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孔子忠信观的内容
孔子的忠信观念源于尧舜时代的原初忠信，是西周时代由神而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忠信观念不仅没有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而且其地位在民族文化特征中变得愈加稳固。
第一节 "忠"、"信"的内涵。
一、"从心从中"的内在德行。
从结构上来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义"忠"为"忠，敬也。从心中声，尽心曰忠",即"忠"为"从心尽心".可见，"忠"正如其字体结构，既从心又从中，出自心意为忠，中心亦为忠。宋代邢昺将 "忠"解释为"谓尽中心也",又称"中心无隐，谓之忠".这些解释表明，出于自己的内心而又中正、不偏不倚是"忠"本义的起点。再从观念上看，观念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事物直观的、不能用言语和文字表达的认识，"忠"作为一种观念，是先于"忠"字产生的。首先反映在哲学和伦理学范畴上，具有"中""尽""敬"的含义。早在氏族社会时期，"忠"就通"中"义，反映为部落首长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必须持有公正无私的态度，所谓"允执其中"就是尧禅位给舜时的告诫，即要求首领要中正不偏的为部落服务。朱熹将"忠"释义为"尽己之谓忠",亦由《论语》"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转变而来，即"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的说法。"忠"要竭尽自己身心的力量，从一而终，尽心尽力，强调施行者对所认定事情的坚持和履行程度。除此之外，"忠"还有"敬"义，段玉裁进一步将"忠"注之曰"忠，敬也。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这就说明"忠"不仅要尽心尽力做好本分之事，还要恭恭敬敬地去看待这件事。孔子在论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道时又言："事上也敬。"这无疑是对"忠"的具体阐述，即侍奉君主不仅要忠心，还要恭敬，也从起点上说明"忠"来自于内心的敬重。
综上可知，"忠"在春秋时期呈现出的是一种内在的对自我修养、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并由此表现出的对国家、社会、民众的道德感和责任心，是以中正为特征的来自于内心的恭敬和真心实意的情感。
二、"从言从行"的外在践行。
"信"由"人"和"言"构成，《说文解字》中将"信"解释为："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即"信"首先表现在人的言语上，不说空话，不说假话，表里如一，诚实不欺；其次，说过的话要能兑现和践行，即信守承诺、言行一致。商汤在伐桀的动员令中"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说的就是此意，汤王会信守承诺，也希望人们相信他的话。因而，从字的结构上看，"信"就是既要有不欺人之言，又要有不欺人之行。
对于"信"的内涵，我们还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其一，从伦理学范畴来看，表现出的是一种德行，即做人要诚实不欺、言行一致。在《尚书》
"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中的"信"指的就是一种"信"德，百姓互相欺诈，不遵守信用，连盟誓都可以推翻，从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产生了纠纷，"信"在这里就是一种良好的品格要求和道德修养。此外，在《尚书·康王之诰》中也有体现："昔君文武丕平富，富不务咎，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文武时期，天下太平诚信，政治昭明于天下，昌盛无差错，这里的"信"又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儒家也历来将"信"作为伦常规范之一，不论是孔子四教五德中的"信",还是孟子"朋友有信"的人际关系"五伦"说，都体现出儒家对"信"德的高度重视；其二，从主客体的角度来看，表现出的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道德要求，即在与客体的交流互动中，既不去怀疑和猜忌他人，同时又要取得别人的相信和信任。诸如《毛诗·小雅》中言："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迈，则靡所臻。"这是讽刺幽王处事不诚心，不亲近百姓，怀疑和猜忌进献忠言之人，这样就不能取得百姓的信任。
综上可知，"信"不论是指社会环境下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还是指个人的诚实无欺，亦或者是他人对自己的一种态度，侧重点都是践行于外的，体现的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关系。
三、"忠"与"信"的辩证统一。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伦理道德范畴，还是从其本质含义上进行分析，"忠"与"信"都是非常接近的。在孔子《论语》中，"忠"出现了 18次，"信"出现了 38 次，"忠信"连用出现了 7 次。孔子对"忠信"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二者列为四教之内，那么二者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忠"和"信"具有同质性。"忠"从中从心，"信"从人从言，但人说1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承诺时，这样的承诺是否出自自己的真情实意，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承诺缺乏来自于内心真情实意的支撑，其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因而，"信"应当以"忠"为根基，从"尽心"出发。"信"不仅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承诺，而且这样的承诺出自主体的真情实意，一个人没有忠诚之心，他将没有忠诚之言，更没有忠诚之行。可以说，"忠"是"信"的依据，"信"是"忠"的外在表现，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贯通。童书业先生认为："'忠'者必'信',故孔子屡言'忠信',且曰'主忠信','忠信'即诚实之意，为道德之本。"着名理学家朱熹对"忠信"的分析更为透彻，他认为："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于忠者。"这些简明扼要的解说，明确地道出了"忠"和"信"的本质与关系，二者虽然名词不同，究其本质，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的、言行一致的高尚品质。
"忠"、"信"二者虽然具有同质性，互为表里，但还是有所区别并各有侧重的。"忠"来自于人的内心，是人的内心品质，侧重点在"我"."信"是主客体交流时的双向或多向信任，侧重点不在于自己，而是"他".如果将"忠"规定为"内忠于心"的话，"信"更侧重于"外信于人",前者体现的是内在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后者体现的是外在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践行。正如朱熹的"忠，以心言；信，以事言",孔颖达的"内尽于心曰忠，外不欺于物曰信",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忠""信"侧重点的精炼概括。
第二节 "忠信"与"仁""孝""义"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包含着许多道德德目，而每个德目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德目有孔子"五德"的"恭、宽、信、敏、惠",有孟子"五伦"的"仁、义、礼、智、信",还有郭店竹简"六德"的"圣、智、仁、义、忠、信"等。这里就列举几条有较大影响的德目，在分析它们与"忠信"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会再一次发现，在维系社会运作的道德条目中，忠信起着极其重要而又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忠信"与"仁".
孔子"仁"的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最高道德原则。
在前面第一章已经分析过，孔子"仁"的人生哲学思想与尧舜时代的"民主平等"精神以及西周时代的"仁政礼治"精神都有着莫大的渊源。那么究竟什么是"仁"呢？"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在孔子那里，"仁"就是爱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战乱频繁，百姓的生命如草芥，孔子提出"仁"的概念，是从"爱人"出发，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关切。 "仁" 在个人修养、为政、齐家、治国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体现，既是为人之道，也是人生之道。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认为，能将"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品德施行于天下者，就可以称之为"仁"了，具体说来就是"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由此可见，恭、宽、信、敏、惠等品质就是"仁"的具体表现，皆属于"仁"而从属于"仁",都服从于"仁"这个最高的道德纲领。其中"信则人任焉",诚实守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任用，"信"是"仁"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以为"仁"?便会在具体化的"信"中体现出来。
同为道德德目的"忠"与"仁"也是一条道德条目与道德纲领之间的关系，"忠信"皆是"仁"具体的道德规范，在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二、"忠信"与"孝".
从奴隶社会起，维持统治阶级政治体制的就是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宗族制度，宗族制度不仅反映的是君臣关系，也是一种血缘关系。而维护这种关系的就是"孝","孝"就成了维护家庭以及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什么又是"孝"呢？《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的最高境界是作为立身处事的根本，其次是对自己的君主孝顺，再次是对自己的父母孝顺。可见，"孝"的对象不仅是父母，还有君主。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争霸天下，争相招贤纳士，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士归入旗下，突破了原有的以宗亲为原则的选拔制度。原有的"孝"已无法维护新的政治体制了，这时候，"忠信"作为新的道德准则出现了。
先来看"忠"与"孝"的关系，童书业先生曾说："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其所言为"忠"观念产生于春秋时期，并且是从"孝"道中分离出来的，"忠"是伴随社会制度的改变而产生的，属于政治伦理范畴，用以维护新的政治关系，由"孝"衍生1与忠道联系了起来，也就是将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联系了起来，"孝"的内涵开始往外延伸。再者，"信"与"孝"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礼记》
曰："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信者，信此者也。"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如果连诚心诚意都做不到的话，就别提对朋友讲诚信了。可见，"信"是"孝"的内容之一，和"忠"一样有从属于"孝"之意。"忠"、"信"皆是"孝"内涵的延伸，但仍然属于仁道的哲学范畴。
三、"忠信"与"义".
"义"在中国历史上是表示人们行为的伦理范畴，在不同的传统思想家那里，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首先备受推崇的是"义就是宜"的观点，《礼记》
云："义者，宜也。"意为适宜、恰当，可看成是人们在生活中一切行为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再者"义"常与"公"、"正"连用，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墨子说："义者，正也。"可见，无论"义"的内涵是什么，在古代社会，它都是作为一种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存在的。同样，"忠信"作为普遍认同的道德德目，它的衡量标准也是"义".如子张问崇德，子曰：
"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以忠诚信实为主，依照义的规定，这可算是崇德了。在《论语·宪问》中有这样的佐证：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为继位杀了公子纠，原效忠公子纠的管仲非但没为主子殉难，反而做了齐桓公的相，孔子弟子子贡认为这不是"忠信"的表现。孔子却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管仲使天下得到匡正，百姓得到恩赐，民族得以延续。他主张君子在行事时应和当时发展变化着的环境联系起来，不能像普通男女那样拘泥于小"忠信",一旦脱离客观规律去遵信守忠，那就成了愚信愚忠。 "忠信"一定要合乎"义",正所谓"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第三节 孔子忠信观的表现。
面对经济、政治关系发生巨变的时代，人们特别是处于上层建筑的贵族们力图从思想上找到一个依托，使社会秩序归于稳定与平衡。这时候，忠信观念因其独特的内涵得到了先秦思想家们的呼吁。孔子是先秦儒家中第一个具体阐述"忠信"这一基本道德规范的人，孔子的忠信观念并不是绝对僵化的行为模式和规范，他更注重的是忠信的内在精神实质和主旨，既强调个人品格修养方面的"内圣",又强调社会道德规范方面的"外王".《论语》作为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着作，也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奠基之作，它对于考察孔子的忠信观念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孔子的忠信观虽存在于"只言片语"中，但其内容却涵盖了做人、为政、交友、立业等方方面面，寓意深远。本篇主要以《论语》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孔子忠信观念的表现。
一、立身之本："言忠信"、"行笃敬"忠信是个人立身、处事和生存的基础，是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孔子对"忠"的深刻认识在《里仁》中说到："吾道一以贯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将其学说用忠、恕二字贯通，"忠"在这里就是真心诚意地为别人着想和做有利于他人的事情。对"信"的重要性，孔子在《为政》中提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輗"和"軏"都是驾在牛马上所用到的必备工具，如果没有"輗"、"軏",车是根本不能行驶的。孔子将"信"比作"輗"和"軏",告诫人们"信"就如同一个人的脊柱，如果没有了"信",人就如同马车失去了"輗"和"軏"一样寸步难行，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时的社会虽说是乱世，也有各种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的约束，正因为有了忠信，各种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才能得以正常运行，而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
忠信是人立身处世之本，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忠信呢？首先，说出的话要出自自己的内心，孔子就十分强调言语上的谨慎，对那些言不由衷、巧言令色的人异常厌恶。在《公冶长》中就有"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以花言巧语、虚情假意来取悦他人之人是可耻的。也有《泰伯》中："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狂妄而奸猾，愚昧而不诚实，表面诚恳而不讲信用。这样虚伪、奸诈的人是孔子十分反感的，是做不到言行一致的。其次，孔子认为言语不仅要出自于自己的内心，还要勇于遵守、践行，做到言行一致，否则就是不忠不信之人。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时候人们就认为行为赶不上诺言是耻辱的，因而不敢轻易许诺。可见，孔子十分强调忠信的力行意识和实践品格。
忠信是君子必备的重要品德，而"言忠信"、"行笃敬"是君子践行忠信的完美统一。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处事通达，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说话忠诚守信，做事厚道谨慎，即使到了落后之地也会畅通无阻。"言忠信"和"行笃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忠信"侧重内在的动机，"笃敬"侧重外在的行动，二者互为前提而存在。孔子多次强调君子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君子说话要言语谨慎，做实了所说的话，不在别人面前失言，并用行动来成就自己的忠信，那么民众也会跟随他走向忠实。由此可见，"言忠信"和"行笃敬"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忠信人格，忠信人格就像一个人的灵魂，是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也是忠信政治的基础与保障。
二、交往之道："朋友有信"、"以信求利".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在于其社会性。人与人在相互交往、联系和协作中逐渐形成了社会性，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形成了社会关系。焦国成教授将我国古代的人际关系概括成：血缘亲情型的人际关系、君臣上下等级型的人际关系、同心相知型的人际关系和路人相遇型的人际关系。
正是如此多的人际关系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那么如何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如何才能维系人际交往的正常运作？这就需要明确人际交往关系中的基本道德准则。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一众儒家代表先后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忠"、"敏"、"勇"、"孝"、"恭"等道德要求与规范。春秋时期，人与人的交往局限于小范围之内，儒家的人际交往也仅局限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和朋友之中。朋友之间的交往则是稍微超越血缘关系的一种人际交往，在孔子那里，忠信是维持"朋友之交"的基本道德规范，没有了"忠信"这一道德基础，其它的社会规范便无从说起，可以说维系社会正常交往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忠信".
与朋友交往讲忠信，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沟通与合作的重要前提。孔子的弟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把替别人谋划事情是否忠心竭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实相待作为每天自我反省的内容。子夏也曾提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可见，孔子的弟子们都将"信"看成是朋友交往的准则。为此，孔子更是把"让老人安心，让朋友信任，让少年得到爱护"为"子之志",他把对朋友加以信任当作人生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子贡问如何与朋友相处，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对待朋友的过失，要忠心地劝导他。也就是说，"忠信"是维持双方关系的纽带，不仅要做到言而有信，说话诚实，对朋友加以信任，还要忠心竭力的帮助对方，在对方有错误的时候，推心置腹地劝导他，这才是朋友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在择友方面，孔子认为要结交志趣相投、品行一致、博学多识之人，而花言巧语、品行不端之人是不值得结交的。他说："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恪守忠实诚信，不与道德上不如自己的人交往，有了错误敢于改正才能称得上是君子，这是要把忠实诚信的道德要求放在首位，提倡与自己同道者交朋友。他还特别强调："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益的朋友是正直、诚实、博学多才的，而有害的朋友是虚伪谄媚、阿谀奉承、巧舌如簧的。因此，在与人交往中，要分清对方是有益还是有害之人，择同道者而友之。这也从侧面说明，交上有德者，必先自我好德。总之，朋友之间的交往应当以"忠信"为衡量标准，这不仅是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也是社会安定与发展的保障。
人与人之间除了有超越血缘关系的朋友之谊，还有隐藏于人际关系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即义利关系。义利问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因原有经济结构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度的出现，追求利益成为当时势不可挡的趋向。而人们为了利益背信弃义、争夺不休，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孔子的义利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在孔子那里，他首先肯定人们对自身正当利益的追求，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有和尊贵，是人们所期望的，他肯定"人性之利".他还主张统治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借着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使他们得利，这也就强调了"民之利"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看待"利"?如何获得"利"?如何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在孔子那里，我们也找到了答案。他主张以义导利，提倡人们"见利思义",认为君子能够明辨是非、通晓大义，而小人只会计较利害关系。
同时反复强调："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是的"道",就是"道义",他主张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要尊重道义，而讲忠信，便是符合道义的。孔子又提倡以信求利，他说：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财富若是可以通过执鞭这样低级的职务求得，我也愿意担当，如果不合乎道而去追求，还是按照我的喜好去做事吧。《孔子家语·鲁相》中也有对"做生意不能以次充好，要诚实无欺，货真价实，公平交易"的强调。由此我们便可以明确"义"、"利"和"信"之间的关系：利益的追求应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要恪守诚信原则。这正是孔子义利观的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忠信交往的关键所在，如此，一个讲忠信的社会风气才会出现。
三、为政之德："民无信不立"、"忠信于民".
忠信不仅是个人立身处事之本，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与保障。在孔子的经典着作中，不仅包括个人忠信之德的内圣修身，也涵盖社会忠信之德的外王开拓。若没有社会制度的规范，个人忠信便无法得到外在的保障；同样，若只看重社会制度上的忠信，没将忠信观念根植于人的内心，也就无法转变为人自觉自愿的活动。因而，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的忠信观体现了孔子学说从"内圣"到"外王"的过程，是贯穿于道德品质与政治统治之间的一根主线。忠信观念对于一个国家的社稷是相当重要的，在《颜渊》中，子贡问怎样去治理国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去掉其中的一个，应该选哪一个，曰："去兵。"子贡再次提出选其一而去之，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现代人的思维，首先要解决的是物质上的需求，而孔子认为比吃饱肚子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需求，于是提出了"民无信不立"这一响亮的名言。孔子将"信"看得比死亡还重要，纵然百姓吃饱、国防强大，一个国家若没有了"信",必定导致国家混乱，陷百姓于水生火热之中。可见，忠信为立国之本，是当政者的为政之要。
忠信是为政治国的根本前提，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以德治国，施行仁政，人民才会像环绕于北极星的众星一样信任和拥戴统治者。具体说来，一方面，为政者要忠信于民，以民为本。引用子夏的话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为政者只有取得百姓的信任，才能顺利地得到百姓的支持与拥戴。在《学而》中孔子再次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为政者要恭敬地对待自己国家的政事，讲究信用，不欺愚百姓，节省开支，役使百姓不误农时，才能更好地治理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另一方面，为政者忠实守信，率先垂范，才能起到带动民众、凝聚民心的作用。正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者带头端正了自己的言行，下面的百姓也会端正自己的行为，处理政事也会变得得心应手。又如《子路》中，孔子特别强调："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为政者喜欢礼节，百姓没有敢不尊敬的；为政者爱好道义，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为政者讲究信用，百姓没有敢不真情实意的。因此，忠信于民，不仅要求为政者要有崇高的德行，对百姓讲信用，还要起到垂范带头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风气。
孔子还认为，要想政治忠信于民，还必须做到政令实施以守信为主，保证政令的可信度。如若政令不一，缺乏政治上的可信度，国家就会失去依托，社会秩序必将混乱不堪。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十分重视政令的可信度，在攻打原国一战中，因准备了十天的粮食，于是和大夫约定十天之内收兵。而后到了期限之日还未攻下，群臣进谏让文公再缓三天。文公坚持要撤兵，只因与大夫约好了十天之限，若不离开，就会失掉作为君主的信用，于是撤兵离开。孔子听闻记了下来，说："攻原得卫者，信也。"正是晋文公这种忠信于民的态度，对政令实施的可信度，才使得原、卫两国最终归属于晋。此外，为官者的忠信品德也是政治忠信于民的关键。在君臣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以"忠"首先是君要以"礼"相待。可见，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臣并不是无条件地"忠"于君，而是要在符合道义标准的条件下去侍奉君主。在臣民关系上，孔子主张"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这实际上是要求为官者从自身做起，在位时勤勤恳恳，执行政令忠心耿耿，才能使人民忠诚。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政者只有勤政为民，为百姓做事，臣民关系才会和谐发展，百姓才会辛勤劳作而无怨言。在选拔为官者上，孔子主张以"直"为标准，提拔正直之人，搁置邪曲者之人，正直者秉持公道，尽忠职守，百姓就会服从。
孔子也曾感叹："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无论国家政治清明还是黑暗，史鱼都能做到像箭一样直，国家就是需要像史鱼这样正直的为官者。可见，在孔子的为政之德中，政令的实施和为官者的品德也是政治忠信于民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