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是保持党的方针、政策正确性的重要途径。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再强调总结经验的重要性。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工作方法以及表率作用,值得认真研究和弘扬。
一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正是按照这样一条思想路线,我们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并以此来保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党的事业向前发展。他提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他更是明确而具体地指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这当然不是指具体的时间规定,而是进一步强调了总结经验的重要性。邓小平重视并不断倡导要善于总结经验,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
首先,党的历史表明,总结经验是保持正确领导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通过千百次实践的磨练,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自觉地克服自身的错误,才逐步走向成熟的。正是通过这种实践和比较,形成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从而获得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正确的思想基础和思想方法。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这条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在方针政策制定之前,通过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和要求,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在方针政策贯彻之后,通过总结经验,坚持对的,改正错的,使之臻于完善。在一定意义上说,总结经验也是调查研究。毛泽东说:“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
他指出,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
所以,包括总结经验在内的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是保持党的领导正确性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其次,新时期我们党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创新意义,要走出一条新路,既要敢于闯,又要在探索中积累经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善于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勇于开拓创新,不断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他十分注重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同时又倡导要不断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在确定新时期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时,他具有宏伟的魄力与必胜的气势,而在指导作风上又是严谨慎重、深思熟虑的。
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
又说:“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在他看来,改革本身是一个试验和探索,“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比如,他鼓励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时他又提出,允许看,通过试验来作判断,错了就纠正。应该说,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重要总结,也是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很显然,邓小平是把不断总结经验作为保持党的方针政策正确的重要保证。在邓小平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有一个逐步完善和成熟的过程。他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这表明,他对改革的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再次,总结经验也是排除干扰、坚持改革正确方向的需要。从邓小平晚年的思考中,可以看到他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所表现出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他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强调指出:“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他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被动摇、被改变的可能。这除了自己的懈怠、转向之外,还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利用我们改革中的某些不足进行误导。这就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通过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抵制外来势力的干扰和不良企图,保持发展路线的正确性。
二
邓小平指导起草并经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但为正确对待历史提供了范例,而且对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粉碎“四人帮”后,党面临着拨乱反正、开辟未来的新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概括的:“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邓小平在指导制定《历史决议》过程中提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对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首先,从党的事业和对历史负责的高度,指明《历史决议》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今天而且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以“西单民主墙”事件为代表的企图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非毛化”思潮,这种情况造成了党内的某种思想混乱。针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反历史的观点,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他特别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为了贯彻这个符合历史实际的指导思想,他特别提出总结历史的两个指导原则,一是总结历史上的错误,不应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而应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使之不再重犯;二是总结历史,主要是为了开辟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针对一些人对问题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地把错误的责任都归于毛泽东一个人,邓小平强调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他明确指出,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问题,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
其次,指明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这是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特别强调要贯彻这一原则,他指出,对建国 30 年来的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也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这个原则在《历史决议》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作了科学的区分,他晚年的错误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纠正他晚年的错误正是为了回到毛泽东思想上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是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等等。这些正确的结论,为评价领袖人物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再次,在起草过程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在起草过程中,通过各种会议、个别交换意见,充分听取、吸收从领导层到理论界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历史决议》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邓小平还专门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同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涉及对毛泽东评价的问题)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够接受。广泛听取意见的过程,也是统一认识的过程。事实证明,如果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这提供了我们认识问题的重要的立足点。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三
邓小平晚年依然十分注意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他退休后对分配问题的思考和多次谈话,就是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体现。他直面现实而不讳言收入差距扩大现象的出现,尖锐指出贫富悬殊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富有预见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
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邓小平是既积极又慎重的。
他曾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诸如,改革如果导致两极分化,就算失败了;改革的结果如果出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如果社会风气坏下去,经济搞上去是没有意义的,等等。但是,当现实生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邓小平,并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直面现实,揭露和解决矛盾。这是对我们党的事业有信心的表现。他在晚年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严肃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特别是 1993 年 9 月他关于分配问题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非常坦率而尖锐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深刻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忧虑。
邓小平对坚持社会主义两个根本原则的问题,始终是明确的,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后富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里,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巨大优越性;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则是依据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使之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正确途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政策的整体。他曾设想到了 20 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后来的发展并非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值得认真研究和解决的,而且也是可以逐步加以解决的。但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始终是明确的。1990 年 12 月 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他还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从我国发展的方向和大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1992 年 12 月,他在上海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两篇外电报道:《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当时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不久,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问题,总有一天主张公平合理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会重新高涨起来。这则报道,引发了充满忧患意识的邓小平的深深思考。历史曾经证明并仍在证明,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可能解决公平合理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为此,他专门提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
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
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邓小平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他的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由此可见他对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是何等重视。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将会导致严重后果。1990 年 7 月,他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诚然,他在这里所说的两极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但也是根据中外历史经验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超出人民忍受极限的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这一经济原因引发的,所以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都有“均贫富”的主张。
当然,近些年我们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是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属于人民群众还能忍受的范围之内,但就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来说,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必须加以认真的解决。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是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的警示。
他一贯强调,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马克思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立的特征的社会。”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占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可以想见,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蜕变。很显然,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两极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和解决的话,势必会危害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动摇,甚至使公有制的劳动成果通过种种非法手段被占有,公有制最终名存实亡。所以,邓小平的“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警示意义。
邓小平正是基于对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短短数语,透出他的重视与急切的心情。越是到晚年,他越强调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定时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要调节分配、要做好调节税的工作,等等。应当说,他在这时特别提出要善于“回头总结经验,勇于改正缺点”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寻找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近些年,有人把一些学者提出要反思改革即要总结经验的正确意见,说成是反对改革,这显然是一种误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认识是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思维方法,也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无知。只要我们仔细学习和体会邓小平关于总结经验的深刻思想,就不会有这样的错误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