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对于以往生存于高楼深院的科学技术研究，从学术理念和行为方式两个方面带来了深刻变革，使其由以往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以科学技术理论发展为导向、在科学技术研发与教育内部循环，变为现在由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科技研发的社会组织体制进一步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要"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要"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所有这些关于科技研发体制及其工作方式改革的大政方针，既强调了科技事业发展必须认真遵循包括认知与价值规律、创新和传承法则等在内的文化逻辑规范，又充分肯定了科技文化产业发展必须遵循市场法则及其资本逻辑的要求，严格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其间最为集中的思想内涵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科技研发的文化逻辑及其组织机制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问题，把握资本逻辑介入科学技术研究所形成的效应。
一、资本运行与科技研发内在的逻辑关联
广义的自然科学体现着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涵括了科学、技术两个方面。科学揭示自然的内在规律，说明其何以如此、将会怎样；技术则研发利用自然规律改造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条件和手段，解决实践中人应当怎样、可能怎样对待自然的问题。总体上讲，科学文化为技术文化及其实践性运用提供理论基础；技术文化是科学文化的实践延伸，为后者提供物质条件并在社会生产中实现其认识价值。现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与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科学、技术的研发与运用，总是伴随着资本逻辑的魅影。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首要的生产力，它们与资本的增殖和发展同时空推进。"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1]
资本来到人世，在推动和利用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起到巨大作用，令马克思赞叹不已："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凭借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才有了社会生产力一次次的根本性飞跃，才有了人类在自然界及社会生活方面一次次的伟大解放，也才有了资本运动一次次的急剧扩张。在科技文化、社会生产与资本运动三位一体的历史发展中，科技文化为生产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技术、工艺，进而为资本扩张提供新的自然可能性和财富空间，并以工具理性的文化逻辑贯通科学技术与资本运作两个场域的精神境界。社会生产作为联结科技文化与资本逻辑的中介，一方面为科技发展提出需要，提供实践目标与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将资本运行的逻辑及其形成的财富力量反馈于科技文化，引导和推动它的发展。这样，也就衍生出了科技文化与资本运作的逻辑交织。
科学、技术的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之关联，因为科学、技术同社会经济的联系方式不同而互有区别。当我们把科学定义为探索自然规律本身，获得客观真理的活动与成果时，它与社会生产、经济事物的关联相对较为间接，其投入和产出，不能构成经济等式，投入的是人财物资本，产出的是科学认识与思想理论，两者于质于量都无法对等度量。因为这一根本差异，基础科学的研究一般难以直接与资本逻辑对接，也不能完全产业化组织、市场化经营。它是人类公益性的而非局部群体盈利的事业，其产出成果为社会共享，其投入责任也自然由社会共担，其价值实现具有长远性、非加和性、不确定性、风险性，这更难以用投入产出经济兑现的资本逻辑去运作。像宇宙学、量子力学、纯粹数学、理论化学、脑科学等远离物质生产实践和经济生活的科学事业，便只能由国家和非盈利机构组织社会资源投入，才能维系和推动其发展。但基础科学文化生产这种与资本逻辑的联系间距并不能绝然否定两者的逻辑关联。
马克思曾经谈到：物质生产及其经济方式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科技文化的进步，一是"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3]
二是历史上正是由于大机器工业生产问世，"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三是在科学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之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4]
笔者从文化与资本的逻辑耦合来分析基础科学的特征，得出如下认识。首先，科学研究的选题不是绝对自外于社会生产、经济发展需要的。后者在历史行进中遭遇的种种挑战和难题，会通过生产技术、实用科学的紧张、问题突起而倒逼基础科学研究。社会需求经过技术的倒逼而产生的科学驱动力，如恩格斯所说，比数十所大学的力量还要强大。而这种生产实践给科学研究的"出题",常常反馈到国民经济运行和安排的信息编程中去，一则引发企业以产学研结合方式对技术开发与相关基础研究统筹兼顾，甚至直接进行某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与资本投入，在技术产业化研发中也带动基础科学的研究。二则能引发政府和科学事业机构的关注和投入，像我国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指南编制、招标项目的提出、科研课题的立项及经费下达，就有大量源自物质生产、经济生活的命题，是资本逻辑国家运作的一种指引、安排和推动科学文化生产的基本形式。它直接地表达了"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文化逻辑，又曲折地表达了科学文化与"资本"之间社会化的逻辑关系。它让基础科学研究的公益性、长远性惠及全社会，又让其难免的风险性、非经济致利性带来的无偿支付由社会负责。基础科学研究的文化生产受到科学认识自身发展规律、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在认识与实践方面互相促进之规律的文化逻辑规定，又受到来自国家及其事业机构依据经济运行的资本逻辑对科学研究给出的投资和政策引导的规定，还可得到生产企业在产学研结合中直接给予的资本力量支持。它们曲折地实现着科技文化与资本的逻辑交汇与融通。
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文化生产与资本运行的逻辑交织，虽说间接的方面居多，但仍不失在文化精神方面的直接触碰与涵化。资本逻辑锱铢必较的运作方式和自然科学要求经得起数学检验、注重精确计量的精算思维，同构了一种追求量化的理性思维方式。因为"货币经济使日常交往中持续的数学运算成为必要……对价值进行确定、衡量、计算，将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这当然有助于形成现代社会从理智出发、勤于计算的性质，它同以往时期更容易冲动的、整体取向的和从情感出发的特征相对应。"[5]
资本逻辑要求的典型思想范式，是一切经济行为须"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到的经济成功".[6]
与之相应，现代"大科学机器所产生的观测结果，已改变了想象各种概念发明时的那种轻松心情，发明这些概念本来是为了解释这些大科学机器所产生的那些神秘的信号的。弦在十维空间的振动、希格斯玻色子、某个种群中的基因漂流都是此类概念的例子，这些概念比细菌、行星轨道、分子或基因等概念更难想象。"[7]
回顾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科学史和经济史在理性主义道路上的结伴而行，我们不难理解以上引述的逻辑意蕴：市场经济的资本精算逻辑实践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相互关系，它培养了一种严谨的经济态度，不断更新了人们认识和处理社会事物的思维方式，为理性至上的科学意识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它又推动着资本运动对科学理性的文化借重，使资本的社会运作随同科学技术的产业推广而有了更大的市场，随同科学技术对经济管理的智能支持和大数据处理，而具备了更有效的组织方式和计量系统，资本运作因此变得更为精确、更有效益。
其次，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也与资本运作的社会逻辑彼此贯通。现代科学研究方式是科学事业随同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方式变革、市场经济发展而深刻变革的产物。它由以往的手工劳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设备的运用，由以往个体劳动到现在的集体攻关；由以往的感官体验、猜想求证、逻辑推导到现在的庞大实验和运算系统；由以往封闭性交流到现在的信息、设备、体制共享的开放性研究，科学文化生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性及其与经济生活复杂深刻的互动关系。它们要求社会大量的人财物投入，又敏感地关注、响应着经济事业的召唤，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使科学研究广泛深刻地受到来自市场经济及其资本逻辑的影响、制约和组织，形成了资本逻辑横贯其中的产学研新体制。这一经济发展与科学逻辑的互动过程，总是通过各个时期代表性的物质生产方式，把市场、产业与科技文化进步中的各个环节和因素结成高度自组织的社会系统，把自然科学文化生产形式与市场体制、经济产业形式动态地联系在一起。科学研究由此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是工作场所的科层化。由于各种机构、科学项目和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于是需要达到某个目标的各项工作被分列出来，委派给不同的代理人去执行。"[8]
科技研发也因此具备了产业化组织的内部结构，为进入市场奠定了业态基础。
最后，现代科学发展趋势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在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中，重要科学项目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项目需要昂贵的机器和一个个具有各种才干和动机的团队。"这些"大科学机器"的高成本运作意味着研究人员需要从政府或事业机构以及体制外的企业得到大量资金。[9]
因而强化了科研与资本市场的联系，一定程度地改变了研究人员的价值立场和责任关系。正如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科研事业呈现的文化态势那样，"当联邦政府和各慈善机构成为研究基金的主要来源，成为在异国他乡举办各种讨论会的东道主时，许多科学家的主要忠诚对象已从他们自己所在的大学，转向了这些慷慨的组织。"[10]
科学发展这样一种社会化规模不断扩展的文化逻辑，加剧了科学研究在社会资源方面对资本市场、政府投入的依赖，因而在科研选向、价值定位、要素配置、服务对象等方面，强化了对资本逻辑的趋附。虽然科学研究者们仍然执守着科学文化自身逻辑的矜持，认定"科学只有在无拘无束的沉思过程的影响下，才能把它那纯粹是理论方面的认识方式、才能把它的逻辑学方法和数学方法，扩展到整个世界上去";[11]
但客观的事实很"酷感",形形色色的"学术资本主义",贯通文化与资本的逻辑链接。
技术研发的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纠结，相对于基础理论研究，有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它作为物质生产手段与条件的文化生产，其出发点和价值归宿是直接面向经济的，因而在目标选择、项目确立、成果检验、价值评估方面，服从经济的召唤、安排与考量，受资本逻辑的作用更直接。二是它作为由基础研究走向实践运用的中间环节，因为与生产实践的直接贯通承受更多的社会制约，尤其对军用还是民用、大面积推广还是小范围实行、技术公开还是垄断等问题的处理，受到经济、社会力量的操控甚多，进而受到资本的投入产出、价值增殖与转换的逻辑干预十分频密。像核能开发、基因工程、太空技术等方面的经济利用，有时甚至会直接扭转技术研发原初的文化逻辑而服从资本逻辑的安排。三是技术研发产品因其经济实用性，能以发明专利等方式直接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市场，作为资本逻辑运作的对象和载体，直接成为知识资本或文化资本，更便利了文化与资本的逻辑耦合。四是技术研发组织方式的企业化、工厂化，资本逻辑改变了科学文化生产以往高楼深院的组织方式，造成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在时空结构上的一致---企业独立进行；在组织模式上的一致---科层制和大机器流水作业；在资源使用方式上的一致---投入产出核算等。这样，"专业化的实证科学……由于它在技术方面根据必不可少的法则发挥共同调节作用，永远无法摆脱……经济力量。后者那与利益有关的意识形态在学术方面的代表人物，都寻求以他们的财富"获取，去评价和确证技术成果的优劣。[12]
这形成了资本逻辑与技术文化逻辑的双重变构与双向结合。技术的研发和运用，使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资本化经营有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物质条件的支持，也多方面地改变了资本增值的方式---通过创造更多相对剩余价值而实现。资本逻辑与科学文化的相互渗透，极大地改变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关联的文化逻辑：以往人们对待"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做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13]
自然科学从单纯静观的理论意识变为动能十足的实践意识---技术理性意识，除了认识复归于实践以求检验与发展自身，最终实现其认识价值的文化逻辑驱动之外，更多受到资本扩张逻辑对革新生产技术、提升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大贏利空间而生发的强大社会经济能量的推动。这是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资本运动同步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
二、资本逻辑促成学术行为的深刻变革
资本逻辑对科学技术研发产业这一非物质经济领域的介入，不仅给科技文化生产带来了鲜明的经济实用性，而且还在其文化逻辑方面生出一些新机制，形成科技摄纳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函变性与自组织性。首先，资本逻辑中的货币资本力量一定程度地消解科技研发主体对知识创造力、生产力拥有和运用中的社会角色差异。马克思曾以货币资本对知识生产力的占有为题论述过这一情形：货币具有消解有知识创造力和没有这种创造力或创造力不对等之主体的社会差异。"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现实的、人的和自然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想；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想，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因此，仅仅按照这个规定，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14]
货币作为无规定性的万能中介所具有的无穷置换力量，能摆脱一切人与物在质上的纠缠，而仅仅以量的普适尺度权衡与确认一切交易行为、交易对象的价值关系。资本逻辑通过货币对知识及其主体生产力的收购与重组，在把知识、能力变成资本要素的同时，也把货币变成了知识及其主体的现实生产力。货币的人格化使科技知识生产的主体人格在货币持有状况面前变构，使人格化的货币与人格化的知识有了相互变通的现实可能性。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许多专家学者与出版商、发行人和私人企业主签约，提供知识产品和智力服务，不正是马克思所言的货币人格化之知识生产功能的写照吗？货币让持有者以其资本逻辑力量，洞穿了知识文化逻辑在规制主体交往中文化人格的封闭性、等差性和神秘性，让自视甚高、矜持不俗的专家学者很大程度失去了抵挡市场力量的精神力量，转而成为知识资本的生产者、持有者、实用者。
其次，资本逻辑通过货币这一形式化的价值计量工具，虚置科技知识生产内容的特殊价值，夷平了精神性的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之间、知识产品部类、品种之间不可置换、不可融通、不可逾越的价值壁垒，在形式化方面赋予知识产业以发展的巨大空间和转换张力。这一问题，很早就为资本逻辑的研究者西美尔所关注："金钱属于那些其独特性恰恰在于没有独特性的力量，因为纯粹形式的、功能的和数量上的规定性，会遭遇质上规定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向，并决定后者，促使后者产生质上全新的形态。"[15]
"金钱的权力产生了任何其他文化因素都无法比拟的扩张，这种扩张给生活中最针锋相对的趋势以同等权利。这里我们看到，这种扩张是纯属形式性的文化能量的浓缩反映，这种形式性的文化能量可以附加到任何一种生活内容中，从而使内容沿着自己的方向加强，并获得越来越纯粹的表现。"[16]
当知识文化生产中的符号、形象、程式、编码、标书、专利等表征知识原理、法则、理念内容的形式性因素之能量，借着货币这一贯通内容与形式之间、形式与形式之间差异的万能铰链，便捷地进行知识产品的设计、制作与交换时，形式化的知识元素便遮蔽或化解了特定知识内容的硬核，使之有了与多种知识文化样态进而与多种生活内容交通、互渗、融合的条件。进而，使知识产品的高下之间、主次之间、种类之间交流与互译的间距和障碍，在知识文化的市场化、资本化发展，以及符号化、抽象化生产与交流的条件下大大缩小直至克服。因为在知识产品市场交易及其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联袂上演的过程中，"金钱表达了对事物进行商务处理时的所谓纯粹生意的那一面，就像逻辑代表了可理解事物身上的可理解性。既然能从事物中识别出内在价值的抽象形态，拥有算术精确性的形式，并因此拥有无条件的理性规定性，那么，这种特性肯定会折射到事物身上……金钱关系凌驾于质的现实之上的上层建筑，就以远为深刻的方式根据自己的形式决定了现实的内在形象。"[17]
货币作为经济交往的逻辑之筹，借助信息技术催生知识生产的形式化、符号化、集成化这样一些科技研发产业化的技术前提；形式化的知识则使科技研发的产业文化与货币资本这一任何价值形式的形式，有了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与交换中超越文化知识质的差异而相互结合、相互借重的无穷可能性。这些，都使知识文化逻辑的内部秩序受到资本逻辑的某种重构而一定程度地改变着它的生产方式。在产业文化及其市场运营的资本逻辑框架内，知识文化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8]
资本把一切外在、高大、超验、永恒的神圣知识亵渎了，把一切不挣钱的知识圣物视为落后、空洞的、无用的东西予以否定，顶多打上"理论"的标记存放起来。一切以能否置换更多的金钱为价值尺度。当某些知识经济要素及其生产行为的这种置换力下降或消失时，资本逻辑便会毫不犹豫地淘汰它们。在知识产品市场中，"单调与冷漠的金钱变成了所有价值的公分母，它彻底地掏空了事物的内核、个性及其独一无二的价值。"[19]
这种态势与法则，对于科技知识生产者虽然难免几分酸涩，但它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人们唯一能够坚持的，是不要放弃良知、理想与责任，盲目充当资本市场的殉葬品。
最后，资本逻辑与现代科研技术相结合，实现着对知识生产的技术逻辑乃至认知逻辑的重构。法国哲学家莫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现象：影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通讯技术被有效地运用于科学技术知识生产与传播中，使文化工业化成为可能，"为了赢利和通过赢利，发展起来了新型的运用技术手段的艺术。如果没有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这些发明恐怕不会经历如此根本的和大规模的定向发展。"[20]
资本逻辑对知识产业与市场的统驭，它将资本追求快速增殖而在周转率上不断提速的原始野性，带进文化生产中，加上现代科研技术和传媒手段高速率运行的物质技术装备的推动，使文化生产的逻辑运行出现了崭新态势："不断地激励消费和进行变化……不停的流动配合着一种日益加快的节奏：一切都被很快消耗，一切都被很快更换……通过样式、时尚、潮流的更新进行着不断的排除。"它们使"现在"成为人们在精神上经历过的而在身体上未曾经历的"奇异现在".知识文化生产处于快速生产、迅疾淘汰的变化洪流中，"它使得人能够被动地接受而不是主动地承担自己的过渡的和演化的本性。作为关于永恒的和变动的今日的文化，它只提供'现在时刻的无结构的接续'.它促进了……'当代主义'的故步自封，后者使现在成为参考的绝对框架。它使时间像个人一样原子式地离散化……但是在对现在的沉浸中并不是只有盲目、逃逸或排遣。昔日的伟大的超验的价值已经由于被投入不可逆转的时间中的文明的加速变化而被消除，建立在当前消费基础上的价值接替了它们。必须在可感的表象中寻找真理和意义的感情变成了统治性的。在者变成了根本的现实。"[21]
知识生产的市场化运作加剧、资本化循环提速、技术性嵌入深化，使知识文化的内容与形式、知识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知识信息的传播与接受、理性文化生活的理念与情趣，都处于快速变化与置换之中。在信息爆炸的知识洪流里，历史被当下吞噬，经典被时尚解构，思想权威被市民意识消蚀，学术质量被信息数量挤兑，卓越的理性创造经常被致利性的工艺知识遮蔽，技术仿制、产品批量、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最终是资本的增殖率，很霸道地纠缠着知识生产的逻辑。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些负面现象，努力创造条件预防和克服其消极作用。
在科技研发的产业化、市场化条件下，知识产品的生产和营销，由以往知识产品提供者与享用者的直接联系，变为产品享用者与其生产者市场化、社会化的间接性联系，多了市场营销、货币交易的中介环节，经营者的谋利目标及其资本运作策略成了指引知识生产的直接信号。它们由以往知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观念和对象上相互创造但以生产创造消费为主的格局，变为这种相互创造以消费创造生产为重的格局，市场对知识产品的需求最终成了科技研发产业的"上帝",市场导向成了知识生产的真正决定者。这就是资本逻辑为什么经过知识生产的市场化、产业化，而必然导致科技体制改革，以至政府在指导产业技术创新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的重要原因。
关于这一现象，只需考察当今国内外高等教育面临文化产业化、市场化所发生的应变态势，就足可看出产业文化负载资本逻辑运行的市场性特质。美国学者古尔德认为，高等教育体制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多为市场化产物，"市场环境毫不留情地构造了对知识的管理和开发。大学可以任意追求深奥的知识，但我们经常听到的，对大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灵活，迎合外部需要，对公众需要快速做出反应，并在此过程中提高教学队伍工作效率。"[22]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生产的重镇，多方面地承受了市场力量与资本逻辑的挤压、重构与驱动而发生一系列文化变迁：包括有限教育资源按投入产出基本公式配置；文化市场在人才培养和智库服务等方面向高等院校提出新的要求；产学研三者统一的市场化运作形成"政、企、学"的新型组织机制和利益诉求；高新科学技术竞争的市场驱力与信号对高校教育文化布局、专业设置和管理体制的引导，等等。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资本与文化逻辑纠集的学术资本主义正在改变专业、学科与知识形态之间及各自内部的结构与组合关系。基础研究虽然还一般地认为是科学发展的起飞点或主动力，但无法改变科技研发面向市场及其市场化运作的大势。"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紧密相关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成为中心".[23]
与此同时，资本逻辑还悄悄地改变着高等学校内部的文化机制：人们采用"从商业世界中得来的质量管理标准和战略；对市场、曝光度及公共形象宣传的重视；对边际收益和学习的常年成本效益的财务考量；通过对成长和收益分配收入的奖励机制分散权力结构；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发复杂的辅助性产品、专利和服务；用卓越这种模糊的措辞替代具体教育的准确细节；当然还有研究以及与商业世界的其他财务协作。"[24]
所有这些，都要求大学教育及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直接应市，在教育价值理念和运作机制方面釆借大量公司文化理念和经营策略。这实际地展示了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在非产业文化中涌动的耦合机制。以致像大学和科研院所这样传统的独立、清净、斯文之境，都难免文化逻辑被资本逻辑强势重组的命运。
作为产业文化经营之道的资本逻辑，对非产业文化的深远影响是日益加剧的。上世纪80年代以降的全球化，加快了高校科研院所与经济市场接轨，教学科研人员工作模式发生实质性改变，专家虚心向学及其与社会间的无利害默契，逐渐被市场行为所改变。市场社会对专业人员的学术攻关成果和服务于客户日常需要的绩效予以同样重视，科教人员因为文化优势的特殊待遇被市场削弱了。更多的科研机构和人员走出高楼深院而进入市场，争取更多的招标项目和经费，求得更多成果的市场畅销，收获更多的知识资本赢利。它们既是资本逻辑对文化逻辑的渗透甚至操控，又是文化逻辑为资本逻辑在非物质经济领域的延伸以学术方式创生的新型平台。它们极大地改变了学者们的行为方式、专业意识、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入世、趋利甚至落俗，承认并接受市场力量及其资本逻辑对学术文化这一过去难以企及的精神领地的广泛进驻。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地在学术研究领域引进了公司管理文化和市场评价标准。"在这个环境中，教学科研人员和专业人员越来越多地在竞争的形势下消耗他们的人力资本储备。"[25]
人们把更多的时间、劳动和智慧投向文化市场，参与竞争，与资本结盟。学术团体在追求教学、科研声誉最大化的过程中，把研发项目及其专利、工艺、商标、版权的数目与级别，把从社会争取到的科研、培训、咨询等经费数额，以及招生经费数额，直接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单位和专业之地位、成就、影响力的竞争、考评范围。许多情况下，学者们面临着功夫在学术之外，竞争在科研之外，胜负在专业之外，毁誉在学科之外的窘境。评价一个单位或一位学者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成果质量，往往要看所申报和完成的课题级别高低、经费多少，要看科学技术在产业运用中的经济效益大小，要看经济或行政组织重视与认可的程度，而不是更多地看科学发现的认识水平高低、理论突破大小；不是更多地看技术发明的难度和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社会意义。用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推广指数及其经济绩效的货币当量，置换它们内在的真理性尺度、文化尺度。这绝非偶然现象，在其背后，无疑是资本逻辑的因素在发酵。资本逻辑的力量俨然直接成了文化的力量，至少成了文化力量的代码和编程方式。这种"学术资本主义"模式还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于知识的信念和价值态度：传统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大面积地变为现在的"力量就是知识"的理念---人们借助权力与金钱可以购买知识、聘用他人代自己创造知识并获取相应的荣誉。不久前被司法查处的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利用职务便，贪污行贿，弄虚作假，差点晋升院士，便是典型案例。它重演着当年马克思深刻揭示的货币干预科研的现象：在资本宰制文化的条件下，"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地，如果我实际上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26]
这能否科研的"真正本领"或"有效本领"与学术功力的"真实本领"的实践性差异，就在于货币资本的持有量！知识的潜在力量往往必须与资本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而且货币资本还往往决定着知识创造力及其主体的现实命运。在文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对此当须高度警惕，如***总书记告诫的：文化生产者不要成为市场的奴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7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