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道德伪善（moral hypocrisy）指个体欲表现得道德， 但又找机会设法避免真实行善付出代价的行为倾向或动机（Batson, Kobrynowicz, Dinnerstein, Kampf,& Wilson, 1997; Batson, Thompson, Seuferling,Whitney, & Strongman, 1999）。道德伪善在操作定义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道德判断标准不同， 即在自己和他人做出同样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时， 对他人的行为判断得更严苛的现象（e.g.,Lammers, 2012; Valdesolo & DeSteno, 2008）； 另一种是自己宣称的道德水准与实际行为相分离， 即个体实际的善行达不到自己所声称的道德水准的现象（e.g., Tong & Yang, 2011; Watson & Sheikh,2008）。本研究以后一种取向作为操作定义。
道德正直（moral integrity）假设认为道德原则能够驱动道德行为， 但道德伪善现象说明人们有时却违背其道德原则行事， 其原因在于道德伪善者不仅能够通过自私的行为获得实际利益， 还能够因被他人或自己视为道德正直者而获得社会性的或心理上的奖励， 并躲避社会的和自我的责罚（寇彧， 徐华女， 2005）。可见， 人具有道德伪善的动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 个体的行为不受其道德原则约束的原因可能在于他向榜样学得不充分或学得不正确，也可能在于榜样不是好榜样（Bandura, 1990）。从社会影响方面来看， 可能是权威的命令或从众压力等情境因素导致了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违反道德原则的行为（Latané， 1981）。具体研究发现， 个体的愤怒情绪（Polman & Ruttan, 2012）、权力（Lammers,Stapel, & Galinsky, 2010; Rustichini & Villeval,2014）、遵从的价值观（conformity values; L?nnqvist,Irlenbusch, & Walkowitz, 2014）等促进道德伪善， 而内疚情绪（Polman & Ruttan, 2012）、宗教信仰（Carpenter & Marshall, 2009）、自我意识 （Batson,Thompson, & Chen, 2002）等抑制道德伪善。纵观前人研究， 大都只从个人层面（intrapersonal level）探讨道德伪善的影响因素， 而人际层面（interpersonallevel）的影响因素则少有探讨。道德伪善是个体进行印象管理或欺人（other-deception）的过程， 人们伪善是为了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还能在他人面前显得道德（Caviola & Faulmüller, 2014; L?nnqvist et al.,2014）。在社会互动中， 个体暴露在他人面前， 如果实际的善行（比如实际的捐款数额）无法达到之前向他人声称的道德水准（比如声称愿意多捐款）， 则有可能给他人留下不道德的印象， 因而迫于印象管理的压力， 个体有可能在他人面前抑制自己的伪善（比如尽可能按照事先承诺的额度进行捐款）。而根据社会影响理论（Latané， 1981）， 社会互动中他人的数量、影响力（strength）和接近性（immediacy）都会对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他人影响产生重要作用， 他人的数量越多， 个体就越可能受到他人的影响； 他人的影响力则因其地位、声望、权力、与个体的关系等不同而不同； 接近性指他人与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越近， 其影响就越大。由此看来， 就探讨人际层面的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道德伪善而言，单个陌生他人在场对个体道德伪善的抑制可能要远远小于多个他人、重要他人或亲近他人的影响。
个体想要在他人面前显得道德， 给人留下好的印象，是为了得到他人好的评价继而在将来获得好的对待（Barclay & Willer, 2007; 刘娟娟， 2006）， 但与陌生人的交往是一次性的， 给他/她留下好的印象换来回报的几率微乎其微， 与其如此， 不如追求眼前自身的利益。换句话说， 个体在某个陌生他人面前显得道德的渴望可能敌不过其自身利益的诱惑。由此， 我们得到假设 1:单个陌生他人在场不能抑制个体的道德伪善。
但陌生他人往往并不只是单纯的旁观者， 他在特定的情境中也时常会有特定的行为表现， 那么，当在场的陌生他人表现出了真善或伪善的行为（例如宣称的捐款意愿和随后的捐款行为一致或不一致）时， 这种具体的行为又能否抑制个体的道德伪善呢？社会情境的模糊性（例如某个情境是否需要提供帮助）往往给潜在的行动者一种不确定感（不确定自己到底要不要提供帮助）， 因而个体在做出行为决策前需要解释和界定具体情境， 这时最直接的做法便是观察身边的其他人， 从他人的言行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可用的信息， 即进行社会比较。于是，他人的行为可能成为个体行动的榜样（田启瑞，2012）。因而我们推测， 在场陌生他人的真善或伪善行为有可能影响个体的道德伪善。另外，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 1962）， 当个体从事了与其态度相悖的行为时， 必然寻找籍口以缓和或解除其内心的失调感。于是， 道德伪善的个体不仅需要欺骗他人还需要欺骗自己（self-deception）， 即人们伪善的目的也在于让自己相信自己是道德的（Batson et al.,1999）。比如人们在无法兑现自己声称的道德水准时， 往往会采用避免将自己的行为与道德标准相比较的自我欺骗策略（Batson et al., 2002）。研究发现，面对一面镜子完成实验的被试比没有面对镜子的被试表现出更少的道德伪善。被试因为在镜子中看到自己而提高了自我意识， 高自我意识使得个人的道德标准得以凸显， 进而使得被试更难躲避自身行为与道德标准之间的比较， 也更难容忍自身行为与道德标准之间的不一致， 因而只能通过真善行为让自己相信自己是道德的。由此看来， 道德标准的凸显可以抑制道德伪善。当在场陌生他人表现出真善行为时， 一方面可能使道德标准凸显， 使得个体难以躲避自身行为与道德标准之间的比较， 进而抑制其道德伪善； 另一方面， 他人的真善行为也可能成为个体的学习榜样， 进而抑制其道德伪善。相反，当在场陌生他人表现出伪善行为时， 并不会使道德标准凸显， 而且还可能给个体树立不良的榜样， 使其拥有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的理由（Bandura,1991; Kish-Gephart, Detert, Trevi?o, Baker, &Martin, 2014）， 并降低要在他人面前显得道德的印象管理需求。由此， 我们得到假设 2:在场陌生他人的真善行为可以有效抑制个体的道德伪善； 而在场陌生他人的伪善行为无法抑制个体的道德伪善。
为检验上述两个假设， 本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以大学生为被试， 设置捐款情境， 分别探讨陌生他人在场及其真善/伪善行为对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
研究包括预实验和两个正式实验。预实验考察个体预期的捐款金额是否受其所拥有的总金额的影响，以保证正式实验中道德伪善测量指标的有效性； 实验 1设置无陌生他人在场和有陌生他人在场两种条件， 考察个体伪善程度的差异； 实验 2 设置真善他人/伪善他人两种条件， 进一步考察在场陌生他人的行为对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
2 预实验 个体预期的捐款金额与其所有金额的关系
借鉴前人对道德伪善的测量方法（Polman &Ruttan, 2012）， 我们将捐款情境中的道德伪善定义为被试事先预期（即宣称）的捐款额度减去随后真实捐款额度的差值， 差值越大， 表明被试的道德伪善程度越高。为了不让被试识破研究的真实目的， 我们有意把让被试预期自己捐款额时所拥有的总金额设置成 50 元， 而把随后被试有机会真正捐款时实际拥有的总金额设置成 20 元， 然后以预期捐款占所拥有总金额的比例减去实际捐款的比例作为道德伪善的衡量指标。这样做的前提是个体预期的捐款额不受其所有总金额的影响。因此， 我们通过电子邮件给被试发放问卷（包含一个假设捐款情境），让被试以邮件形式分别报告在自己只有 50 元和 20元的情况下， 遇到邮件所描述的情形时愿意捐出多少钱。然后比较两种情况下的捐款比例是否相同。
如果两者差异不显着， 说明被试在捐款时， 参考的是自己拥有财务的相对数额。换言之， 使用捐款比例差值作为道德伪善的测量指标可以排除被试拥有不同金额所带来的干扰。
2.1 被试
通过网络随机征集有效被试 46 名大学生， 其中男生 15 人。被试平均年龄 21.02 岁（SD = 1.06）。
2.2 假设情境问卷
问卷中的假设捐款情境如下：假设你在去往学校的途中刚好经过一个募捐现场。某慈善组织正在为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农村小女孩募集手术善款。a.如果你身上有 50 元钱， 你会捐多少钱？b.如果你身上有 20 元钱， 你会捐多少钱？
2.3 结果
计算被试在 a 和 b 两种情况下的捐款比例 Pa（捐款金额占 50 元的比例）和 Pb （捐款金额占 20 元的比例）， 然后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两种情况下被试的捐款比例没有显着差异（Pa: M = 0.32,SD = 0.24; Pb: M = 0.32, SD = 0.33; t = 0.13, df = 45,p = 0.900）。即个体在自身拥有 50 元以内的情况下，偶遇捐款情境时， 预期捐款数是一个相对的参考值。所以在正式实验中， 可以使用宣称的捐款数和实际的捐款数的比例差值作为被试道德伪善的测量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