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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哲学的贫困》的主要内容探究
【绪论】马克思著作《哲学的贫困》的内涵解读绪论
【第一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产生背景
【第二章】生产：经济范畴及所有权的物质基础探索
【第三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形成
【第四章】共产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
【第五章】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过程中的地位
【结论/参考文献】马克思理论形成中的《哲学的贫困》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一、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产生背景
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熟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面临的时代背景和阶级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科学的建立是和当时其他的一些社会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密切相关的，或者说马克思是在批判有关哲学家经济学家不正确的或不现实的方法论过程中，自己理论也得到了富有逻辑而科学的证实。这其中重要的一个人物就属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了。研究马克思和蒲鲁东的交往及马克思在批判、论战蒲鲁东的过程中自己理论的成熟在马克思发展史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时代背景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各国陆续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迎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传统的工厂手工制。然而本来可以减轻工人繁重劳动量的机器化大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下，却变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力的工具。生产资料私有制暴漏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些弊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爆发了一系列的运动，如：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武装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这些起义把矛头都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制度。虽然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更多的欧洲有识之士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开始了自觉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端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开始自己的理论研究的，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解放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和别的一些哲学家经济学家不一样的地方是：马克思恩格斯探讨的问题不仅仅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关于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解放的问题，他们科学的从事写作和研究，自觉的担任起了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1845 年 1 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着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而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撑点[1].马克思恩格斯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现象的研究，深入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为工业无产阶级找到能够正确指导他们革命的理论工具。
（二）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交往
1.马克思对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的肯定
1842 年 10 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开始接触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的难题，不得不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马克思开始接触蒲鲁东的着作。1840 年蒲鲁东发表的《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论点，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
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被马克思青睐有加。蒲鲁东说，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地主和资本家私有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是对劳动者平等的享有权的侵犯，是对他们平等权利的侵犯。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不仅劳动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而且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生产的劳动产品也被资本家无情的占有了。从每个人平等的享有权方面讲，资本家是对劳动阶级和无产阶级平等的享有权的侵犯，是对他们平等权利的侵犯。所以，蒲鲁东提出了“所有权就是盗窃”的思想，并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的三个基础：先占权、劳动权（劳动不可能成为私有财产合法性的根据）、收益权（“谁出资谁收益”是现代人权利的一个天经地义的信条，这也是资本家获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权利。
蒲鲁东称收益权的授予过程是神秘的，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能力）的直观赤裸裸的批判，打击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使他在思想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蒲鲁东的“社会”概念特别重要，它意味着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彻底否定。马克思看到了蒲鲁东相比其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进步之处，蒲鲁东不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私自利为前提，而是科学严峻地对私有财产进行了打击。
“谁出资谁收益”是现代人权利的一个天经地义的信条，这也是资本家获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权利。蒲鲁东称收益权的授予过程是神秘的，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能力。在那个时代有且仅有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发现了科学，那就是他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批判，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了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着作《什么是所有权》被马克思肯定为“智慧的作品”[1],马克思这时把蒲鲁东作为社会主义者而加以接受。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维护普通劳动群众的利益，对蒲鲁东的理论表示非常的认可。马克思认真专研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这本着作，认为蒲鲁东的这本着作是相当好的一本书。
因为在这本着作里面对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否定，以及看上去十分有道理的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理论，极其触动马克思的心弦。蒲鲁东不像西方其他经济学家，所有的科学论断的研究都是以“永恒的”私有制为前提，而蒲鲁东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的弊端，并对其进行反对，这让马克思十分欣赏。但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这时还未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蒲鲁东对“所有权”的批判指的也只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而对另一种所有权--小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他却极力加以维护。以马克思对科学的抱负，一旦他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发现唯物史观，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这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就会日益彰显[1].
2.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分歧
1843 年 10 月，马克思打算在巴黎创办《德法年鉴》杂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视线中出现，唯物主义给了马克思一个新的前进的支点。而这时，针对资本主义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蒲鲁东严重地暴露出了他的空想主义、教条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形成鲜明地对立，马克思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指出蒲鲁东虽然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但是还是没有摆脱私有制的影响。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仅不是科学，而且还是空想，并不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做出理论贡献。而马克思始终坚持人类的解放运动，蒲鲁东的消灭私有制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可以混为一谈[2].这一时期，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态度没有之前那么肯定和友好了。
随着《德法年鉴》期刊 1844 年 2 月一期合刊号的出版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编写，马克思开始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涉及，使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和蒲鲁东明显不同。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蒲鲁东在社会问题上却唯心了；蒲鲁东用小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大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仍抱有幻想。这一时期，预示着马克思与蒲鲁东已经开始有了分歧了。
第一，马克思致力于找到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基础。虽然还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类的本质的复归，但他并不是直接从人的理性出发推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是力图深入到对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中去寻找[3].第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傅立叶、蒲鲁东、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人，他们的空想性质与不能正确认识私有制有关。马克思将早期的共产主义称为“粗陋的共产主义”,指出：他们虽然提出否定私有制的主张，但实质上只不过是要求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在资本主义社会追求财产的平均化[1].随着唯物史观理论的成熟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越来越意识到蒲鲁东的经济学和自己的经济学是背道而驰的，蒲鲁东的经济学理论在自己心中已经站不住脚了。第三，马克思对蒲鲁东的社会改良主张予以否定。蒲鲁东企图用付给工人平等的工资来实现工人的解放，但是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资本来就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要消除异化就要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而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平的改良方式是不行的[2].因为任何社会改良的道路都不是对现有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形态的全盘否定，也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全盘否定，任何改良主义最终都会被资本家所泯灭，达不到消灭资本家无形剥削工人阶级的实际效果。
3.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决裂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关系，在马克思还未展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前，由于自己理论的不成熟，对蒲鲁东是十分肯定的。而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就渐渐发现了他和蒲鲁东理论之间的分歧。
蒲鲁东反对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然而主张平等的财产所有权，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分享到一份相同的财产，要求的是以劳动及自由平等的买卖为基础的最最不能让予的个人财产，认为财产权是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蒲鲁东保卫个人财产权，认为私有制和共产制都不是好制度，一个是以强凌弱，一个是以众暴寡，真正的好制度应该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联合”的第三种社会制度。
马克思准确地将蒲鲁东的立场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认为他迷恋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依马克思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两个最重要的阶级，其他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因其生存基础和现行体制的矛盾，必然走向灭忙。所以马克思坚决杜绝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立场。蒲鲁东依据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普遍平等原则以彻底的小私有财产权名义抗议资本主义的统治，马克思则认为蒲鲁东的这种普遍平等的小财产权是不可能实现的。
1846 年 5 月，马克思和蒲鲁东关于担任巴黎通讯员的一次通信，暴露出了两个人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的根本不同。马克思建议通过经常的通讯活动为“各国的社会运动”做准备，蒲鲁东则主张社会改革，而非社会革命的道路，使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瓦解。
1846 年 1 月到 5 月，马克思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部着作里作了比较详细地论述，唯物史观的发现又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作出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而此时的蒲鲁东依然是唯心史观，他和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着手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时，专门给蒲鲁东写了封信，希望他提防格律恩的影响，并邀请他充任通讯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马克思恩格斯本着团结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更好的引领国际先进工人进行斗争的目的与蒲鲁东联系，希望他能彻底的摆脱小资产阶级立场，试图将蒲鲁东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1].但是蒲鲁东的回信不仅执迷不悟，而且还言辞刻薄；不仅拒绝了马克思邀请他充任通讯委员会在巴黎通讯员的邀请，还反对“强使人民信奉共产主义”,反对使用暴力的革命手段变革社会的方式，主张“用文火烧掉私有财产”.他抵抗马克思实现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蒲鲁东的不现实主义使马克思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克思发现，蒲鲁东的地位虽然和无产阶级非常接近，但在其思想实质上，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与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截然相反。
1846 年 5 月，马克思和蒲鲁东关于担任巴黎通讯员的这次通信，暴露出了两个人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的根本不同。蒲鲁东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实际上是唯心的、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背道而驰。从这次的通信可以看出，马克思和蒲鲁东的矛盾已经无法愈合，把蒲鲁东吸收到共产主义组织方面的想法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曾经 1842 年还在盛赞蒲鲁东的马克思，这时就对蒲鲁东表示了决然不同的态度。马克思需要与蒲鲁东划清界限，以便对其歪曲理论进行批判。
蒲鲁东在给马克思回信中提到的将要出版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是蒲鲁东自己工作之余“扩大自己的考察结果并在实验中完成始自萨伊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学程”的结果。书中蒲鲁东用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虚构了一个“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什么是所有权》中的那种被马克思肯定的、正确而真实的思想不复存在了。相反，马克思看到的是蒲鲁东小资产者的“虚浮的狂热”.该书的出版为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提供了一个理论出口，以发挥自己已经明确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从而同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见解对立[1].《哲学的贫困》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对蒲鲁东批判的开始，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论战过程中一步步地创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