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对于这个革命论的理论来源，学术界普遍提到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及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能性的论述，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分“两步走”的理论，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可以在“空地”上创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等。这些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理论视野考察，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两阶段理论为龙头并由此展开的东方社会理论、民族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体系才具有真正的原创性，才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国情分析、中国革命性质与阶段分析的理论源头。
一、从地域历史到世界历史的逻辑进程
应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受黑格尔影响。黑格尔最早提出“世界历史”理论，他认为，历史是服从某种法则有规律演进的，主宰历史规律演进的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运动着的“绝对精神”.世界历史就是一个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为前提，把孤立分散的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的世界性历史进程，也是从不自由走向自由的进程。因此，各民族不论其现状如何，最终都要被“自由概念”所统一，最终都要汇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对东方社会，他认为中国和印度虽然具有古老的文明，但一直处在静止状态，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历史。尽管“中国很早就进展到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与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地方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而印度几乎“没有事实的历史”.“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生动活泼的进步。”
①也就是说，只有外来的异质文化因素的介入才能使中、印“得到生动活泼的进步”.与黑格尔抽象谈论世界历史的精神性不同的是，马克思明确把世界历史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②形成世界历史的内在动力可归结为两个关键词--“联系”与“发展”.这是一个双边不断互动的过程，由此构成了一个发展的链条：起始环节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交往的扩展，“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③“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弗兰德）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
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⑤由于“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⑥这就推动了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如此发达的生产力既需要从世界各地取得原料，又需要向世界各地倾销产品，它必然把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卷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中。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⑦然而，物质生产方式的世界化又导致了精神生产的世界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指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的书面着作）。最后，西方文明的冲击必然导致东方社会的变革：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⑧这个世界就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近现代文明，而这个进程已包含着西方文明对东方社会的冲击与东方的反应。
二、从世界历史看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这里主要指中、印）的分析，乃是其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与开展。撇开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时代局限及学术界的歧见不论，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马克思准确把握了中、印为代表的亚洲社会的根本性质与基本特征：小农业与手工业的家庭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家长制、宗法制构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土壤；生产结构的简单性、落后性与社会的封闭性则是亚洲社会不变性的秘密；在这个落后、封闭的社会里，人们“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①,所以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这就是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和印度在近代落后的原因。在中国，“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②,“除了改朝换代，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这使中国历史呈现出“一种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任务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③显然，马克思对中国历史的判断是准确的，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只有改朝换代的王朝革命，没有脱胎换骨的社会革命。古人称之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④在印度，农民通过村社这样的小单位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在马克思看来，从遥远的古代直到 19 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始终没有改变。对此，马克思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指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实在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驯服的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这就是中、印等东方社会的共性。然而，西方的入侵“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⑤可见，马克思认为，亚洲在此之前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社会革命！
但“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⑥因此，尽管马克思从道义上谴责了西方对东方国家的野蛮入侵，但他还是肯定了这种“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⑦对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在上述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写了关于中国的系列文章，它们构成了“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中国观”的第三环节。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预见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社会革命的发生，都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的。在中国，这种冲击表现在经济、社会、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
鸦片战争后，英国的棉、毛织品开始大量输入中国。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相应程度的破坏。经济冲击必然引起连锁反应，“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再加上“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的外流”、“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 1840 年在英国的大炮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⑧与社会冲击和军事冲击相伴而来的是：“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⑨军事冲击又必然带来政治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恩格斯也敏锐地指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①显然，革命导师对“亚洲新纪元”的到来是充满期待的。这个新纪元就是告别传统社会的民族民主革命。
三、从民族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战胜封建主义、世界历史如何从西方走向东方的客观进程，而且论证了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不过是世界历史的“史前史”,它必然被无产阶级革命所开创的真正的“人类历史”所取代的大趋势。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包括两大阶段的：资产阶级开创的只是为世界历史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较低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虽然“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但是“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②,这种异己力量使人们摆脱不了对盲目必然性的动物般的屈从，只能在劳动中被异化，所以它还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③,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仍然是有限的，尽管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它仍然属于剥削阶级占有劳动、人们受盲目的异己的力量支配的“史前史”.
其次，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虽然冲击了长期停滞的东方社会，瓦解了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给古老的亚洲带来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社会革命。但西方对亚洲的侵略与统治终究是受他们贪婪的欲望驱使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④对此马克思清醒地看出，西方在东方所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⑤,所以“只有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⑥因此要避免人类进步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的悲剧，还必须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
再次，资产阶级对本国和海外人民的压迫与剥削必然产生自己的掘墓人。“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
⑦但这种消灭异化的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破，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它必然带来打碎旧世界的革命，而这种革命必将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而具有世界的意义。因为“当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的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①由于这个新阶级是无国界的，所以它所要进行的革命也是世界性的。这个在所有民族中有共同利益并与旧世界相决裂的阶级要彻底解放，“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可能实现一样”.②这就导致民族性的民主主义革命必将走向世界性的共产主义革命。
最后，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是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因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所以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才能使“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③这才使人真正地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并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但如果没有其他民族的革命，“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的彻底解放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无产阶级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④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⑤这将是世界历史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到民族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之间是环环相扣的，它不但影响了列宁、斯大林，也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渊源。尽管俄、中均属于落后的国家，但并不等于它们应该被排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之外。恩格斯指出：“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
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⑥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生产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⑦可见，在革命导师看来，不管是在一个国家中不同地域大工业发展水平的不同，还是在大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都有可能因大工业激化的矛盾而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
⑧即使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也无法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之外独善其身，因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⑨.同时“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⑩.前者强调了反对现存政治制度和所有制的必要性（不管其发展程度如何），后者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小农和小资产者的必然性。而这两点均包括了大工业“不发达的国家”.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为龙头的整个理论体系已渗透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之中。其一，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分为两阶段的理论，恩格斯对东方国家被卷入民族民主革命，并加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在毛泽东那里经过列宁主义的环节被转化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第二种是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运用。其二，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长期停滞、只知改朝换代而没有社会革命、最后必将在西方冲击下引起社会革命的理论，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中国历史与国情时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如关于“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的评估；①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的判断，均明显受到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的影响。其三，马克思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②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及其消极后果的分析就指出了这一点：“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③其四，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的论断，与毛泽东对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的论述也密切相关。其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不发达国家的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小农和小资产者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的论断，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依靠对象的论述也有直接的启发，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④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理论对毛泽东的影响更为直接，但它的理论源头仍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当然，这种源流关系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转化。
参考文献：
[1] 靳辉明、荣剑：《超越与趋同：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
[2] 段忠桥：《对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 年第 1 期。
[3] 张建云：《跨世纪的争论，几代人的思索--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评述》（上、下），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