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试选取不够广泛，没有包含农学、艺术等专业。后继的研究应该扩大被试选取的范围，增加被试的数量。通过访谈及和其他人交流，都认为婚姻及有无子女对孝道态度有很大影响，但是在本研究的定量部分，结果却是不显着的，这可能就和被试的选取有关，选取的被试中已婚和有子女的太少，以后应继续这方面的研究，提高被试选取的丰富性。以后也应继续更多更深的个案研究。
（2）使用的是国外的量表，虽然参考了大量的中文文献，并对其进行了修订，但对于“孝”这样一个传统概念，文化差异性不可避免的存在，以后应该尝试编制基于中国人的量表。
（3）研究方法有待熟练和提高。此外，可能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对孝的研究缺少实验的方法，以后应该在此方面努力，不断丰富研究成果。
（4）在调查研究中，不是父母自己回答，带有大学生自己的理解，而大学生不一定真正理解父母。所以，我们能得到的只是大学生认为的与父母观点之间的差异，这可能会影响到亲子关系。而对父母的观点可能得不到较为准确的信息。在访谈研究中，由于对孝的看法存在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所以访谈对象的回答大众化了一些，在反映个性差异上欠缺了一点。
（5）在访谈研究中，我具有双重身份，首先我对孝道本来就具有很多想法，生活经历也使我对这一问题比较敏感，同时也是一名被试，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局内人；其次，我是一个研究者，在这个意义上我又是一个局外人，自己事先对研究结果报有一定的假设和期望。这种双重身份再加上对这种访谈方法的首次使用，加大了访谈研究的难度。
（6）整个研究工作量是很大的。难免会有一种打扰别人的感觉，因为占用了他们的时间而觉得内疚，为了尽量减少自己的内疚感，可能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效度。
7、预期的结果。
（1）本研究主要是从态度方面研究孝道。其实，对孝道态度而言，孝道认知结构的发展阶段或程度可能具有干预变量的作用，是以后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杨国枢曾经预测：在孝道认知结构发展的较低阶段或程度，孝道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较弱；在孝道认知结构发展的较高阶段或程度，孝道态度与行为的关系较强。
所以，以后应注重孝道认知结构方面的探讨，比如研究社会变迁对孝道认知结构的特征、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影响以及孝道认知结构的特征、形态、发展阶段三者对孝道行为的影响。总之，要把对孝道外显层面的研究（态度与行为的研究）和内隐层面的研究（认知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
（2）对于孝道态度的变迁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主要运用的是传统孝道态度量表，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探讨了传统孝道内涵范围内的变迁，而对所形成的新孝道却欠研究，虽然在访谈部分对新孝道的内涵有所揭示，但可能仍然不成系统，而且这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所以以后应继续系统研究新孝道，并编制新的孝道量表。而且以后也应研究孝道态度、行为与其他社会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比如消费态度与行为、教育态度与行为、婚姻态度与行为、人际关系与行为等。
总之，孝道是中国社会文化中很独特的一种心理行为现象，而且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这样一种具有高度重要性的特有现象的系统研究是对心理学已有研究的拓展，研究所获得的理论与知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人自身的理解，有助于建立以中国人为对象的本土心理学或文化心理学，有助于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
8、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2015.05-2015.06 孝道国内外现状调查研究
2015.06-2015.07 选区问卷调查
2016.02-2016.06 提交论文初稿
2016.07-2016.08 确定论文终稿
2016.08-2016.09 论文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