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一：
樱顶的石榴花灿烂开放时，我的求学生涯也将要结束。从上一次离开武汉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了，其间辗转腾挪，希望在学术中寻求本心。古人云“蓄力一纪，可以远矣”,可是世事无常，如今拿出来作为结尾的东西实在有愧自己的追求和导师的心血。所可慰者，这篇文章的写作伴随我走过了在洛伽山生活的几年，留下许多美好而珍贵的记忆，让我在感恩中认识到生命可留恋的一面。即将走向远方的时刻，充盈心中的只有无尽的感谢。
感谢敬爱的导师李建中先生。从本科最后一学期在选修课上结识他开始，先生一直是我生活和学术上的引路人。当我在南方小镇上为自己和别人二样无所事事而苦闷时，是他的鼓励使我重新有了追求的目标；当我为自己生活中许多琐事而惶惑时，是他的开导让我明白坚守的重要；当我在生死关头挣扎时，他的努力与关爱让我让我燃起希望之火。更不必说在知识传授上亲切的讨论!文章撰写上反复的修改，种种悉心的指导。
感谢尊敬的尚永亮先生!陈水云先生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
感谢文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的王若飞老师，在不堪回首的几年磨难中，她为改善我的状况尽了最大的努力。
感谢我的同门陈永辉博士。这几年他一直充当着看护者的角色，用最宽厚的心对待我不断的打扰。
感谢我远在家乡的父母，他们巨大的付出成就了我在校园里的宁静时光。依稀旧日芳菲在，一去东风十二年。光阴弹指而过，然而在老斋舍度过的每个清晨与黄昏都已珍藏在我心。踏上新的人生旅途，师友的关爱是我永远的行李。
漫漫人生路，也许不能总是拥有美好，但让我觉得幸运的是，某年某月某日，在暗夜里，在孤独时，我还能流着泪把这些温暖细细的回忆，重新看到希望。
致谢二：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这样一篇叫做“后记”的东西？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博士论文后记的一个主要功能似乎是表达对那些为本论文提供帮助的师长们的感谢之意。然而，我深知自己这篇论文的价值还没有达到足以令师长们引以为荣的程度，我甚至担心因这种鲁莽的“感谢”而站污各位师长的令誉。如果真是这样，那还不如将“感谢”之类的话尽量藏在心底为好。
我对这篇论文其实是不满意的。当初的第一选择并不是这个题目，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研究”.事情起因于转可训老师给我们讲授的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一堂课。他讲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与体制的关系问题，还提到早期的一部“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课后，他提议我们几个人以“史料和实证”为话题在《长江学术》的“博士论坛”上发表一组文章。我在华中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粗略翻过《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它的主要编撰者王庆生先生正好是我“师公”.既有这样一层关系，我就决定以这部《史稿》为题写一篇小文章，并为此特地去采访了王老先生，获得许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在后来写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的若干历史信息》中大多并没有派上用场，但它们却激发了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史”的兴趣。于是，我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几十种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着作。其中，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学生集体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部分纲要（初稿）>）） （1959年版）、由山东大学中文系师生集体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6”年版），因是“内部资料”,传布不广，所以得来颇费了一番工夫。研究资料有了，但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呢？这时候，金宏宇老师为我们讲授了一堂题为“朴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课，令我对实证研究大起好感。
而一直以来被我视为“良师益友”的李遇春教授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写就的一批论文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加以我自己过去也断断续续读过一点福柯，所以我突发奇想，决定用“朴学+系谱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史‘夕。我自以为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但一旦落实在研究层面，便立刻发生了诸多困难。因为朴学是讲究版本对勘的，然而我辛辛苦苦地”对勘“过几种版本之后却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似乎并不足以支撑我完成一篇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
即便勉力而为，也无非得出一些诸如体制如何影响文学史编撰的大而化之的结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不过我相信：若能找到大量的与文学史编撰相关的历史材料，那就能使论文的内容大为丰富起来。在我看来，福柯对监禁史、疯癫史和性史的研究，都是在对史料的不厌其烦的铺排中完成的。我如果要使自己的论文更有价值一些，也必须依此行事。但事实上，与当代文学史编撰相关的书面材料并不多见，这就必须通过采访来获得口头材料。我信心满满地首先去信询问在196”年前后参与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几位先生。虽然他们己是文学界执牛耳的大佬，但在我一厢情愿的想像中，这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不会不满足一个小字辈的学术请求。然而，在等待了大半年之后，都没有得到他们只言片语的答复，这令我非常丧气。彼时我一个在华中师大的师兄来访，得知他的博士论文正好也是这个选题，于是我便将我所有的资料任他携去，就此放弃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史“的研究。
其时已经到了第二学年的末尾，时间非常紧迫了，这就逼迫我不得不走”求稳“的路子，但求能够顺利而迅速地完成博士论文，于是回到了我较为熟悉的鲁迅研究领域。在华中师大求学期间，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影响的焦虑与反思的冲动-新时期”疑鲁’夕、“非鲁‘、”贬鲁“文献述评》的课程论文，得到张岩泉老师的称赞，他认为这篇文章稍作修改便是一篇不错的硕士论文。但我那时年少气盛，感到这个题目并没有挑战性，所以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如今在”求稳“心理主导之下，我只好重拾这一题目。我简单地写了一个提纲，去征求导师樊星教授的意见，他觉得可以做下去。后来在开题报告会上，几位老师都觉得这个题目有”新意“;尤其是方长安老师，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总是极为严厉的，但那天他对我的题目却表现出了少有的赞许。不久，我偶然在《学术月刊》上读到了陈国恩老师的《鲁迅的经典意义与中国形象问题》一文，里面涉及到”非鲁“的问题，某些看法似乎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都使我感到，”非鲁“是一个值得去做的题目，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去做。这时我仍然对福柯的”系谱学“情有独钟，又因为我的导师是搞文化研究的，所以我也想往”文化研究“的方向去靠。
也许这些设想都不错，但一则时间紧迫，二则材料过于庞杂，三则缺乏撰写长篇论文的经验，遂导致最终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最大的弊病是，它看起来不像一篇完整的论文，而只是一个专题研究，所以各章几乎可以独立存在。此外，在许多问题的探讨上显得并不深刻，更多地停留在”述评“的层次上，极易给人以浮光掠影的印象。
当初与樊老师约好：我每写完一章，就发给他看一次，然后根据他反馈的意见进行修改，再发给他过目，如此往复。我并且向他保证：争取在春节之前把初稿交给他。但实际上这些我完全没有做到，不是我有意怠慢，而是因为我低估了论文的难度、高估了我自己的速度。近百年的鲁迅研究积累起了浩如烟海的材料，而我又片面信奉了朴学所谓”涸泽而渔“的材料搜集方法，这就导致我在材料的整理与取舍方面费去了海量的工夫。很多时候，为了一个完全可以一笔带过的小问题，我为了做到心中有数，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查阅大量的文献。例如，为了写第四章第二节关于鲁迅婚姻的一条注释，我仔细阅读了许广平、周作人、许寿裳、周冠五、王鹤照、俞芳等鲁迅亲友的相关回忆录，差不多为此耗费了近一周的时间；又如，为了写第七章第二节的最后一段话，我几乎浏览了余杰、摩罗和孔庆东的所有重要文集，更是为此耗费了十天半月的光阴。这两个例子也许有些极端，却很能说明我的论文写作进程中的一般情况。另外，我习惯于把一个问题完全想清楚了再动笔，而不知很多问题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由此经常造成终日苦思冥想而无所得的空虚的后果，这也使论文延迟了不少时日。
当我在樊老师的一再催促之下，将论文的前三章发给他的时候，已经是春节将尽了。他在两天之内就反馈了意见，但我来不及根据他的意见作出修改，只是一门心思地往后赶，因为时间已经不允许我稍作停留。以后差不多每隔一个月，他就催一次，我就匆忙将刚写好的一章发给他。越到后来，他的语气变得越激烈，尤其是4月中旬的一封催稿邮件，没有一个字的内容，只有一个标题：”你的论文还要拖到何时“,紧跟着后面的是一连串的惊叹号。彼时我正日以继夜地赶写最后一章，不知道何日才能完工，无以应对他的质问，只好装作没收到邮件。直到三日之后，我才将这最后一章交给他。他回信说，这一章写的不错，只改了几个小地方。我很高兴，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心里也就放松下来，在网上看了两天电影之后，才开始动笔写”结语“.本以为这个尾巴不难写，但实际上又耗去了三四天的工夫。等到初稿杀青的时候，己是4月24日晚上。第二天就是学校规定的论文检测的最后期限，而我还必须根据樊老师的意见将全文修改一遍，为此通宵未曾合眼，所以也来不及最后征求他的意见。次日一大早我就将论文拿到院里去检测，因为顾虑自己引用资料过多而超过10%的限度，心里还有点忐忑。
幸好检测的结果是8%,我当时有一种近乎狂喜的感觉，迫不及待地发信息告诉樊老师说，我”惊险过关“了。没想到”老板“呼啦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你’惊‘什么’险‘,’过‘什么’关‘?你的论文我不管了，自己去找专家评阅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电话咚地己经掘断了。我这刁’知道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马上打电话过去解释，但已经无补于事。我跟随尊师门下将近三载，他一向以”宽容“二字相待，从不肯作一字之批评；这一次如果不是弟子的所为超过了他的底线，他不会突然爆出这样的狠话。老实说，我当时将问题想得相当严重，甚至感到我们的师生情谊也许就这样被我的愚顽给断送了。直到他宽恕了我的无知之后，我才知道他从前的宽容和如今的严苛其实都是爱的体现。就像父亲训斥不听话的孩子一样，训完后，他终究还是觉得这是自己的孩子。只是我一直活在自己的哀乐之中，居然对此缺少应有的领会。
早在2”””年的时候，我就认识樊老师了。那时他已从华师调到武大，而我刚从一个小县城考到华师。某次他应邀回去给我们基地班的学生做讲座，讲座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他的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4年秋天，我跟随硕士导师张卫中教授去锦州开会，有幸与樊老师同行。那次刘醒龙老师请我看了一场东北的二人转，而樊老师请我吃了一海碗北京西站的牛肉面。犹记在回程的火车上，众人聊到某个话题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插了一句嘴，但无人理会，只有樊老师大声说：”让杨文军讲!让杨文军讲!“这一句话，如同那一碗牛肉面一样，令我始终不愿忘怀。须知在座的皆是大教授、名作家，而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学生，在这样的场合，樊老师却连一个小人物的感受都不愿意忽略，其中所蕴含的平等的态度自然令人心折不已。从此我立意要读他的博士，这个愿望居然在2””8年夏天幸运地实现了。说”幸运“,是因为那一年我并没有用功准备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并不算好，英语更是只有6”分，而他只招一个人；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被录取了。其实那时候他并不太认识我，而我事先都没有跟他联系，更没有送他一包烟，一壶酒；他招我进来，纯粹是出于一颗为师的公心。也许在他看来，这一切都很平常；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特别与众不同，也似乎注定了此后我们师生之间的缘分。
这篇后记也许写得过长了，而且时间已经到了凌晨四点，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