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大学》有言：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1]801古人将修身、齐家放在治国、平天下的首位，家训类着作恰恰说明了修身、齐家的重要性。家训之所以为世人所重，因其主旨乃推崇忠孝节义、教导礼仪廉耻，成为治家良策，进而才能影响国家。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脱颖而出，到汉武帝时更达到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辉煌。儒家思想可谓是盛世下的治国良方，它所提倡的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 “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道德准则，尤其是对于一个家族的传承与荣辱至关重要。魏晋南北朝是家训文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家训文代表首推嵇康的 《家诫》和颜之推的 《颜氏家训》。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人生社会哲学，华夏民族千百代民众都受其影响，嵇康和颜之推也不例外，他们的这两篇作品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然二人生逢乱世，生平各异，在他们的文章中却也不时流露出与儒家思想游离的观念。
一、嵇康与颜之推生平身世中的思想游离
（ 一） 嵇康与颜之推对儒家思想的相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统治腐朽。曹操采用严刑峻法、任谋重诈的轻儒政策，曹丕主张清净无为，以道治国，南朝历代帝王要么武力争夺天下，要么困于佛教，偏安一隅，儒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只能踏上一条不入流的道路。但是，儒家思想毕竟占据主流思想地位几百年，其作用亦有不可撼动之势，嵇康和颜之推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复杂，思想矛盾的大环境下成长发展的。
嵇康是魏晋时期的着名文人，他愤世嫉俗，高风亮节，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但历史的标签让我们对嵇康产生了误解，近来有不少学者对嵇康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证实其内在思想其实还是儒家占了上风。其兄嵇喜作 《嵇康传》，述及先世，曰： “家世儒学”,并评康 “宽简有大量”[2]1369,说明嵇康为人还是遵循儒教，敦厚中和。另外，据嵇绍 《赵至叙》载：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遂随车问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问我？”至曰： “观君风器非常，姑问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灸身体十数处。
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至邺，沛国史仲和是魏领军史涣孙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阳和。先君到邺，至具道太学中事，便逐先君归山阳经年。至长七尺三寸，洁白黑发，赤唇明目，鬓须不多，闲详安谛，体若不胜衣。先君尝谓之曰： “卿头小而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停谛，有白起风。”
[3]142嵇康与赵至的忘年交谊，亦可佐证嵇康思想观念中的儒家教化。在政治上，嵇康嫉恶如仇，公然反抗司马氏的黑暗统治，表现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独立人格，然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位中和、宽简之人。《家诫》以儒家传统为基础，事无巨细，向儿子论述了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甚至详细到“不须离楼，强劝人酒”[4]243的地步。
颜之推是南北朝后期到隋朝初年着名的学者，他的祖上是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颜回，其九世祖颜含，官至西平侯，随晋元帝东渡； 其父颜协、其兄颜之仪都在梁朝西府做官。颜之推曾在梁朝和北齐、北周做过官，晚年应隋文帝太子之召为学士。
他幼承庭训， “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 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5]4,尤善史书，处事勤敏。颜之推对儒家思想从小耳濡目染，梁朝谈玄成风，之推曰： “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5]187自小学习的儒教使他对玄学产生自然的排斥。
颜之推在 《颜氏家训·序致》中就指出 《颜氏家训》此书的编写目的在于 “整齐门内，提撕子孙”[5]1,然书中事例皆为 “经目过耳”[5]4的世俗中事，立论平实，成一家之言，不仅惠及颜氏子孙，更成为 “广训”,教育后人。 “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 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 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
[5]1他写作 《颜氏家训》的目的即是宣扬儒家教诲，以儒教来教育子孙，规范其行为。
（ 二） 嵇康与颜之推对儒家思想的游离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充满动荡的时代，统治者既不能依靠儒学治国安邦，又不能消灾避难，故而儒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颠覆，士人们矜高浮诞，旷达风流，承老、庄之余韵，弃儒家之礼度，振起魏晋玄风，儒家思想势必遭到压制。道家和佛家思想逐步迎合统治者和士人们的要求，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对嵇康影响甚大的是道家， “学不师受，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
[6]502在嵇康身上突出反映了外道内儒的思想矛盾，他出现了与儒教偏离的道家思想，并贯穿一生。统观 《家诫》全文，嵇康所要儿子嵇绍做到的无非两点： 立身守志和谨言慎行。“守志”是嵇康教子的核心思想，贯穿全文始终。嵇康以盛壮之1想而知，但他又不希望儿子走上与他类似的道路，矛盾的言语心理也是溢于言表。 《与山巨源绝交书》词锋犀利，也是康与司马氏彻底决绝的公示书。在 《绝交书》中嵇康说自己 “不相酬答”“不喜俗人”[4]71,而且 “非汤武而薄周孔” “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4]72显然闪烁着离经叛道、不容于当世的逆反的光芒。在历史记载中嵇康也是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的，他可以继续打铁，对1以，《家诫》中的嵇康与 《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嵇康简直判若两人，与一般史书中的嵇康也是宛若两人，不由引起大家的怀疑和探究。明人张溥曰：“嵇中散任诞魏朝，独 《家诫》恭谨，教子以礼”.
鲁迅先生在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 ……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 《家诫》，……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7]110儒家强调忠孝仁义，然颜之推生于乱世，且“三为亡国之人”,遭受了许多忧患、灾难和屈辱，要想专儒怕是很难全。侯景之乱后他不得已转侍北齐，但儒家传统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5]362,他仍然赞赏的是杀身成仁的高风亮节，可是为了保身，他又不得已侍二主，“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5]258,他想在儒家价值观之外找到一个合理的诠释来为自己背离儒教忠君爱国的行为开脱，不免陷入矛盾之中。
颜之推生活的南北朝，上到君主，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信奉佛教，这样的时代背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一些思想观念。在 《颜氏家训·归心》中颜之推细举冤报故事并阐释佛家教义，“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5]368他还力图调和儒、释两家，认为 “内外两教，本为一体”[5]368.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牵强的。于是，颜之推出现了偏离儒家思想的佛家观念。
二、《家诫》与 《颜氏家训》文中的思想游离
（ 一） 嵇康 《家诫》中的思想游离《家诫》之所以受到后世如此广泛的关注，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嵇康的狱中绝笔，其对研究嵇康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是 《家诫》文体现出来的嵇康的思想与其之前放浪形骸、狂放不羁的状态迥异，对后世研究嵇康造成很大的困扰。
当代学者有评论说： “一个嵇康写出了两个嵇康的作品”,一语中的。若细细品味，通观嵇康的作品和历史记载，我们会发现，其实嵇康是道家与儒家思想观念的混合体。
1. 超脱与世俗喝酒、吟诗、扪虱而谈……嵇康的生活可以说是乐得逍遥。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反对世俗礼教的牵绊，向往不拘小节、超凡脱俗的世外人生，一曲《广陵散》让后人想到的永远是长裾飘飘的 “世外仙人”.他的 《游仙诗》： “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4]29《幽愤诗》：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4]17嵇康追慕神明，不流于俗尘。但从深层意义上探源，对神明的追慕恰是对世俗社会的逃避，也是内心无奈愤慨的转移。 《家诫》同时也印证了这一点，该文的中心题旨是教诲子女如何谨言慎行，如何安于世故和明哲保身。
嵇康是世俗的，甚至可以扩展到竹林七贤，在他们放荡不羁的外表下其实都深埋着一颗世俗的心。嵇康在 《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及平生志愿，写道：“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4]75临刑前对其子说： “山公尚在，汝不孤矣。”他还是达不到道家那种无为无治洒脱自然的境界的。
嵇康既不同于遁迹山林的隐士，又不同于积极入世的士人。他在波谲云诡的魏晋易代之际，不能忘记对黑暗社会的抗争，也不能完全达到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坐忘境界，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
嵇康在 《赠兄秀才从军·其十四》中写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4]9那种隐逸旷达的人生境界确是道家追求的生命模式，这四句诗是嵇康的名句，也是最能体现他思想的作品。不过就算劝诫子孙的 《家诫》也并不全是明哲保身之语，他一开头就落在 “守志”上。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於必济。若心疲体解，或牵於外物，或累於内欲； 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於去就。议於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燿，无结秀之勋； 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若夫申胥之长吟，夷齐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4]237 -238.嵇康如此看重立志、守志，符合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
2. 全身与殉身史书对魏晋这一时期的定位就是 “乱世”,战争、瘟疫导致生灵涂炭。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同时也是人自觉的时代，因为时代特定的因素，这一时期的生命意识非常强烈，尤其在文人、贵族中成为典型格调。嵇康自然不能免俗。
在 《养生论》中嵇康系统阐释了养生之道：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 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着。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
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曦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4]102.嵇康很注重养生，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
他在 《家诫》中一条一条地劝告儿子如何全身远害： “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 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4]241 -242说明嵇康很精通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种种处世方法，鲜明体现了孔子于春秋战国乱世宣扬的儒家思想。嵇绍后来也确实不辱父命，《三国志·魏书》二十一 《王粲传》裴注引《晋诸公赞》曰： “绍与山涛子简、弘农杨准同好友善，而绍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从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师败绩，百官皆走，惟绍独以身扞卫，遂死于帝 侧。故 累 见 褒 崇，追 赠 太 尉，谥 曰 忠 穆公。”[6]607他成为忠臣烈子，俨然一个深受儒家教育之士。
面对生死大义，嵇康泰然自若，刑场弹奏《广陵散》。“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4]242《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与司马氏决绝的宣言书，他既敢得罪当权者，已经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他真正超越了生死，道出道家的生命底蕴。嵇康是道家与儒家思想交织的矛盾体，在 《家诫》一文中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 二） 颜之推 《颜氏家训》中的思想游离《颜氏家训》撰于隋开皇九年 （ 589 年） ,当时颜之推已 60 岁，他婉拒了隋朝的官职任命，将自己毕生体会倾注于此书。
沈揆 《宋本跋》说： “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悌，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闾间，其归要不悖 《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辨析援证，咸有根据。”《颜氏家训》重点宣扬儒家 “忠” “孝”观念。
《勉学》 《诫兵》篇中均涉及到 “忠”的思想。《勉学》篇： “夫所以读书学问……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5]165体现了忠君之念。《诫兵》篇有言： “国之兴亡，兵之胜败，博学所至，幸讨论之。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5]354颜氏流露出为国尽忠的愿望，以不能为国效力感到耻辱。《教子》《后娶》《治家》《终制》篇中均可见颜氏“孝”的思想。 《教子》篇： “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5]8颜氏强调 要 从 小 培 养 子 女“孝”的概念。 《后娶》篇： “吉甫，贤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贤父御孝子，合得终于天性，而后妻闲之，伯奇遂放。”[5]31颜之推倡导以慈父御孝子，那么个人首先就要契合儒家教诲，才可惠及子孙。《治家》开篇就指出：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5]41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作为一种风化来训诫子孙，可见孝道极受颜氏重视。《终制》提到对自己死后的安排，“汝曹若违吾心，有加先妣，则陷父不孝，在汝安乎？”[5]602意指他的葬礼仪式如果超过亡母，那就是陷他于不孝之中，其孝道思想可谓始终如一。
《归心》篇是此书思想的一个不平衡点，后世对 “《归心》篇阐扬佛乘，流入异端”而颇有非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因之将 《颜氏家训》“退之杂家”.《归心》大力宣扬佛家思想，对 “俗之谤者”的五点予以平反，证明佛教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有方，世间有吉凶祸福和报应一说，僧尼行业精纯，佛家供奉并非糜费国库，因果报应，今日的善定能利于后世。颜之推出现这种偏离儒家的佛家思想，也是深深刻上时代烙印的缘故，生逢乱世，他无力卫国，一生历仕四朝，三次被俘，儒家思想根本难以实现，他只能依归佛教，在此处获得心灵苦闷的解脱。
三、结语
从生平身世到文章创作，嵇康的 《家诫》在深层的儒教之中交织着隐逸避世的道家思想，颜之推的 《颜氏家训》在儒家中庸敦厚的传统价值观之下结合时代的复杂背景流露出佛家的安世认命观。综上，嵇康和颜之推的思想观念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以道家或佛家思想作为补充。这两篇家训文不仅对其后世子孙产生巨大影响，对后世文人也具有极大价值，起到教化作用。因为时代与个人的种种因素，两人不可避免地混入偏离儒家思想的道家和佛家观念是时代的必然，亦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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