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研究课题
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改进，可提高研究成果的理论层次，使研究更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语·卫灵公》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具的犀利，方法的优选，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取得预期和理想成果的关键因素。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 1862 - 1943） 的元数学纲领，把理论研究分层为“对象和元”.他把所研究的理论叫对象理论，把研究对象理论时所用的工具性理论叫元理论。元理论的层次高于对象理论。美籍波兰裔学者塔尔斯基（ 1902 - 1983） 把语言分层为“对象和元”.他把所讨论的语言叫对象语言，把讨论对象语言时所用的工具性语言叫元语言。元语言的层次高于对象语言。
旅美华裔学者傅伟勋（ 1933-1996） 提出创造性诠释学的五境界说。第一“实谓”,指原典实际上怎么说，原典校勘和考证。第二“意谓”,指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是“实谓”的意义，原典训诂和语义分析。第三“蕴谓”,指发掘原典蕴藏的深层义理。第四“当谓”,指原思想家应当说出的，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如何重新表达，为原思想家说出应当说出的话。第五“创谓”,指为解决原思想家未完成的课题，现在必须创新地说什么，从批判继承者转化为创造发展者，救活原有思想，消解其难题和矛盾，为原思想家完成创新思维的课题，促进世界思想传统交流，培养创新力量.
希尔伯特的理论研究分层论、塔尔斯基的元语言分层论与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的五境界说，可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论的借鉴。当今中国逻辑史研究是以中国逻辑传统为对象的超越式总体研究，是和古代研究有根本区别的现代元研究。
英文构词成分元 meta - 表“在后、超越、总体”.西方着作有以元 meta - 为前缀的术语，如元科学（ metascience） 和元逻辑（ metalogic） .港台学者把元meta - 译为“后设”、“殿后”,即在对象之后“设立”、“殿定”.根据理论和语言分层论的观点，逻辑分对象逻辑和元逻辑。这种把逻辑研究分层为“对象和元”的观点，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是研究中国逻辑史的犀利工具，有助于说明中国逻辑传统的性质、功能、价值和转型。当今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题，是用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诠释中国逻辑传统，揭示中国逻辑的体系、内容、本质和规律，促进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和中外逻辑贯通融合。
应用古今中外比较研究的方法，借助现代逻辑和语言工具，对中国逻辑资料进行现代元研究，在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实谓”、“意谓”的基础上，从事“蕴谓”、“当谓”和“创谓”的崭新操作，促进中国逻辑传统的现代转型。
中国逻辑史元研究课题的提出，可以溯源到我发表在台湾李贤中和邱建硕主编的《哲学与文化》第 30 卷第 12 期《中国逻辑》专号主题论述栏目的文章（ 2003 年 12 月台北出版，第 7-24 页，题为《论中国逻辑研究》） .《哲学与文化》是台湾辅仁大学主办的刊物，2003 年 12 期为中国逻辑专号，整期专论中国逻辑史。拙文是专号首篇文章，篇旨是中国逻辑研究主题论述。思维碰撞出火花，中国逻辑史元研究创意的开端，是我与李贤中教授用电子邮件反复切磋琢磨的结果。
2003 年 5 月，《哲学与文化》编辑部写信约我撰稿。我研究两三个月，不断讨论修改。李贤中教授是主编，我与他用电子邮件商量，收发电子邮件次数很多。每写一稿，修改一次，就用电子邮件征求他的意见。他赞成我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分层次”的观点。这是最先见诸两岸载体、有文字根据的首篇文章。
后来，我把拙文修改，题为《中国逻辑元研究》，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这篇文章受到编辑部赞赏，作为重点文章，把题目放在杂志封面。后被《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中国哲学前沿》学术机构选中，委托我的博士研究生宋赛花女士译为英文，发表在该杂志第 2 卷第 1 期，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 2007 年 1 月联合出版。诗以咏之：
中国逻辑原生态，两千年前旧体系。
生为今世现代人，吾辈使命在整理。
对象之上有元研，融会古今贯中西。
他山之石可攻玉，世界逻辑本一体！
二、世界人类性
逻辑学没有地区性和民族性，是属于世界性的科学、全人类的科学，不是某个地区民族专有专用的科学，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享用的知识工具。逻辑学这一根本性质，与“数理化天地生”六种基础学科的性质一样。
“数理化天地生”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生命科学”六种基础学科的简称。逻辑学与“数理化天地生”六种基础学科一起，相对于各种技术科学，合称七大基础学科，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知识。
我十八岁从郑州一高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逻辑学，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逻辑研究生班学三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逻辑研究室学三年，共学逻辑八年，从事逻辑学教学研究数十年。我一生对逻辑的体会、体验和认知，可一言以蔽之：“人类逻辑本质同，不同表述是现象。”简言之： “逻辑一元，表现不同。”这可谓“逻辑一元多表论”.
全世界、全人类逻辑本质相同，逻辑学人用不同语言表述，是逻辑不同表达、表现和现象，不是逻辑本质不同。“一元多表”的“元”,指本原、根源、本质。“表”,指表达、表述、表现、现象。
有人说，全人类没有共同的逻辑，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否定逻辑的基础性、普遍性和全世界、全人类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科学的，违反全世界、全人类的逻辑史、科学史和文化史的基本事实。其荒谬程度与否认“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的地位一样。逻辑的基础性、工具性和全世界、全人类性，得到全世界、全人类的认同。
从基础性说，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科学，逻辑是一切学科知识的基础。全人类的一切思维活动都应用逻辑，都离不开逻辑，一切科学都是应用逻辑，一切科学都应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
从工具性说，逻辑是全人类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普遍工具。全人类的一切思维认识、表达交际，都遵守逻辑，以逻辑为工具。逻辑一直被作为工具性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集名为《工具论》，把逻辑看做全人类思维认识和表达交际的工具。英国培根的逻辑着作名为《新工具》，把逻辑看做全人类探索和发现真理的工具。
从全人类性说，逻辑是全人类普遍适用的知识学科，没有民族性，不为某个民族专有专用。世界不同民族，语言千差万别，都贯穿共同逻辑知识。逻辑是全世界、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不以任何民族的特殊利益为转移。
古代中国逻辑叫“名辩”,是研究语言表达和辩论技巧的学问。古印度逻辑叫“因明”,是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逻辑在中国、印度和西方源远流长。
事实确凿雄辩地证明，逻辑是有全世界性、全人类性的基础学科，世界各国（ 近代中国在内） 有把逻辑列为学校文化基础课的传统。
世界上各民族语言的差别，不影响全人类都应用本质相同的逻辑，正如全人类都应用本质相同的“数理化天地生”基础学科一样。认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逻辑”,中华民族有“本质不同的特殊逻辑”,这种狭隘的“民族逻辑观”是违背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史、科学史和文化史基本事实的。
从逻辑的作用说，逻辑是全人类认识交际的工具。假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逻辑，全人类将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系统，无法相互交流交际。假如对全人类而言，“数理化天地生”不是只有同一种，中国人有与全世界、全人类本质不同的“数理化天地生”,那么中国据此制造的所有工业品，就有与全世界、全人类完全不同的质量标准。
中国古代典籍《墨经》、《荀子·正名》和《公孙龙子·名实论》，包含研究“名辞说辩”（ 概念判断推理论证） 的学术体系，是诸子百家争鸣辩论和朴素科学认识的工具，其中贯穿对全人类都适用的同一律、矛盾律等逻辑基本规律。
《小取》把中国逻辑总名为“辩”,定义“辩”的功用、形式和规则，作为特殊的知识学科，荀子和公孙龙叫“正名”,晋代鲁胜称“墨辩”,近代学者叫名学、辩学，是中国逻辑的一脉相承。
借鉴希尔伯特的理论研究分层论和塔尔斯基的语言分层论，当今中国逻辑史研究属于元研究。用发达完善的西方逻辑方法从事中国古代逻辑资料研究，促进中国古代逻辑的现代转型，中西逻辑兼容，使中国古代逻辑转换为现代人容易理解运用的知识形态，可继续发挥中国逻辑传统为现代人服务的积极作用。
《荀子·正名》说：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同是人类，有同一本性，同一认识器官（ 眼耳鼻舌身脑） ,面对同一世界，必然有同一逻辑，正如全人类必然拥有同一的“数理化天地生”科学知识一样。
逻辑和“数理化天地生”七大基础学科是全人类共同的科学基本知识，充分发展且完善典型的西方逻辑，是全人类共同的思维工具，是研究中国逻辑资料的正确方法。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融入世界进步潮流，依赖于全面掌握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逻辑和数理化天地生”七大基础学科知识。
当今，“逻辑和数理化天地生”七大基础学科知识已完全融入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成为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知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变为中国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利器。
西方逻辑系统发达、完善典型，从古希腊至今，绵延发展两千多年。中国逻辑土生土长的部分，系统发达，但完善典型程度不如西方。中国逻辑“土生土长的原生态”,兴盛于公元前五到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汉到清代两千年中绝，没有创生更高层次的逻辑体系，只有晋代鲁胜、明末傅山的点滴研究，零星创见，就像暗夜星空，空谷足音，在人类学术史上生辉留名。
20 世纪后，因受西方逻辑传入的强烈刺激，才有梁启超、胡适、沈有鼎等饱学中外、学贯中西的领军栋梁之士，借鉴西方逻辑，用现代语言从事中国逻辑的抢救式新研究。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写《墨子之论理学》（ 逻辑学） .1915 - 1917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用英文写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沈有鼎 1940 年前后在西南联大开始研究，1954 - 1955 年在《光明日报》连载研究成果《〈墨辩〉的逻辑学》。
系统发达、完善典型的西方逻辑，作为研究中国逻辑的正确观点和方法，有现实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合理性。借西方逻辑之石，攻中国逻辑之玉，才能科学解释中国逻辑，彰显其存在、本质、价值和意义，促进其现代转型，改造为现代人可懂能用的思维工具。
根据西方逻辑的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中国逻辑跟西方逻辑是本质相同的科学认知，决不能说不同民族有本质不同的逻辑，不能说中国逻辑跟西方逻辑除有本质共同性（ 共性，普遍性） 外，还有本质不同性（ 个性，特殊性） .西方文字用拼音字母如“abcd”等构成，脱离具体物质质料的缠绕痕迹，有利于表达抽象的逻辑公式。中国逻辑不像西方逻辑，用拼音字母如“abcd”等人工符号语言作逻辑变项，表达抽象逻辑公式，构造形式化公理系统，没有使用西方逻辑家创造的“同一律”、“矛盾律”等术语，但这都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不是逻辑本质不同。
《墨经》说“有之必然”,即有前件一定有后件，跟西方逻辑“P→Q”（ 读作： 如果 P 则 Q; 有 P 一定有Q） 本质相同。中西逻辑用不同语言表达，逻辑等价。中国古代逻辑家使用古汉语文字，是商周象形文字（ 甲骨文与金文） 的遗存变体，没有脱离象形文字素描图画、模拟具体事物的特征。《墨经》逻辑用古汉语表达，只有用“彼、此、是、之、夫、然、有”等古汉语虚词构成的元逻辑公式，但可作古今中外的贯通解释。元逻辑公式，见表 1.【表1】
《墨经》用古汉语虚词构成的元逻辑公式，如果不用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逻辑工具解释，现今国人不能读懂、理解和运用。孙诒让说，先秦诸子以《墨子》为最难读； 《墨子》以《墨经》为最难读。《墨经》几需“九译乃通”,学者“罕能津逮”.如果用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逻辑工具解释，现今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读懂、理解和运用。
中国逻辑史理想的研究有赖于比较研究科学方法的正确运用。方法是方向、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的统称。明确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题、方向、目的和宗旨，明确中国逻辑史研究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科学方法论的应有之义。
必须明确中国逻辑史怎样研究，知道研究的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在读懂中国逻辑元典的基础上，选取适当方法，正确分析中国逻辑资料，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难关； 正确运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方法，是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论的要义。
三、他山石攻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语出《诗·小雅·鹤鸣》，千古传颂人皆知。有人给中外逻辑比较研究扣上“据西释中”的帽子，把“据西释中”和“比较研究”混同于“比附”,说： “‘据西释中’解释墨家辩学的过程，实际是对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是“只讲求同的比附”.“《墨辩》的比较研究法是指近代《墨辩》研究进入义理研究阶段之后所盛行的西学，尤其是以西方传统逻辑或古印度的因明学为工具去比附、套释《墨辩》的方法。”“近代《墨辩》复兴就突出地表现为---以近代西方传统逻辑和印度因明学为比附、比较或套释《墨辩》。”
“这种据西释中的比附方法”,“模糊了对于目的、对象、性质、内容不同的《墨辩》与西方亚氏逻辑的认识”.比较是任何科学研究（ 中国逻辑史研究在内）都应用的科学方法。《辞海》“比较”释义： “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据西释中”四字意义本身并不等于错误，“西”“中”二字无关正误，“据”“释”二字，亦并无错误。
“据西释中”四字意义，无非是“根据西方，解释中国”,“以西方逻辑为工具和方法，解释中国逻辑”,这恰是中外逻辑的比较研究。“据西释中”和“比较研究”,都不等于“比附”.《现代汉语词典》“比附”释义： “拿不能相比的东西来勉强相比。”“比附”跟“据西释中”和“比较研究”不能混同。
毕生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会通的贺麟说： “我们不但可以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了解，而且于使西方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亦不无小补。”
贺麟说“以西释中”四字的意义，恰等于“据西释中”.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开拓者梁启超说： “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唯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梁氏解释墨辩，“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引申触类，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这是比较研究方法.
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另一开拓者胡适说： “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 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 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预测他的比较研究成果，“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未来研究者有帮助”.马克思说：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发达、完善和典型的西方逻辑，可作为开启中国逻辑之锁的钥匙。恩格斯说： “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墨辩包含有相当于西方逻辑多分支的胚胎萌芽，只有以充分发展的西方逻辑为工具，才能恰当合理地解释。
杜甫《望岳》诗：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轼《题西林壁》：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郑世元《感怀杂诗》： “他山有砺石，良璧愈晶莹。”这些名言佳句，都可用来形容中外逻辑比较研究的意境、层次和方法。
《墨经·经上》说： “法同则观其同。”即如果事物的法则相同，则观察其相同方面。这是说法则的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正适合观察全世界、全人类逻辑法则的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
《墨经·经上》说： “法异则观其宜。”《墨经·经说上》说： “取此择彼，问故观宜。”即如果事物的法则不同，就观察应用哪种法则合适。这是说法则的差异性、特殊性、具体性，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在推论中遇到法则不同的情况，就应该观察应1选择这个或那个，需要检查前提，才能观察其是否合适。
四、大典启示录
《中华大典》收入资料，从先秦至清末，数以海量。历经数年千辛万苦，我把分工撰写的名、墨、法、杂、兵家和管子各总部稿 170 万字完成出版。
国家集中全国数百位专家论证，确定《中华大典》的框架结构，编写体例，是把远古到 1911 年的文献典籍选取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整部、整篇和整段资料，分门别类，全部按世界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名目分类，编为哲学、文学等二十四个大典，包含116 个分典，共八亿字，是明代《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的四倍多，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总和。
《中华大典》把先秦至清末古籍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编纂，纳入“现代科学分类系统”,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和“现代科学命名”.我遵照《中华大典》编纂规则，用现代科学分类系统归类诸子百家哲学和逻辑范畴，按世界观、认识论、逻辑、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美学等现代西方科学类名划分标目，这是古今中外学术融会贯通、铺路接轨、开山架桥的实际操作。
在《诸子百家分典·范畴总部·墨家部·逻辑名辩论部》，拙编以下范畴： “辩，名，辞，谓，言，言意，说，故，然，法，理，类，或，假，效，譬，侔，援，推，止，必，已，当，悖，谬，狂举，假。”这是经得起检验的框架结构，任继愈先生亲自审查同意，多位资深编辑多年多次、逐字逐句审查通过。我撰各部类稿件范畴的内容架构都仿此。
《中华大典》的编写体例是全部按照世界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分门别类。这里说的“类”,指类书的类，是《墨经》说的“达名”,荀子说的“大共名”,相当于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知识体系的普遍概念，外延1畴。拙撰《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各部类稿，见表 2（ 《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第 1 -2729 页，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7） .【表2】
在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新时代，现代人无一能逃避全世界、全人类科学文化的熏染浸润。“据西释中”、古今中西融会贯通，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世界进步潮流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把古今中西融会贯通的研究层次和方法比喻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大道越走越宽广”; 把反对“据西释中”者的言论、古今中西割裂分离的研究方法，比喻为“深深挖沟，高高筑墙，小路越走越撞墙”.两种不同的研究层次和方法，泾渭分明，功效迥异。诗以咏之：
据西释中本无错，何必惊诧动干戈。
比较研究众人作，兼容开放好方略。
铺路搭桥道宽广，挖沟筑墙路走错。
一元多表正常事，世界逻辑本一个！
参考文献：
[1]王赞源。 创造性的诠释学家： 傅伟勋教授访问录[J]. 哲学与文化，1997（ 12） .
[2]崔清田。 显学重光[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崔清田，等。 近代《墨辩》比较研究法的回顾与反思[J].湖北大学学报，1996（ 3） .
[4]曾昭式，等。 名学、辩学的文化解读[J]. 哲学动态，1999（ 6） .
[5]贺麟。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
[6]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C]∥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 7. 北京： 中华书局，1989.
[7]梁启超。 墨子之论理学[C]∥墨子集成： 第 18 册。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8]梁启超。 墨经通解序[C]∥墨子集成： 第 29 册。 台北： 成文出版社，1975 .
[9]胡适。 先秦名学史[M].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83.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