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论述,马克思也因此被认为是对中产阶级理论作出重要探索的思想家.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现代社会的阶级理论(包括中产阶级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历史分析与社会现象概括的层面描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但缺乏更深刻的学理分析,而在学理性最强的经济学着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又是中断的(《资本论》第三卷第52章中曾专门论及"阶级"问题,但论述是中断的).而这一部分中断的内容却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中产阶级理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马克思在全面研究了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后,试图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提出一个完整的阶级理论,这与他在2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从历史与现象归纳的角度所提出的阶级理论已不可同日而语.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手稿中没有对这一部分内容展开详细的论述,这为后来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争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空间.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正是在这个马克思所遗留的理论空间中发展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级理论,并以此来指导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当下人们所关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第三条道路问题均与这一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关系.本文拟对这一理论脉络进行梳理,以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阶级结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与理论的背景.
一、马克思遗留下来的理论难题 :阶级结构与阶级构成的矛盾
正如赖特所说的,马克思的着作涉及阶级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阶级关系的抽象结构构图的描述",这种分析方法关注的是"由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决定了一个由阶级关系中的空白位置所组成的结构",这种理论范式主要见于《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着作中 ;第二个问题是"对阶级作为行为主体的具体事态构图"的分析,这种分析关注的是"阶级结构中的人们组织成为集体来参与斗争的方式",它主要"见于马克思的政治和历史着作"[1]8.本文将马克思的第一种阶级分析方法称为"阶级结构"范式,将其第二种阶级分析方法称为"阶级构成"范式.在这两种范式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 :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的理论性与分析性着作中,由于并不涉及具体革命政策的制定,因此二者可以较好地统一起来,使其矛盾并不凸显.然而,对于直接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政党而言,特别是对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它作为一个试图通过在议会民主制度框架下以争取选民来执政的政党,不可能完全根据"阶级关系的抽象结构构图"来制定党的斗争策略,而是需要根据现实的阶级构成,即"对阶级作为行为主体的具体事态构图"来制定策略.社会民主党正是从这一理论支点出发,对马克思的中间阶级理论作出修正.
施宾格勒曾在《普鲁士本位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社会主义是两种形式,即英国式和普鲁士的.他认为,"马克思这位社会主义的继父,乃是属于英国式社会主义","我们如今要做的,毫无疑问,就是把德国社会主义从马克思那里分离出来"[2]117.施宾格勒还认为,在德国,所谓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其实正是包含了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和赞同普鲁士精神,"这个党多少带有军人作风,由此表现出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 :工人阶级精神饱满的步伐,冷静的决断力,严格的纪律以及随时为高尚理论牺牲性命的精神",因此,阶级斗争没有意义,德国革命理论的生产,也一样没有意义.[2]117施宾格勒的这一描述道出了当时德国所强调的阶级合作氛围以及民主改良的社会土壤.因此,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不太突出的、作为社会矛盾缓冲阶层的中产阶级(即原来的小资产阶级)问题,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格外重视起来.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52章"阶级"中,马克思在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 :"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这种由"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者所构成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的理论模型可能还是过于抽象,因为即使"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
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经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也还有若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3]1000.因此,马克思认为,首先要搞清的问题是 :"什么事情形成阶级?"而"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 :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的三大阶级?"[3]1001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克思实际上是遇到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这个问题被伯恩斯坦理解为社会"进化之现实上的成熟和构想上的成熟之间"的矛盾.[4]23因为从理论上看,三大阶级是根据他们的收入来源来界定的,即马克思所说的,"乍一看来,好象就是收入和收源泉的同一性.三大社会集团的成员,即形成这些集团的个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活,也就是分别依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生活"[3]1001.然而在现实实践中,如果根据收入来源来划分阶级,那么"医生和官吏也形成两个阶级了",这样就会由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划分"[3]1001而导致对阶级的无止境的划分.
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根据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分析方法所建构出来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结构图式,由于其过于抽象,与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构成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正是阶级结构理论与阶级构成理论的矛盾.这一点正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在具体应用《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具体革命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马克思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写到这里就中断了.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特别是伯恩斯坦等人,就是在补充和发展马克思在这里所留下的理论空白的过程中,"修正"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及其无产阶级革命策略.
二、社会民主党在历史实践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无产阶级将不断地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中得到补充,"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5]400.随着这些中等阶级的不断破产,他们源源不断地被挤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从而使现代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分裂和对抗.在这样一个失衡和断裂的社会中,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中等阶级(小资产阶级)破产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依据.
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预言虽然没有在欧洲实现,但对当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具有重大影响.1891年通过了的《爱尔福特纲领》便基本认同马克思对中产阶级的基本判断,认为"经济发展以自然必然性促使那以劳动者对自己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经营日趋没落","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增大"[6].然而,现实情况与马克思的判断并不一致,德国的中等阶级不仅没有没落,而且发展很快,与之相反的是,劳工阶级的人数则下降了许多.因此,社会民主党如果仍然坚持其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就很难让它获得社会上广大选民的支持,影响了它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使它从议会第一大党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党员的人数也开始急剧下降.
从历史来看,德国中等阶级的迅速发展和劳工阶级人数的下降,一方面与德国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德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紧紧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用韦伯的说法则是"政治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从一个原先落后的农业国家成功地转变为发达的工业国家.德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实现了较高的国民财富积累,因而有能力提高本国国民的收入水平,这为德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经济条件.此外,德国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在更高的资本积累和集中的水平上以及更有利的社会条件(如阶级合作和社会团结)下同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进行竞争,不得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建设以及社会建设,具体来讲,以下几方面的制度构成了德国中产阶级发展的有力屏障.
1.选举政治与强大的工会组织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政治支撑正如拉斯韦尔所说的 :"法国大革命后,有许多法国式'民主'的具体做法被采用了,或被修改了.英国把议会选举权朝着普遍选举的方向扩大了."[7]941870年之后,各国逐步推行选举政治,德国于1899年取消禁止联合的政令,此后"德国的工人有组织的力量经历了一个大发展,工会成员从1881年到1889年增加了一倍,到1994年又增加了一倍,达到100万人,在以后的六年中又翻了一番"[8]259.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政府承认工会的法律地位,工人运动于是被纳入到体制之内,工会迅速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而社会民主党则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对此,晚年的恩格斯曾作出这样的判断 :"历史走得更远 :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9]510后来,伯恩斯坦正是把恩格斯的这个判断当作其"政治遗嘱"[4]26,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所谓修正主义主张.有了工会组织的支持,工人便有了与资本家进行谈判以提高自己在剩余价值分配方面权利的组织,工人不仅可以和资本家合作把经济蛋糕做大,而且还可以参与到蛋糕的分配中,从中分到一杯羹.正如福格森所指出的,在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工会能够通过压低资本利润率直到剩余价值不再存在、资本家的剥削终止,从而为工人赢得公平工资"[10].强大的德国工会通过政治斗争,比较成功地阻止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比较普遍的"血汗工厂"的剥削行为,使原先处于贫困地位的无产阶级由于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渐渐摆脱了经济贫困的地位,升到中产阶级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整个社会也由劳资矛盾尖锐的亚铃型社会转变成劳资矛盾缓和的橄榄型社会,一个中产阶级的时代即将到来.
2.完备的教育制度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文化资源如果仅仅是经济收入的增长而没有相应的劳动与管理技能提升以及知识文化的培养(成为有教养的绅士),那么,这个中产阶级是缺乏内在条件的,而德国政府对工人的培训教育则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内在条件.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本家是以压低工资、降低成本的方式来提高竞争力 ;而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的质量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竞争中起着关键作用,资本主义国家便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英国在20世纪"国际竞争力和地位的下降与教育密切相关",直到今天英国的教育还存在"工人培训上的弱点和英国标准教育的不足"[11]125-126.英国式的教育不足问题在德国则不存在,"铁血宰相"俾斯麦认为"有学校的国家才有未来"[12]157,因此德国有一个完善的从小学到职业学校、从工艺学院到大学的体制.
当发达资本主义开始通过提高技能和产品的高附加值来提高其竞争能力时,对工人的培训教育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为了适应这种需求,德国各大学开设了许多相应专业,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教育培训的意义还不仅仅限于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而是还形成一种价值观、态度,它超越了简单的知识传授模式,形成了某种文化和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为中产阶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土壤.
3.完善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中产阶级提供了经济保障.市场经济也是波动型经济,在每一次的经济危机中,都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员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从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引发革命,这就迫使国家要从社会安定的角度来考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在德国产生,俾斯麦深刻地看到社会保障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保险是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于是建立了一系列现代社会的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构成了后来欧洲福利国家的制度基础,它一方面对欧洲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却也使得主张激进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中逐渐边缘化,不得不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立场.
总之,德国政府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德国的中产阶级(即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在竞争中破产并落入无产阶级的命运,从而也就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对立型社会的出现.一个现代社会学家所指称的"橄榄型社会"于是就出现了.在此背景下,一个摆在社会民主党之前的现实问题也就呈现出来 :
在一个社会矛盾并不十分尖锐的"橄榄型社会"中,革命党应当提出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当下的政治运动?换言之,如果被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那么革命党如何才能够发动起被统治阶级与群众起来进行革命?针对这一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意志已被资产阶级所物化,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于是走向了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的道路 ;而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则采取更为务实的办法,那就是基于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修正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并采取相应的政治策略.
三、社会民主党的继承与历史转向 :从阶级结构论转向阶级构成分析
面对这种现实中的困境,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思想家认识到,德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间阶层不断壮大的情况下,在理论上无法再完全坚持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而在政治斗争如果仅仅依靠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也已经不能获得选举的胜利.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于是开始产生思变之心,所谓的修正主义即起因于此.一些人要求摒弃传统意识形态以及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党纲和策略,以利于争取人数日益增加的中间阶层选民.有些人(列宁称之为"立宪民主党人")开始放弃激进马克思主义传统,从历史学派中特别是从立宪主义主张中寻求理论资源.列宁指出 :"正象布伦坦诺、桑巴特、伯恩施坦之流一样,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正在关于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的问题上进行着伪造马克思的'细致工作'."[13]303不管是伪造还是忠实于马克思的思想,从后来历史发展来看,伯恩斯坦的主张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潮流和党内的这股思潮.
在当时德国有许多企业建立劳资共决组织,就企业员工的福利问题进行合作.伯恩斯坦认为这种"企业内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前奏"[14].
然而,早期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思想主要还是受激进左派思想的影响,因此认为"立宪制的企业"与劳资共决组织是"资本主义的遮羞布",其目的是要分裂工人阶级,因此拒绝这种调解劳资矛盾的组织,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党内被视作修正主义而遭到严厉批判.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是一个纯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着作中,就提出过社会主义(协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具有密切联系,所谓的社会民主党(派)其实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15]631.社会民主党在先天上就与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大工业的兴起和小规模工场的衰弱,虽然老式中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逐渐减少,但随着现代化大工业的发展,大企业所雇佣的脑力劳动者也随之增加,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薪金雇员".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个现象.希法亭认为,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而按照"科学的工厂组织的方法"日益细化,使劳动大军分成不同阶层的"带有类似公务员性质的"雇员.
这种"类似公务员性质的"雇员被党内理论家称为"薪金雇员".考茨基也较早注意到了"薪金雇员"这一现象,不过,他在理论上仍然坚持马克思的"阶级结构论"--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角度来划分阶级,因此把"薪金雇员"归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
考茨基认为,从企业的所有制来看,这些新的中产阶级并不拥有企业所有权,因此不属于资产阶级.他在1889年写的《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中认为 :"'新中产阶级'是由于上层剥削者需要丢开办公室职能而产生的","新中等阶级具有完全不同于旧的中等阶级的基础,这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坚实的屏障."[8]259因此在1891年所通过的考茨基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中,他仍然认为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6]
从现在的视野来看,在当时第二国际各社会党中被当作纲领样板的《爱尔福特纲领》对中产阶级的分析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它认为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统治下 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小家--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大扩大了,使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16]700,这是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论断而没有掌握其阶级分析方法的精髓,因此严重忽视了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大公司在取代小企业的同时,也造就了成千上万在大公司与政府机关办公室上班的、从事管理工作的白领--中产阶级.
不过,考茨基虽然坚持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但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这个新的中产阶级归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中,因为他认为新中产阶级的成员大多数是从资产阶级中增补的,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同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大老粗,这实际上是在中产阶级与传统的工人阶级之间又划了一个界线.总之,考茨基虽然注意到了德国的"新中产阶级"现象,但是,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划分阶级的传统,因此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认为他们"最终会参加无产阶级的活动"[8]260;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新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不同于工人老大粗.这导致他在中产阶级的问题上处于左右摇摆的立场,这与他的中间派角色十分相符.此外,考茨基所坚持的以资产所有权来界定阶级,虽然说从理论上可能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但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却不能让社会民主党获得胜利.这是因为,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社会民主党需要在人口中占比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而考茨基的阶级理论并不利于吸引这些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于是,社会民主党内就有了"修正"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并发展中产阶级理论的现实要求,伯恩斯坦就代表了党内的这种思潮.
伯恩斯坦曾担任过恩格斯的助手,在恩格斯去世以后,他承担起了发展马克思中产阶级理论的这一"历史任务".1888年5月,伯恩斯坦到了伦敦,看到英国工人收入普遍较高,从而"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17]28.此外,伯恩斯坦还和费边社会主义者交往,特别是"韦伯夫妇关于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贫民问题的着作,协会出版的没有署名的关于经济和社会情况问题、关于各种部门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的若干短论等等",使伯恩斯坦的眼界开拓[17]26,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阶级结构变化产生了新的认识,于是从1896年开始在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陆续发表了系列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新思想,其中特别提出了中产阶级的构成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898年10月举行,在会前卢森堡就提出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因此此次代表大会第一次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伯恩斯坦本人当时因滞留英国未归,未能参加此次代表大会,于是给大会寄来了一份书面声明,在声明中他提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有两个错误:一是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实现,因为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各种等级的资本家不断增加,特别是中等阶层增加了 ;二是工业生产中的积聚在许多部门中并没有达到《共产党宣言》
所说的那种程度.围绕伯恩斯坦所提出的问题,卢森堡与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卢森堡与伯恩斯坦的主要分歧在于,是进行革命还是改良.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进行自我调整,因此不会崩溃,社会民主党的目标不是通过革命推翻政府,而是通过合法斗争进行社会改革.卢森堡则坚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因此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从表面上看,二者之争似乎在理论立场上是左派与右派之争、在政治立场上是无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之争.然而,如果从更为深层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性质来看,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争.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卢森堡虽然坚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立场,但他与马克思以英国资本主义为原型的《资本论》立场不同,那就是他特别关注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一书中提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尖锐、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灭亡是基于一国的分析,换言之,马克思的分析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没有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这实际上是19世纪早期社会理论的通病.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本积累,是以落后地区的不发展为前提的,这会导致发达国家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后来的帝国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等均与此有关.而伯恩斯坦的中产阶级理论之所以在社会民主党内有市场,也是因为当时的德国已经成功地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已经拥有了剥削落后国家的资本,可以把落后国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转移到国内,其中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就是被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使其经济状况达到"中产"水准,从而消解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
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角度看,卢森堡与伯恩斯坦之间关于阶级和革命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提醒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很难独善其身,基本上没有可能仍保持自己原有的结构特征,因此,20世纪以来的阶级理论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在改革开放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尤其需要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中来考察.
参考文献
[1]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彼得·盖伊.魏玛文化[M].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3]马克思.资本论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4]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北京 :三联书店,195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6]王存福.论中产阶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J].德国研究,2006,(3).
[7]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8]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从中古到20世纪[M].珠海 :珠海出版社,199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10]凯斯·E.福格森.阶级意识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一个艰难的综合[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4).
[11]戴维·柯茨.资本主义的模式[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2]吴友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13]列宁全集 :第1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
[14]殷叙彝.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到民主共和国崇拜 :论鲁道夫·希法亭的国家观[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3).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
[17]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M].北京 :三联书店,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