义的讨论都是针对过去的哲学,重点在于检讨过去,并没有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进行哲学的反思,这就使人的问题的研究变得抽象起来,而缺乏现实性和未来的预见性."生产力标准"的讨论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生产力标准"的讨论针对的是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这场讨论的全部意义是结束了中国学术界陷入纯抽象理论研究的局面,促使中国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探索.我强调高先生的实践思维方式是接着 "生产力标准"的讨论讲,就是要明确高先生建构实践思维方式的现实基础,说明高先生的实践思维方式中的 "具体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一说明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市场社会的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具有哪些意义.
为了说明 "具体的人",高先生从 "生产力标准"的讨论进到了对中国市场经济下的人的思考.他强调: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对人类具有多重意义和作用.
从人的生成和发展这一历史视野来看,市场经济的根本意义在于促进普遍的独立个人的生成.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个人的发展,而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个人才能获得独立的人格,形成具有自主性的独立个人."[12]178这段话表达了先生对 "具体的人"的基本的规定: 其一,"具体的人"是现实的个体; 其二,"具体的人"是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具有自主性的独立个人.从哲学的观点看,前者讲的是实在的人,后者讲的是应有的人.先生就是在实在的人和应有的人的张力中说明了 "具体的人"的形成、成长及未来前景.高先生以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人的异化及其实现的思想为根据,阐明了应有的人的品格及其形成的条件.他说: "独立的个人,是具有自立 ( 能力) 、自主 ( 性质) 、自律 ( 意志) 和自由 ( 状态) 性质即独立人格的个人,也就是充分社会化了的人."[12]181在这里,"充分社会化"既是应有的人的品格,也是应有的人的实现条件.前者讲的是市场经济对应有的人的品格的要求和规定,后者讲的是应有的人的实现的问题.在讲到市场经济对应有的人的品格的要求和规定时,高先生指出: "市场经济也就是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是在高度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独立个人之间一种社会化的交往形式和联系方式"[12]183.社会化的交往形式和联系方式是对自然经济非社会化的交往形式和联系方式的否定,它把人从人与人的自然联系中解放出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社会的联系,从而为人摆脱人自身依附关系,获得个体独立和人格平等提供了可能性.
在讲到应有的人的实现问题时,高先生区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强调市场活动的自发性,并把市场的自发性 "制度化"[12]186.高先生指出,正是这样一种自发性的经济制度,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使人"屈从于物的权力的支配"[12]186,从而丧失了人的人格和人的自由.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在的人.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反对把市场的自发性制度化,而是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最高目标, "发挥社会、国家的力量,通过运用法律制度、价值导向、道德约束、社会教育等手段"[13]213去引导人的发展,控制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把具有片面性质的独立个人转变成全面的、具有普遍性的独立个人.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解放,也有一个从实在的人到应有的人的发展过程.
据此,先生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而来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历了 "政治的解放,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当然也已不同"[12]187 -188,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权只给少数人发挥才能提供了机会,而限制了大多数人发挥创造才能.这种条件下的人的解放,还根本谈不上个人的解放.因此,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人的解放的意义看,就是 "解放个人,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出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12]188.由此,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解放生产力首要的就是解放个人","因为独立的个人是我们最为需要而又缺乏的"[12]18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改变以往的以群体为本体的集体观念,建立以个人为本位的集体观[12]190,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社会化的基础.
高先生把这些现实的内容都融于了实践思维方式的说明中,从而构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人"的观念.
五、"社会发展" 观念的现代变革
在哲学观念的变革中,高先生尤其重视社会发展观念的变革,把社会发展问题看做是探讨哲学观念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践思维方式获得现实性的路径之一.这就要求我们把他的有关社会发展观念变革的思想纳入哲学观念变革中加以研究.事实上,高先生把社会发展问题提升到哲学观念变革的高度来研究,是出于对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批判性思考.把构建新的社会发展观念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观念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高先生认为,构建新的社会发展观念,就是建立以人和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念.这一社会发展观念是对那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念的否定.但是,先生的关注点,并不在比较这两种社会发展观念的细微差别上,而在于怎样能够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念转化为以人和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念.他认为,实现这种转换的关键,是要重新阐释"社会"和 "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高先生认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念是建立在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理解上的: 社会与人是两极之间的对立,或者把社会 "简单地归并到自然一类存在中去",或者把社会 "看做具有独立性的人格实体"[14]293.这两种理解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看到现实的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以这两种社会观念来看社会的发展,必然把人和人的发展排除于社会发展之外,而只能看到经济的增长.因此,要克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建构以人和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就要正确地看待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与自然上,高先生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是 "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的前提是以人为中介,把社会看做是 "实现人的活动的组织方式即作为人的存在形式而与自然发生关系的"[14]297,"因而 '社会'的作用就在于组织人的活动,通过社会的形式把人从自然分化出来使之成为人"[14]298.这就是说,社会不是自然存在的简单延续和翻版,而是与自然的断裂,而引起这种断裂的,正是人的活动,因此,社会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为人而存在的; 社会是人的社会.进而,先生重新解释了社会与人的关系,认为,社会作为人类特有的存在形式,也有一个谁为主、谁为宾的问题,长期以来,哲学家们都把城邦、国家看作社会的主体,而把人看作社会的客体,从而把城邦、国家人格化了,而否定了个人的权利,否定了个人的价值.这种观点在社会不发达的古代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但是,它绝不是社会的完成了的形式,在社会的完成了的形式中,"只能以人为主体,也只有那些赋有生命的个体才是存在的实体; 所谓社会,在这里不过是个体结合而成的一种关系体系,是实现个体生命活动的社会形式,也就是人这种特有生命实体的特有存在方式"[14]302.以这样一种社会观念去看社会的发展,那么,只可能得到这样的结论: 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
高先生认为,在把社会的发展归于人的发展之后,还有一个如何理解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特别强调要区分发展、运动和进化.发展不是运动,发展是人的发展,它受着社会规律的支配,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在广义上,"经常是指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在狭义上,"仅指时空形式的位置变化"[15]317,但无论是广义上的运动,还是狭义上的运动,都是受自然的因果律支配的; 发展也不是进化,发展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的自觉的、有意志的活动,也是中介性的活动,人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地扩大中介性的活动中向更高的形态变化,而进化讲的是生物的变化过程,指的是 "物种向多样性、复杂性和更加组织化方向的演化.……进化仍然属于自然的自发性运动"[15]318,它所遵循的是自然性选择的规则,因此,与无机界的运动一样,进化也是无目的的活动.发展与运动、与进化的区别表明,发展本质上是"由 '类'本性所决定的自为运动方式.人以类为本性,类本性生成、展开的过程就是人的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发展特有的本质内容"[15]320.高先生这里所说的人的 "类"本性的运动,包括了人的创造性和人的价值追求.从这样一种发展的观点去看社会的发展,那么,社会的发展是人的生命自我创造过程,亦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的过程.这就是以人和人的活动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的真谛.
高先生认为,如果以这种以人和人的活动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取代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三个理论问题: 其一,在社会发展中,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何者为主、何者为宾的问题; 其二,人的最高需求是什么? 是生活的富裕,还是生命价值的意义; 第三,中国摆脱落后的根本根源何在? 是经济、生产、技术的不发达,还是人没有现代化和观念的落后.这三个理论问题,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市场经济中的物与人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先生以人和人的活动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审视了这些理论问题,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最高需求是人的生命价值的意义,这就把人和人的活动置于了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
从高先生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三个理论问题的解答看,高先生提出的以人和人的活动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但是,仅仅肯定这一点,是不够的.我认为,高先生通过重新阐发 "社会"和 "发展"观念,揭示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向以人和人的活动为核心的发展观转化的现实路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从重新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到提出实践的思维方式,再到建构 "具体的人"的观念和以人和人的活动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念,高先生向我们描绘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这就是,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建构人的主体性的哲学,实现从科学理性向历史理性的转变.按照这一思路去考察高先生有关哲学观念变革的工作,我认为,高先生的这一系列探讨,从逻辑的行程上看,是从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出发,进到对实践的思维抽象,再上升到逻辑的具体层次上再现以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实践的总体,揭示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内在机制; 从历史的行程上看,充分地展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自我革新的思想历程.在这一思想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高先生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留下了自己的思想足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高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新的探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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