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领导一切”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对确立和发展这一根本政治原则, 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 推动“党领导一切”原则的提出和确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推动和平环境中“党领导一切”原则的持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性发展背景下,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为“党领导一切”原则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关键词： 党领导一切; 历史轨迹; 创新发展;
Abstract： “The Party exercises overall leadership”is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inciple of the CPC. Under differ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generations of CPC leadership have made grea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principle.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ut forward and established this principle;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promo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 in the peaceful envir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ong-term governance capacity”and“strengthening every dimension of Party's ability for governance”have infused a new connotation into the principle.
Keyword： The Party exercises overall leadership; historical track; innovative development;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核心和根本政治原则, 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1]20“党领导一切”这一论断, 不是主观臆想、凭空产生的, 它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历经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伟大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实践, 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付出了无数巨大的牺牲和代价而取得的宝贵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对确立和发展“党领导一切”这一根本政治原则, 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一、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推动了“党领导一切”原则的提出和确立
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担负起领导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使命?历史的发展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严峻的课题和挑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中, 逐步形成了“党领导一切”的科学认知,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一)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首次提出坚持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1927年, 北伐军占领长江流域之后, 国民党宣布“清党”,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到全盘打击和屠杀, 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遭遇的第一个挫折。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应对国民党的打击, 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 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史称“八七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做了着名的发言, 批评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观念, 提出了在革命中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新观点。“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 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 但始终没有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2]46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坚持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 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直接指挥”原则
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的原则, 并将武装斗争的方向指向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 建立了赣南、闽西、鄂豫皖等十几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游击战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毛泽东总结农村游击战争不断发展扩大的宝贵经验, 对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工作, 特别是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 基本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原则。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 由于对中国社会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 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左”倾的急躁情绪, 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遭遇挫折时, 又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针对这种错误倾向, 毛泽东在1929年《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明确指出, 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统一和直接领导, “……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 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2]55。“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 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 打仗仅是一种手段……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 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 否则陷于无政府, 定是失败……红军必须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 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2]57-61。
对于在红四军当中存在的一种“军委”和“前委”要分开的错误观点, 以及要“军委”还是要“前委”的争论, 有些同志攻击“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 要求司令部对外, 偏重于单纯的军事观点。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认识到如果没有完全的集体的党领导, 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字罢了。其后, 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支持下,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起草并主持通过了大会决议, 即《古田会议决议》, 指出:“以军队控制政权, 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 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2]79古田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 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条件下, 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 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一支党坚强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 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 标志着“党领导一切”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基本确立。
(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斗争实践推动“党领导一切”原则完备成熟
“党领导一切”这一原则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断发展, 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斗争实践, 对于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原则, 有了更加明确而成熟的认识。“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 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 已经锻炼出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 我们相信, 将使这样的路线, 根据新的环境, 更加发展, 充实和丰富起来, 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3]。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 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根本原则和理论正式完备成熟。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 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不是任何别的革命, 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人民大众的,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当领导者。”[4]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根本原则的指导下, 领导中国广大人民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推动“党领导一切”原则持续发展
1949年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新中国, 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破烂摊子, 在极其落后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勇挑重担, 总揽全局, 仅用3年的时间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创造了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史的奇迹。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独立自主地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在和平建设环境中, 如何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给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建设一个什么党的问题, 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 也是下一代, 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 核心问题是党。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 也要靠一个好党, 否则, 胜利就靠不住”[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 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 高瞻远瞩地提出当今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并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入加速进行的轨道。
(一) 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强调党对现代化事业的权威领导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国家的政治面貌和经济面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前途充满了信心。但另外一方面, 由于国民经济长期被破坏, 发展缓慢, 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从不平衡走向平衡, 经济体制面临调整, 这是中国经济走向稳定和发展的必要前提。面对着时代赋予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有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还不够解放, 面对改革, 胆子和步伐还不够大, 不善于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对此,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提出“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 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了我们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命运。”[6]162并强调指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是实现现代化的的根本前提。“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 更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只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这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的客观真理”。[6]17就此,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并多次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政治建设, 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 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 领导全面人民面对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邓小平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 中央要有权威, 中央说话要能够算数。“我们要定一个方针, 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 多方面综合的改革”[7]278。邓小平坚持党的权威的论断,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和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二) “南巡谈话”进一步强调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全面铺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始终伴随着争论和不同意见。如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 不是社会主义的, 搞市场经济, 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在一段时间中甚嚣尘上, 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 阻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面对这些情况和问题, 邓小平多次强调:“资本主义有计划,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7]373“我们头脑清醒, 就不怕, 我们有优势……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7]373
在1992年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的过程中,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示, 要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要一百年不动摇。“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来说过去, 就是一句话, 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7]371。对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争论问题, 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要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 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 经济能不能快点发展起来, 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 从一定意义上说, 关键在人”[7]380, 关键在党的领导。
(三) “加强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标志“党领导一切”原则的与时俱进
新旧世纪之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20年的发展进程, 改革面临着深层次的结构化调整, 如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保证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是新世纪、新形势给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任务。
在这个背景下, 对于如何加强党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权威领导, 发挥引领作用, 及时化解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 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必须始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提高党“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他特别强调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 不仅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农村基层和街道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而且还要加强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凡是已具备条件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都应该建立党组织, 并在企业职工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 要理直气壮, 当然工作要耐心细致。”[8]21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要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 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8]571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多种多样, 如何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9]22, 保持社会的安全稳定, 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新的时代发展、新的改革环境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的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个全新的事业, 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 中国社会发展遇到各种问题, 面临各种困惑和争论, 正是坚持了“党领导一切”的根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一次又一次困难, 渡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21世纪。就如胡锦涛同志曾经总结的:“回顾九十年中国的发展进步, 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9]9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发展为“党领导一切”原则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8新时代也是实现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关键期, 在这个关键时期,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了进一步的系统规划和全面部署, 规划了“两步走”战略:“从2020年到2035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十五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再奋斗15年,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28这个战略清晰地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需要党中央领导广大人民按部就班地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新时代和新的历史方位, 给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原则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只有迎合新时代的要求, 不断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才能切实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变为现实。
(一)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时代, 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 有些风险和考验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表现非常尖锐, 这一切都给党的领导能力和党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以问题为战略导向,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 全党“要勇于直面问题, 敢于刮骨疗毒, 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 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16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 就是“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1]60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新的时代给党的领导提出的新要求。把这一新要求落实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需要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高屋建瓴, 确保党的权威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全社会才能取得思想、政治和行动上的一致性;不断提高党协调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能力, 更加适应实践、时代和人民的要求, 始终成为人民的“主心骨”,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政治保证。
(二) “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是“党领导一切”原则的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结果, 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先例可寻, 这势必给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为严峻的任务和挑战。当前, 我国改革日益进入攻坚阶段, 社会各个方面深层次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试图阻挠中国进一步发展、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境内外反对势力始终存在;某些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贪图享受、消极懈怠、脱离群众、思想闭塞、形式主义等严重问题不断出现。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 必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 “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才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权威领导作用。
在十九大报告中, ***总书记强调指出:“要领导好一个13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 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 也要本领高强。”[1]67并强调了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等八个本领, “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这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 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1]68“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党领导一切”原则的创新性发展, 是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方位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从实践到理论的伟大创造, 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成熟。
在新时代, 我们既要坚定地坚持党的领导, 又要持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不断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大局的能力, 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 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 我们坚决不能动摇, 维护党中央的绝对领导权威至关重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 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党的领导才会坚强有力, 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长盛不衰, 中国社会才能持续发展, 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 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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