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对于中国传统知识的认识是相当重要的，这也成了我国未来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比如，北京市就已出台新规定: 中高考分值语文分数提高，而且分值增加幅度很大。毫无疑问，这一教育改革旨在突出学科的基础性地位，注重其与其他课程、生活实践的联系，同时也加重了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考查。然而如何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学沿袭下去，这是摆在每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的哈贝马斯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他的“商谈伦理学”旨在用沟通的方式来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学的发展和传承离不开语言，国学教育更是需要在人与人交往的基础上来进行，所以二者是有相通之处的。
这种相通之处可以通过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和“语言有效性要求”两个理论得以体现。
一、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内涵
“商谈伦理学”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于 20 世纪晚期提出的一个与价值引导有关的理论，它延续了哈贝马斯的一贯风格，以追求“社会合理化”为目标，试图构建一套可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接受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一理论在哲学界和社会学界影响甚广，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重视，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的应用更引人关注。归结起来，这一理论大体包含两方面内容: 它为一个理论的成熟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方向; 它为社会成员交往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言语措施。
(一) “生活世界”在理论形成与社会交往中的作用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回答了“一个理论要在何种范围内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有效作用力”这一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的回答是: 生活世界(life － world) ，即一个理论只有在特定环境中才能发生效用、社会的道德标准需要在“生活世界”中才能得以完成。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涵盖范围较广，它不仅包括了自然科学世界、社会科学世界，还包括了人类心灵世界。就哲学的理论建构而言，“生活世界”的提出带有一种标杆式的意义，它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脱离实践寻求抽象起点的现象，转而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和认知，这种转向表明理论的实践性在逐步加强。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作为理论和交往的基础，给了我们两方面的启示: 第一，在探讨一个理论有无价值或意义时，需要看它是否从“生活世界”出发，是否围绕着社会实践展开，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第二，理论若要成熟和发展，只有朝向“生活世界”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建构在上文所言的三个世界之上的，要以全部或者其中之一为理论起点与落脚点。
(二) 作为交往路径的“语言有效性要求”
“商谈伦理学”为社会和谐提供了一种手段: 言语交往。其实，这种手段是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延伸而出的。在这一理论中，交往成为社会成员的重要行为方式，语言则被视为重要的交往路径。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制定了一套“语言的有效性要求”: 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这套规则在“商谈伦理学”中同样被延续下来。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为社会成员提供能被认可的道德规范也是需要语言的，而且这些语言必须遵守“语言有效性要求”，这是社会成员获得道德规范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员间相互理解的一条可行性路径。
具体而言，“正确性”原则指的是言语者需要运用恰当合理的语法来进行句子陈述，句子和交流过程中不要出现语法错误、歧义等现象，它是语言交流的最基本条件。比如，“这位是英雄的母亲”就存在歧义: 一是指这位———英雄的母亲(母亲是英雄) ;二是指这位英雄的———母亲(母亲之子是英雄) 。“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前提是“商谈”，如果商谈的语法都出现了错误，那么何谈构建统一的道德规范呢?“真实性”原则要求言语者具备真实地描述一个客观事物或现象的能力。比如，描述一个苹果的形状，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生平，阐释国学教育的内容等。
在“商谈伦理学”中真实地表达客观现实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它使得商谈双方得以更好、更客观地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只有真实地理解了对方的需要才能建立起为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标准。“真诚性”不同于“正确性”和“真实性”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对言语者的要求，也是对听者的要求，即在交流过程中，言语者和听者都需具备真诚的态度，以便使自己获得对方的信任。“商谈伦理学”认为建立一套可为社会成员接受的道德规范，缺乏真诚是不可能完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不仅为一个理论的成熟提供了学理依据和实践基础，而且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可执行策略。而这两条对于我国国学教育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它为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提供了理论前提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也为国学教育的具体操作提供了可行性言语方案。
二、“生活世界”之于国学教育的作用
哈贝马斯强调了“生活世界”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它是“商谈伦理学”的前提与主线; 第二，它为一个理论提供了脉络走向。“文化上的释古与创新，都与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联，……换言之，文化思考是与社会结构连贯在一起的，非抽象地、概念地谈道德与价值。”
所以说，文化要传承就需要进行合理教育，而“生活世界”对于我国国学教育的作用正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的。首先，国学的发展本身就需要承接地气，这个地气就是国学的“生活世界”; 其次，我国国学教育的走向要以满足“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为目标。
在讨论“生活世界”之于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意义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国学的“生活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中，人类及其相互关系只能在其中得以完成，它其实就是人与人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一个网络，只是这个网络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那么国学教育存续的生活世界又是什么呢? 国学教育究其根本，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是以人为核心建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灵和谐关系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生活世界，只有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我国传统文化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围绕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生活世界”之于国学以及国学教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表现两个特性: 一是需要“国学”尤其是国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即“强实践性”; 二是需要“国学”及国学教育涵盖范围广，国学要满足存续于“生活世界”中各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这是一种“广对象性”特征。
(一) “强实践性”是国学以及国学教育发展的最终归宿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一个理论若要发展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具现实可操作性的理论通常很少能够对政治决策产生作用。比如，墨家的“兼爱”理念想法很好，它为全社会成员谋福利，但是这种无差别的“兼爱”却不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现实情况，所以并不为统治者接受，最终早早没落。而我国国学要想得到发展、要想重新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就必须以实践为前提，看看国学在我国当今的市场在哪里、具体应用模式是什么。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国学或者国学教育的实践和市场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学的市场是要平衡我国市场经济下的“重利”思想。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重利”成为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随之而来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商人唯利是图、公务员以权谋利等，“毒馒头”“地沟油”“假酒”等案件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淡泊名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思想就会对这些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和引导作用。第二，国学教育的市场是沿袭着国学的市场而来的，只有加大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才能够使得这些优秀思想得到更多地认可和普及; 而且国学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善和发展。这与我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思想相吻合，只不过应当称为“百年树思想”。
(二) “广对象性”是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推进的根本依据
“广对象性”指的是价值理论所对应的受众群体需广，它包括两个含义: 其一，这个价值理论需要涵盖当前情形下的大多数民众; 其二，这个价值理论所涵盖的民众范围愈广则其存在时间愈长。举例而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便只符合广对象性的第一个特征却不符合其第二个特征。它之所以被奉为封建时期的圭臬，一个重要原由在于它宣扬读书人、士的重要性，这种理念不仅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还为一些贫穷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向上的门路，故此其受众群体颇为广泛，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念; 但由于它只宣扬士而轻视其他阶级，所以其对象覆盖范围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局限性会愈加明显，便不能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了。这种只强调一些人利益的观念并不能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故此只能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历史之中了。国学及与之相应的教育也应当以符合这两个含义为目标来设定具体措施: 首先，它的服务对象一定要广，不仅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要使绝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循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承与发扬。其次，要达到这个目的，国学教育就不能仅仅局限在高校教育或者课堂教育上了，而应当采用多种教育形式，比如广告、影视等，还可以在各个单位开展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竞赛活动等方式来进行。
据上可知，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可以挖掘出“强实践性”和“广对象性”这两个重要特征，它们对国学教育的启示性意义在于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引导性作用。也就是说，国学以及国学教育的受众群体同样应当是社会全体成员，而非仅仅是高级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 而且这一价值理念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更要融入社会实践之中，将传统优秀理念贯穿至社会的每个领域。
三、国学教育中的三种语言路径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社会交往提供的手段是言语交往，并为其设定了一套具体施行措施“语言有效性要求”: 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这一理念在国学教育中同样适用，传统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积淀，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破除的［7］，如何传承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了。教育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语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国学教育中遵循“语言有效性要求”，则有利于国学更好地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弘扬。
(一) 正确性是国学教育表述的基础要求
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口头语言、情绪语言，也可以是体态语言、书面语言。而“正确性”要求更多指的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它要求语言文法的恰当与用语的准确。国学教育中的“正确性”要求，也更多集中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发展时，首先需要保证的是所宣传思想的正确性，包括思想形态要紧跟党的领导、要与基本国情相一致，即这种思想是积极向上的。其次，在进行具体的宣传教育时，用语也需准确。比如要对《诗经》进行讲解与分析时，就需了解它是自西汉后才被称为《诗经》的，先秦时还被称为《诗》或《诗三百》，如果说错了就会闹笑话，更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二) 真实性是国学教育表达的客观条件
“真实性”原则也更多集中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国学教育中，“真实性”指的是教育者应当具备客观描述一个国学或传统知识的能力。比如，正确描述“孝”的含义，在一些封建卫道士眼中的“孝”是“顺”，无论父母的决定是否正确都一概听之、任之;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贯“听妈妈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孝”，只有从实际出发，真正地为父母考虑才是“孝”。而国学教育者在进行国学教育时也需要具有这样的辨析能力，剔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
(三) 真诚性是国学教育实现的情感要件
与“正确性”和“真实性”相比，“真诚性”所涵盖的语言形式则更为丰富，无论是口头语言、情绪语言，还是体态语言、书面语言中都需要真诚性; 而且“真诚性”的对象不仅是说者还包括听者。在国学教育中，传承国学精髓的教育者需要“真诚”，这种真诚可以通过言语、身体力行表现出来; 被教育者也需要“真诚”，用同样的热忱加以回报。承接上例，教育者进行“孝道”教育时，不仅可以用书籍、授课等多种教育方式，还可以用现实中的真人真事来进行教育，而且这种教育形式更具现实效果。
从“语言有效性三要求”可以看出，语言在国学教育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把握好语言的这三个原则，将有利于国学的传承、国学教育的发展，这是将数千年传统文化融入自身乃至社会体系的一个必经之途。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本是有关社会交往的理论，国学教育也是社会交往的一个部分，故此将其应用于国学教育中也是十分恰当的。
首先，“生活世界”为国学传承与国学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点。一切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将广大社会成员作为国学教育的对象，从他们的实际利益出发，制定实践性强、可行性强的措施。其次，在制定具体方案时，重视语言在国学传承与国学教育中的重要性，以“语言有效性要求”为摹本，寻找到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学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