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伟大倡导者和坚定践行者。南方谈话作为一篇重要的文献，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一种理论要彰显其科学性必须同时代特质结合起来，反映时代特点、解决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推动历史发展。要探究一个时代的特质，必须要深入考察这个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前提。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质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待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就当前来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在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向度，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自身发展和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正确认识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胜利的根本保障，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正确认识，指出在二十世纪初民族解放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时代主题，并以此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这一论断，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和新中国建国初期对时代的判断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失误，基本都是认为，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局面的形成，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发生偏移，将工作重点放在防范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输出革命上，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加之没有适时的进行体制改革，导致二十世纪后期社会主义发展乏力，这是导致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因此，正确认识和对待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在这一维度上，通过对时代特征的正确判定，科学的解答了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
南方谈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前途做出了马克思主义解读，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意蕴。
一、“和平”与“发展”:一个划时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时代主题是时代性在具体层面的集中反映，亦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表现，勾画出了世界的主要发展趋势。正确的认识时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要求所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邓小平在对时代特征做出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它确立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范式。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 东 西 南 北 四 个 字。南 北 问 题 是 核 心 问题。”
这就为南方谈话奠定了一个基调。这一范式的确立是建立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特点的科学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它终结了以革命和战争为时代主题的判断。
可以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确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设了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世界整体和平是可能的，革命与战争已经不是主流，世界处于一个和平发展时期，我们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发展社会主义，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一)“和平”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马克思主义先天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能永远和平相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市场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掠夺使革命与战争成为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主流特征。二战结束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峙。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认为，战争与革命依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并且社会主义即将取得胜利。苏联制定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这就导致了战后苏联始终坚持把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放在生产的首要位置，军费投入巨大，挤压了本应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有限资源，严重拖累了经济的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
而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实现了战后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在生产力方面将社会主义国家远远落在后面，最终资本主义利用雄厚的物质实力拖垮了苏联。
苏联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马克思认为，时代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决定的。二十世纪中叶，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已经凸显，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进社会经济改革，利用雄厚的物质基础将一部分社会财富分配给无产阶级，最显着的措施就是推行福利制度，这就直接的缓和了阶级矛盾，苏联判断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发生。同时随着战后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各殖民地国家纷纷掀起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认识到，传统的依靠军事占领的方式成本太高。于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直接的殖民地统治，而是利用手中的科技、经济优势对新兴的落后国家进行间接控制。但是各民族国家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际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所以，革命和战争的时代主题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也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长期把防范战争和促进革命作为主要任务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损失。
邓小平正是基于对时代的正确考量，科学的指出:“根据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那么既然和平的局面是有可能促使我们要改变以往的对内对外政策，积极维护世界和平还要实现自身发展，“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心大胆地一心一意地搞好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那么这个论断就为南方谈话奠定了基本论调，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是我们实现发展，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前提。
(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资本主义本身天然的具有逐利本性，这就不自觉的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对金钱的狂热使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及其便利，把一切民族 甚 至 是 最 野 蛮 的 民 族 都 卷 到 文 明 中 来了。”
那么这就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其次，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得资产阶级更加重视对生产效率的改进，这就促使其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的促进作用，直接推动了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和科技水平的巨大优势，使资本主义国家物质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巨大提升，与传统的直接进行殖民掠夺相比，和平发展更符合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长期以来对时代性的定位不明，导致工作重心发生偏差，忽视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这就使得本身就脱胎于落后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无法追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彰显，自然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因此，可以说，发展的时代主题既是是现实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更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存在着发展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要想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先天的资本扩张本性，使得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扩大市场的机会。因此吸收、利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资金、经验，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融入世界市场，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任务，通过与资本主义和平竞争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那么这就要求在发展的同时，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凸显其建设性;淡化意识形态的冲突性，而重视国家利益的至上性。
南方谈话的主要论调就是突出强调发展的重要作用，以改革开放促进发展、以“三个有利于”评价发展、以社会主义本质推动发展、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维护发展、以加强人事制度改革保证发展，以加强理论学习指导发展。事事讲发展，处处讲发展。把发展置于当前工作的中心位置，意味着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趋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牢牢把握住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我们的工作就不会发生偏差，社会主义就能够在实践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解读
南方谈话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以来的深刻总结，我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的实践。
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从世界范围来看，依靠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是二战后主要国家的时代特征。因此，我们在面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时候，也必须要适时的进行改革，借鉴经验，积极稳妥的进行探索。我国十几年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为我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综合国力显着提高，人民生活变化巨大。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了“加快改革，促进开放”的原则，为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指明了道路。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潮流，更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
(一) 改革是二战后世界主流国家的时代特征
二战结束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各个国家纷纷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
1． 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着两对矛盾，即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一直贯穿于资本主义的始终，是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创造的物质基础，调剂利益分配，抑制市场的盲目性，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前提。市场经济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反过来不断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新的科技革命使科技与生产的联系更加紧密，人的劳动由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
这就使得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速度加快。因此，资产阶级有能力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实行福利制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有效的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随着信息技术不断成熟，国家介入对经济的干预更加高效，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协调机制，使市场的盲目性得到了有效抑制。资本主义的改革完全是围绕着市场经济进行的，依靠科技的推动作用，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有效的缓和了阶级矛盾，使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对抗的过程中占据了优势。
2．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基本上来说，战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失败的。其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促进落后生产力国家的长远发展。
不可否认，计划经济在苏联建国初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发挥过巨大作用。这是因为，从宏观上看，将有限的资源依靠国家力量进行分配，有助于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有极大的针对性，经济发展可以按照预定模式前进，可以实现经济建设在很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从微观上来说，在体力劳动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劳动产出是可以量化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计划是可行性直接推动了计划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也就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国家控制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使得国家机器无比强大，社会被压缩在很狭小的空间内，人民的合理诉求无法表达，人的主体性地位被忽略，导致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盛行，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这本身与马克思主义尊重人的理念背道而驰。其次，既然劳动是可以量化的，那么计划经济就会本能的重视生产资料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活动中的支配地位。这就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末期发展乏力，与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来越大。
马克思认为，计划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超越。
这是因为马克思看到了市场经济尽管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交往异化为交换关系，这本身就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因此，他断言人类社会必将由商品经济社会过渡到产品社会，分配原则不是按资本分配而是按需分配。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必须有赖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才能发挥作用。而在现阶段，这个条件显然是不具备的。那么在人类社会还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市场经济也就还具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会促使人们不断的提升生产能力，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这就直接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新的时代的必然选择。
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就表明我们党超越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了时代特征之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物质利益以取代精神作用实现社会的发展，这一重大变革，从表面上看是对历史的倒退，其实质是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的对待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的认识了时代发展的特点。这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二)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水平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素之所在，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由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跨越的根本动因。适时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从来不否认变革生产关系的进步作用，“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深刻的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一个时代比前一个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生产力水平发生了质的提高，生产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形态就是在这两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下不断演进的。
社会主义实践长期不得要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就是单纯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商品经济，这就导致了体制的僵化，直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既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那么生产力水平自然也应该全面超越资本主义。而事实是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低，尽管存在着先天原因，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长期对时代的定位不清晰，大搞阶级斗争，忽视生产力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抓住机遇，适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
三、社会主义前途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勾画了这样一幅图景，即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人类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践长期认为这一图景即将实现。而从现实上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东剧变仿佛打碎了这一论断，日裔学者福山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这种言论实质上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辩护，在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刻的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性，由一个时代向更高级的形态演进是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必将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不断演进，尽管这一过程具有某种情况下的特殊性，但从整体上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受生产力的制约，社会形态的演进是规律性的。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在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中都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能力，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而事实是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而比社会主义发展的更好，这就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将是一个基本现实，并且资本主义远比社会主义有优势。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邓小平深刻的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积极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焕发生机和活力。从现实上看，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仍占有巨大优势，超越资本主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也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于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乐观的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 史 唯 物 主 义 揭 示 了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的 规律。”
我国基于对时代的正确把握，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得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结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新形势的必然选择。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生产力因素放在社会发展的首位，高扬人的主体性，为我国今后的发展厘清了思路。理性的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使我们能够实事求的制定各项政策，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变革生产关系，根本在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扬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生产的异化，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中，“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那么这就为推动社会主义沿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
南方谈话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维度出发，深刻的指明了社会主义在新的时代特征下如何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科学的解读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我们创设了和平发展的理论前提，这就促使我们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发展社会主义。深刻的指明了改革开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过程中的重大战略作用，是时代性的客观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同时还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以及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了信心，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前途作出的科学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方谈话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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