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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菜根谭》的儒释道三教人生观思想
【绪论】 《菜根谭》中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绪论
【第一章】 《菜根谭》的作者及背景
【2.1 2.2】 《菜根谭》中的理想观与苦乐观
【2.3】荣辱观在《菜根谭》中的体现
【2.4 2.5】出处观与生死观
【第三章】 《菜根谭》的影响、价值及局限
【结语/参考文献】 《菜根谭》的思想内涵与价值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一章 《菜根谭》的作者及背景
第一节 《菜根谭》的作者
洪应明在《明史》中并无明确的记载，对于他的生平事迹，主要来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子部·小说家》的存目二中，有如下记载：“《仙佛奇踪》四卷，内府藏本。明洪应明撰。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其里贯未详。”①在《仙佛奇踪》各本的卷首分别冠有了凡道人袁黄所写的《逍遥墟引》和真实居士冯梦祯的《寂光境引》。在《逍遥墟引》书前有仙引：“洪生自诚氏，新都弟子也。
一日携《仙记》一篇征言于予，予披阅之，青霞紫气，映发左右，完若游海上而揖群真，令人飘然欲仙，真欲界丹丘、尘世蓬岛也。”②《寂光境引》书前有佛引：
“洪生自诚氏，幼慕纷华，晚栖禅寂，缘是溯诸佛菩萨而为之传其神、纪其事。”③今日本内阁文库（国立公文馆）所藏明代刊印太和馆本《仙佛奇踪》的《长生诠》和《无生诠》的卷首还分别有小引，并且记有：“万历壬寅季冬朔，还初道人洪应明书于秦淮小邸”④。此处记载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一致，证明洪应明的撰着之一《仙佛奇踪》，是在万历壬寅年（1602 年）洪应明居于秦淮时写成的。由此可以推测洪应明的部分生平，知道他曾经生活的年代和活动的地区。
袁黄，字坤仪，为浙江嘉善人，生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 年），穆宗庆隆三年（1569 年）取号了凡道人，卒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其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时写下四篇短文，当时命名为《戒子文》，就是后来广行于世的《了凡四训》。他为洪应明写题引时，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 年），时年六十九岁，而当时的洪应明已经在秦淮了。
冯梦祯，字开之，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出生，祖籍高邮，明初移居嘉兴。冯梦祯历任翰林院庶士、南京国子监司业，以祭酒致仕，后返里筑庵归隐，栖心禅寂，万历壬寅年题序时，年五十五岁，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卒，时年五十七岁。
由此二人提及洪应明时的用词：“洪生自诚氏，新都子弟也”、“洪生自诚氏”,可以推断袁黄、冯梦祯都是比洪应明年长的前辈，洪应明的出生应在他们之后。
在《菜根谭》卷首，有明代于孔兼所写的“菜根谭题词”.于孔兼，字符时，金坛人，万历八年（1580 年）进士，先祖为望族。曾授九江推官，因几度触怒神宗，贬官后回归故里。他是与东林学派关系密切的人，曾赴无锡参与顾宪成等人的东林学派，一同讲学于东林书院，后屏居隐寂，家居二十年，闭门读书，颇有称誉。这些描述与他在“菜根谭题词”中的自况：“逐客孤踪，屏居蓬舍，……此足以毕予山中伎俩矣。”颇为吻合。而此篇题词同时亦提及洪应明：“友人洪自诚者，持《菜根谭》示予，且丐予序”.由此看来于孔兼应是与洪应明同辈的人。且在此时，为洪应明的《仙佛奇踪》题引的袁黄、冯梦祯两位前辈均不见于《菜根谭》的题记，而于孔兼约在万历四十一年去世，因而《菜根谭》的写作时间，可能在万历壬寅年（1602 年）以后，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之间。
虽然洪应明的生平在《明史》及其他书籍中并没有加以记载，但是由以上各篇题记分析，我们大略可以知道洪应明的生平应该历经明世宗、穆宗、神宗三代，早年追慕浮华，然而仕途曲折，世道艰险，于是只好晚栖道家，隐习佛理，退而静观世态，潜心撰着。
第二节 《菜根谭》的写作背景
一、政治背景
洪应明历经明世宗、穆宗、神宗三代，下面介绍这三代皇帝在位时主要的社会政治特点。
明世宗（1507-1567），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年号嘉靖。即位之初，革除先朝弊政，诛杀武宗时期的奸臣贪官，裁革锦衣卫三万余人，节用宽民，颇有作为；不过其因为祭祀生父兴献王的问题，与杨廷和等朝臣引发严重冲突，也就是“大礼议”事件。大礼议后，世宗日渐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由大臣首辅严嵩专国二十年，残害忠良，吏治败坏，爆发多起农民起义，此为内忧。外患部分，由于边事废弛，北有蒙古鞑靼俺答汗不断寇边，南有倭寇侵略东南沿海，国防上面临“北虏南倭”的问题，后幸赖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率军肃清倭寇，但此时国家已千疮百孔。六十岁时因服丹药中毒而死，在位四十五年。
明穆宗（1537-1572），即位后，有心改革世宗弊政，减免赋税，不但起用在世宗时因直言获罪的臣子，也将世宗宠信的道教方士加以治罪。在位期间亦开放国门，恢复海上的海外贸易，但由于其放任权臣倾轧，再加上世宗留下的财政困境难以挽救，故而国势仍日益困难。
明神宗（1563-1620）由于年幼（十岁）登基，在位的前十年，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其间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但张居正死后，神宗因身体状况不佳，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四十年（1612 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①，国家社会乱象百出。
明朝政府的经济危机，早在世宗时就已浮现。神宗不但不思解决危机，反而大肆挥霍，导致国库严重空缺。在帑金大量不足的情况下，只好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派出太监充任矿监税使，遍及天下，强取豪夺，到处搜刮。为了开矿，导致“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的局面②，不断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屋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若开采后却挖掘不到矿苗，附近的商家就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③。由此而激化的民变，成为明代社会的一大恶政。
虽然神宗在军事上表现的相当干练：平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以及东北大片地区的朝鲜之役，维护了明朝的统一状态，并粉碎了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此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不过他派宦官以勘矿、采矿为名去江南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声载道，又使明朝政治腐败到极点。因此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沉痛的指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④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由廷杖之风以降，明代对于文人便相当不尊重，而洪应明的一生又历经明末这样的三个帝王统治，不但朝政废弛、吏治衰败，整个社会风气亦已每况愈下。因此，洪应明在《菜根谭》开卷第一篇即指出：“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⑤表现了当时的有志之士在历经了政治风波的更迭与浮沉后，既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亦不能苟同沉沦堕落的社会风气。洪应明也借着写作《菜根谭》这样以个人的修身处事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来表达其高洁超逸的情怀。
二、学术背景
（一）阳明后学
明末复杂动荡的氛围不但体现在政治社会中，也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一方面王阳明的心学探究本心以及知行合一的特色影响了《菜根谭》，也给它提供了关注的重点和思索的方向，另一方面，东林学派的兴起以及随后引起的各种流弊和党争也影响了《菜根谭》立身处世的取舍与选择。
明朝末期的学术思想正值朱陆末流相互争辩、消长之际，两派学者人心浮动，倾轧异己，社会思想也日趋不安，王阳明研究其原因，发现“后世人心陷溺，祸乱相寻，皆由于圣学不明之故”①。因而他提倡圣学以求正人心、息邪说的目标，从而，扭转颓败之风，匡救时弊。所以，儒学至此发展出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由向外探索真理转为向内探寻本心，因此出现了“致良知”的学说。他认为，格物并不是在外物上求明理，而是在意念发动之处做诚意的功夫，由此体悟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唯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
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②《菜根谭》中亦多次谈及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人欲路上甚窄”,“天理路上甚宽”;“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理路上事，毋惮其难而稍为退步”,《菜根谭》认为士人在天理与人欲间的抉择将决定其人生境界，由此可见当时为学术主流的阳明心学与《菜根谭》谈到天理与心性时观点有相通之处。
王阳明的良知之学，重视实践工夫，而不喜虚玄臆度：“为学大病在好名，……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③，“大抵工夫须实落做去，始能有见，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误误人者矣”④。《菜根谭》对于实践功夫亦有精辟的见解：“闲中演偈谈元，言言酷似，说来虽是用时非”⑤。
从宋代理学兴盛以来，儒释道的交流融合便日益密切，到王阳明时，因为注重实践，在理论与经验上都讲求心性的体悟，所以更加偏向于佛家、道家的思想。
虽然王阳明和他的弟子宣称本门学派的儒家正统，试图区分儒家与佛家，但是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王阳明的心学确实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的融合。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晚明心学中渐渐盛行三教合一的现象，学者们通常基于儒释道三教同源同一的信念，以三教相互界说、相互融合的方式来讲学。传统理学家讲学中开始出现丰富的佛家、道家的思想特色。《菜根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佛家、道家思想融入到儒家文化与意涵之中，并配合当时的社会活动与思想变化，表现出儒释道三家合一的特色。
（二）东林学派
从宋代出现学院讲学之风以后，到明代变得更加兴盛，余英时先生在《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一文中指出，这种现象是明清之际儒学由政治取向转为社会取向的一种表现，引起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科举考试的日益困难和专制皇权的日益恶化。
在明代末期，由于政治败坏及社会紊乱，传统知识分子要借着出仕以实践经世济民的人生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想借由儒学参政，并加以改革社会的机会亦越来越渺茫。
万历二十二年，原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因为直言进谏神宗立太子事，而触怒神宗。顾宪成被削去官籍后，就开始在东林书院讲学。痛感于晚明腐败的政局，顾宪成会同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钱一本、刘元珍、叶茂才、薛敷教等人（时称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共同制定了《东林会约》，其中规定每年举行一到两次大会，每个月举行一次小会。
东林学派源于王学，由于理学重视气节，王学又特别注重知行合一的实践，所以，东林学派在兴起中，崇尚实学，标榜气节，经常在讲学之中触及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民不聊生、政治腐败的状况。正是因为东林学派既讲学又议政的特点，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前往求学、议论时政，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和一些因批评朝政而遭贬斥的官吏纷纷参与其中，东林书院慢慢地由一个学术团体发展为一个政治团体，甚至成为当时的舆论中心，因此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但是“东林党”人，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只是一个标榜清正，要求改良朝政的团体，他们的政治见解大致相同，所以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
东林学派的政治主张大致为五个方面：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反对派遣矿监税吏到各地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主张重视商业和农业，要求减轻赋税、惠商恤民、兴修水利、垦荒屯田；反对科举中的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不分贵贱，依照个人才智予以录用；加强北方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人的进攻与劫掠。
东林学派希望能贡献一己之才，经世济民，从而造福苍生。因此一时之间，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许多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前述为《菜根谭》题词并称洪应明为友人的于孔兼，就名列《明史·东林列传》中，而且也曾亲自参加东林讲学活动。
在东林学派出现的同时，一些热衷利禄、贪恋权势的官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团体，如齐党、楚党、浙党等，此外，还有极具影响力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这些因利益而结合的团体成员，一旦担任官职，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往往不能做到公正持平的议论，而是以相互攻击为首要目标，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东林学派与各个对立派别之间的斗争，导致许多知识分子惨遭杀害。
将晚明的社会政治环境、学术思想以及东林学派的遭遇与《菜根谭》对人生的态度做对照解读，有益于我们理解《菜根谭》的人生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