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探讨对新形势下加强道德建设、开展价值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研究源于对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价值迷失现象的警醒和反思。由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各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行为和现象时有发生，对个人、社会、国家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伤害。推进对道德失范现象的分析和思考，追问此类行为产生的原因刻不容缓，并有助于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寻求必要的有效应对。
一、当前道德失范的特征和表现
道德失范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特征，并且出现的频度也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直接相关。在一个经历着秩序重组的转型社会中，道德失范的发生往往较为频繁和严重，而在当前我国社会就带有这种特殊阶段的烙印。
（ 一） “多元人”对“道德人”的游离
道德作为调整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之而变化。改革开放之前，受计划经济模式的主导，思想文化上建构的是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传统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系统作为主流观念被普遍接受。道德规范对社会成员具有极强的凝聚动员力，保障着他们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同时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成为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出发点和归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市场主体呈多元化发展，引发了一元价值观念的淡化断裂和多元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的生成，导致了道德观念的重大变化，一些传统道德观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西方道德观念蜂拥而至，出现了多种道德观相互交错的局面，也强烈冲击着传统一元体系。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相对改革开放之前而言开始萌生诸多离心因素，进一步弱化了作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两种力量综合的一元化道德的社会感召力。多元取向的道德观都可以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找到踪迹，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个人主体性从尘封的牢笼中挣脱出来，个性与社会性之间形成了新的张力，反映在道德领域就是道德评价标准的多样化。
（ 二） “陌生人”对“道德人”的疏远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 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它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27,称之为“差序格局”.这种描述形象地表现了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们依照人情关系的远近来确定伦理规则和道德秩序的方法。“熟人社会”有特定范围的“亲密圈”,有效的特殊信任与所需承担的特殊义务相关，且这种信任是无法推广到陌生人身上的。由此滋生出来的排外情绪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内容之一。
然而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日趋复杂。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所造就的现代性社会是一个陌生人不断介入、流动性日趋加剧的世界。陌生人构成了现实的生活环境，而如果在心理和行为上防范排斥陌生人，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发展设置障碍，不仅“导致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目标无法实现，而且也将影响中国社会及其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2].
既然每个人都不能完全从陌生人社会中抽离出来，重建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就亟待推进。
但现阶段建构陌生人伦理存在许多现实障碍。从心理层面看，人们对陌生人的怀疑和抵触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首先是传统教育长期积淀的结果。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也认为，从心理上看，人们对陌生人存有天然敌意。对于目的各异的陌生人的涌入，人们很难凭以往的经验辨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互助必然转化为消极的防范，出于自我保护本能而采取的抵触、抗拒行为制约着建构起新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 三） “利益人”对“道德人”的侵蚀
利益和道德是否可以兼得，或者在何种情境下可以共存？ 借由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进行简单的分析：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也即每个人获得自身利益、自由发展是与他人和全体人得利、发展不相矛盾的，但不矛盾的前提有两个： 一是社会物资财富的极大丰富； 二是每个人理性的充分发展。这两个条件在当前社会尚未出现，因此利益和道德之间仍存在着矛盾。反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二律背反”也是普遍存在的。要经济还是要道德？ 李嘉图倾向于前者，“为生产而生产”,西斯蒙第倾向于后者，认为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
我国社会实际上正经历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相似阶段，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及对物质财富的重视引发了道德领域的危机。首先，以个人对自我利益的关心为驱动力来激励个人的积极活动，市场诱使部分人为攫取当下的暴利而采取反伦理、反社会的活动。其次，市场经济使人依赖于无人格的市场和市场价值，很容易使一些人将市场价值视为唯一真实的价值。但市场价值“用更形象的语言来表述，其本质上就是经济利益”[4],一旦它成为个人行动的主要参考标准，就排挤了人的真实价值以及其他重要道德价值，促使人们倾向和习惯于从自身利益出发衡量得失。再次，市场经济的本性决定了它必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肯定和凸现了在市场经济中对个人和个性的强调，也即增进个体利益的原则。这种利益分配的失衡，直接被反射到道德生活领域，从自身利益出发衡量道德行为的价值含量。而一旦道德与利益出现冲突，“先富”的理念往往占据了主导。
二、道德失范的原因探析： 理性精神启蒙与发展的错位
道德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遭遇了生存和发展的新问题，这是以市场经济大环境为主导的对传统道德所依托的有效领域的侵蚀。道德失范的困境不在于道德的缺失，而在于传统道德范式的转型。而如何在正确把握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实现道德传统的现代化，关键在于现代精神的引导和推动，这种现代精神就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所遵从的理性精神。
当前道德失范现象层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理性精神不健全，或者说是错位---借用韦伯对理性的分析，是工具理性的越位、价值理性的缺位构成了道德失范的深层次原因。理性的这种错位其实也正是我国现代化从开启到后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结果。
（ 一） 理性精神的启蒙缺陷和遇挫
首先需要追溯到中国社会的近代启蒙，20 世纪初在内忧外患中蓬勃兴起的启蒙运动开启了社会近代化的大门。但这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理性启蒙运动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没有真正实现国人的启蒙理性，它所追求的客观目的直接影响着启蒙所能达到的对国人现代性启蒙和理性培育的程度。
尽管陈独秀等人已经透彻地看到这场运动中，“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对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孔夫子的封建教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不迷信任何权威，“思惟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5],认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但这种启蒙着眼于强烈而特定的政治目的，呼吁现代新型政治制度以实现国家独立和解放，过分强调了实用性和实效性，理性启蒙偏向于政治化、粗糙化和激情化，重视启蒙的结果而非启蒙的过程，因此并未实现理性的良性发源。
理性不健全的萌芽在随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显露出缺陷和隐患。尤其在政治性运动或政治需求的表达过程中，一度出现激情压制理性。这种情况在文革十年中被强化和放大并进而持续影响着八九十年代的理性失语和道德“滑坡”现象，可以说这与启蒙中“将理性启蒙与政治欲求直接相关，以及和文革时期留下来的政治痕迹有关”[6]417.尤其是文革对理性精神的践踏直接瓦解着作为道德的重要基础的人道主义精神，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习惯等深深烙上了“政治的痕迹”,阻碍着理性的觉醒和健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理性的启蒙重新走上正轨并逐渐淡去政治色彩，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以改革开放为标识的社会转型开启并正在构建一种全新的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新的价值标准体系。这种社会变革开始重构与理性的关系，却也遭遇了困境： 一方面，开启了现代化的新时期，为理性的健全发展开辟了新的土壤； 另一方面，由于理性最初启蒙的缺陷以及后期发展的重重阻碍，理性无法为新时期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和规范。
（ 二） 理性精神的发展偏向和失衡
不健全的理性启蒙为理性精神的发展预埋了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理性发展的偏向表现得尤其严重，主要体现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经济利益对道德伦理的主导。此外，不成熟、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也给道德失范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