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得以日益发展并繁荣，工商阶层形成兴起并呈现出新特征。面对社会和国家出现的新情况，思想家孟子认识到商人对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性，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他主张以道德修养的方式来规避商人的一些不合理行径，使其与士、农、工等阶层和谐共存。虽然如此，孟子却并不鼓励大力发展商业和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认为农业和农民乃国之根本。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历史人物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必然受到自身历史条件的限制。
关键词：孟子;商人;道德;策略;
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起来，工商阶级形成兴起。面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战国初期活跃于政坛的孟子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策略，反映了那个时代背景下部分知识分子的观念，也更加清楚地反映出社会变革时期各种现象复杂交织的状况。
一、孟子对商人的看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分封制的逐渐瓦解，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工商食官”制度也逐渐瓦解，商人和工匠们开始摆脱官府的控制，获得独立经营的机会，成为经济社会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战争日益频繁等因素迫切要求并增强了诸侯各国的交流互通的过程中，商业活动盛行起来，商人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也表现出自身不同以往的特点。一是商人队伍越发庞大。在利益驱动之下，士、农、工等人员不断加入其中。如春秋时期的子贡和范蠡分别为鲁国和楚国的贵族，却是商人中的佼佼者。士人君子尚且无法抵抗利益诱惑加入其商人队伍中，更何况一般民众如农民、手工业者。二是从商人士活动范围广，流动性强。商鞅看到商人以在各国游走方式求利，并深以为这不利于治国。三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春秋中后期之后，“千金之家”“万金之家”的富商不断涌现，人人称羡向往，不仅商人“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史记·货殖列传》），更因为商人还可以参政议政。四是唯利是图，淡化甚至无视道德。管子曾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管子·乘马》）足以得知当时不少商人只顾逐利，是丝毫没有诚信可言的。孟子也十分痛恨商人只顾图利，而枉顾他人生计的垄断行径，称此类人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
随着商人群体的发展壮大以及所呈现出的特征和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人都深切感受到了。孟子作为战国中期的社会精英，意识到商人的存在和活跃是利弊共存的。他认为商人是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群体，和士、农、工享有同等的地位，对商人不曾持有鄙夷或轻视的态度，更没有重农抑商的观点。只是面对商人所引起的隐患和后果，孟子才以民生为重而痛斥商人的不良行径。
首先，孟子主张社会分工论。耕作、做工、从政和经商几者之间没有贵贱之分，都是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弃儒务农的陈相极力推崇务农为根本的做法，认为滕国的君主也应该务农，而不是“厉民而以自养”（《孟子·滕文公上》）。面对陈相的言论，孟子以社会分工论予以有力驳斥。他说：“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从事耕作的人和从事手工业者是一样重要的，并不存在谁损害谁的问题。接着又指出从政与从事体力劳动只是分工不同。孟子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孟子·滕文公上》）君王和农夫的忧虑只源于两者分工不同。最后孟子以市场上商品的售卖价格应该有差别为例，认为大家的职业存在差别也是合情合理的，否则天下就会大乱。商品的价格是随着其长短、种类、多寡等的不同，而有差异，同理，人与人之间也有差别，自然会由此从事不同的职业，一切皆在于“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所以，在孟子看来，士农工商仅仅是分工不同，没有本质差别。
其次，孟子认为商人能满足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孟子认为仁政的表现是“使天下士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孟子·梁惠王上》），说周文王所采取的仁政措施是“耕者九一，士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商人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与士、农、旅者、猎者等一样重要。孟子看到在社会分工之下，商品的交换成为必然。许行致力耕作，却无法自己织布成衣，也不能自己编织帽子，更不能制作锅盆和铁器等物，只能够与其他生产者交换。就如恩格斯谈到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随着生产分成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有交换的需求，自然就有市场的产生，商人的出现。商人根据物品的情况卖出不同的价格，“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孟子·滕文公上》），让大家能较为公平地获得各自所需，可以改善民生。孟子认为商业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让更多人获利。孟子认为对商人征税的最初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垄断市场，一人独享买卖的好处，他极力反对垄断的行为。孟子主张市场的健康有序进行，让众多商人都能够从中获利，而不是个别人或极少数人。
二、孟子对商人的道德策略
虽然商人是社会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能满足人们的各种生活需求，甚至是百姓谋得恒产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商人的逐利并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却也同样存在。孟子看到了商人存在所带来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主张。
其一，不能一味求利，会损害血缘亲情，危害家国天下。孟子告诫梁惠王，不要一开口就是谈“利”，因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只是一味逐利，遗弃仁义，只会让人贪欲不断膨胀，引发争夺，无血肉亲情可言，更没有家国大义。正因为如此，孟子十分反对开口就言“利”。然而梁惠王作为一国之君，为何如此迫切言“利”呢？除了因为当时天下各国争雄之局势，也是因为天下人皆逐利，而这是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队伍的壮大以及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在孟子看来，可以谈“利”，但仁义乃是求利的前提和底线。孟子向君王谈“仁政”时，从来未曾忽视民利，恰恰是不断强调民生利益的重要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老百姓要有物产，才有道德观念和行为，作为君王就要保证取之于民的时候要有制度保障，让百姓有产业保障。与梁惠王谈治国，孟子直言民生保障应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孟子从未反对君王求利，恰恰是让君王在以保障民生民利的前提下进行。
其二，绝不能以财富多寡为衡量身份高低的标准。曾子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十分认同。仁、义乃是比富、爵更为尊贵的东西，所以自身拥有仁义，虽无富贵，却也绝不会觉得自身卑微。“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告子上》），富贵是上位者能给予，同样也能为上位者夺走。财富的获得除了自身的能力之外，还有诸多外在的因素，这些都是自身所无法主宰的。我们能够主宰自身，并不被外在力量所夺走的是仁义礼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是人先天就具备的，同时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所以，孟子认为应以是否有德为标准来确定身份地位，尤其是在君主选贤能之臣的时候。君主只有真诚谦虚对待有德之人并用之，才能有所作为。那些向君主献策开拓疆土、增加财富的臣子，在孟子看来不能称为良臣，而应叫“民贼”，只是求财富却抛弃仁义的君主，也只是有钱的暴君而已，是“富桀”。（《孟子·告子下》）
孟子的这种主张恰恰是他对当时社会普遍逐利忘德现象的一种犀利批判。当时整个社会无论是君王、大臣还是庶民都把追逐财富作为根本目标，有巨大财富之人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地位，甚至能够影响君主决策和国家间关系。子贡与曾子同为孔子的学生，经商致富，“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史记·货殖列传》），“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孟子熟知子贡，却未曾谈及子贡这一重大影响，却恰恰引用曾子重仁义轻富爵的话，可见孟子反对以财富影响国家政治的行径，反对以财富多少来衡量身份高低，极力主张以德行高低来评定身份地位的高低。
其三，富贵扰人心，个人德行修养首要寡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此心是存有仁义礼智的善心。为什么“养心”最好的途径是“寡欲”呢？一是人的诸多欲望并不能让人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喜悦。“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世俗所喜悦的、异性之爱、财富、权势等都不能消除内心的忧愁，只有孝顺父母才能安心。对父母之孝顺，在孟子看来乃是人的天性，更是人之善性。（《孟子·尽心上》）人顺应自己的天性而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无丝毫强迫扭曲之态。自然安心不已。但世俗所悦、异性之爱、财富、权势这些恰恰是外在的，是世俗所衍生的种种欲望，不是本心所固有，无法滋养本心，只会扭曲和遮蔽本心。所以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遵循人之仁义善性，知晓之、修饰之并欢悦之，那么快乐就会油然而生，无法停歇，让人手舞足蹈才能表达出内心的欢愉。
二是人若追逐外物，丢弃本心，就是货物或禽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娄下》）这人与禽兽不同的一点点地方就是多了人伦道德。就是这样一点点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本应为人所珍惜保存并扩充发扬，从而成为真正的人，然而现实是人总是丢弃这最宝贵和为人的本质的东西，去追逐外物，而丧失本心，如孟子所说“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因此君子在接受别人赠送的金银等物时候，一定要依照礼义，切不可违背礼义，否则就将自身等同于货物，以金银之物交换肉身之躯了。（《孟子·公孙丑下》）这同样也是丧失了人的特质。孟子清楚地看到富贵、权势、贫贱等外在因素对人本身固有的德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小到一时遮蔽人的本心，为外物所牵引；大到完全使人的本性丧失，彻底沦为畜生。所以孟子才说真正的大丈夫是一方面坚决秉持仁义大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另一方面决不被外在的任何因素所干扰和放弃对仁义原则的坚持，“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综上所述，孟子对商人持包容、平等的观念，认识到商人的存在便民利民，希望君王薄敛赋税的对象不仅仅是农民、旅人还应包括商户。虽然如此，孟子却也和同时代其他诸家学派如农家、法家一样，以农为本。在孟子看来，“养生丧死无憾”是仁政表现的最基本要求。有了足够的生存物资的产出，人们才可能进一步学习教化。在这点上，孟子是完全继承了管子的观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重视农业，不重视商业，其根本原因是历史现实所限。当时各诸侯国之间频繁发动战争，吞并他国，说到底是为了争夺土地和劳动力。拥有了古代农业经济的这两个关键生产要素，就意味拥有更多物资。悲天悯人的孟子反对君王们以武力的方式争夺，认为首先应该是保证正常生产的进行。他以为劝告各诸侯国的君王实施仁政可以达成这一目标。除此之外，个人层面孟子认为要“寡欲养心”。通过减少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来杜绝对物资的争夺，避免血缘亲情的伤害、战争的出现和社会的动荡。显然这两条路径都是以仁义道德为前提和根本才能实现。这是时代所限，也恰恰鲜明体现出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更是人类社会为之向往和奋斗的最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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