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内，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存在高低差异，社会成员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正常情况下，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在社会阶层间垂直流动。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主导社会阶层间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其中，通过接受教育获得技能与身份一直被视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但是近几年，社会上关于“读书无用”的观点再次兴起，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低阶层民众中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一、对新“读书无用论”的解读
1.前两次“读书无用论”产生的背景
之所以在“读书无用论”前面冠以“新”字，是因为在此之前，社会上也曾经出现过对读书价值的质疑。第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当时扭曲的社会氛围中，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甚至有人喊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读书无用论”由此盛行。但究其根源，这次的“读书无用论”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引发的。随着“文革”的结束，这种观点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第二次“知识无用论”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样的政策下，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一些人经过短短几年的奋斗就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其中一部分人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捧不上令人羡慕的“铁饭碗”而放手一搏，成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弄潮儿”.于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上尤其是城市中泛起了第二次“读书无用论”.这种“脑体倒挂”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体力劳动者先于脑力劳动者进入市场经济，先获得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化，脑力劳动者所从事的行业也逐渐融入市场经济，“读书无用论”自然也就失去了簇拥者。
2.解析新“读书无用论”的实质
近几年社会上“读书无用论”又渐有兴起之势，因此被称为新“读书无用论”,它对当下社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初高中生辍学率上升、高考弃考人数增多。探究新“读书无用论”产生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大学扩招之后，大学生数量骤增，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空前巨大，出现了“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这种供需失衡导致一些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困境。另外，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相对高昂的大学学费使他们负债上学，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薪水过低则面临还债无望的窘境，这导致许多家庭“因教致贫”、“因教返贫”.在这种背景下，“读书无用论”似有抬头之势，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新“读书无用论”具有明显的区域和阶层差别。从地域范围上看，农村地区比城市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从社会阶层上看，这一观点在低阶层人群中反响更强烈。我们在分析新“读书无用论”兴起的原因时，必须立足于特定的人群、阶层进行客观思考。反观这三次“读书无用论”,如果说第一次是政治导向下的畸形产物，第二次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阵痛，那么新“读书无用论”反映了某些人的学校教育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或者学校教育的某些功能不能满足某些人的某些需要[1].实质上是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失衡的体现，是处于社会低阶层的人群被边缘化而发出的呐喊。
二、现代社会中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凸显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后，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教育作为一种获致性因素，已经取代身份、血统等先赋性因素，成为决定社会成员地位流动和阶级层次的重要因素。因此，教育具有社会分层的重要功能。所谓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2],教育为各个阶层提供了流动与公平竞争的阶梯。尤其是随着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提高和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对个体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受教育者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获得了一种教育身份，这种教育身份以获得“文凭”作为直接体现，还伴随着受教育者个人素养、学识的提升。通过教育制度的筛选，不同的人被分流到不同的社会职位，从而实现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尤其对于处于弱势阶层的社会成员，教育为他们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他们热切期盼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社会地位，进而改变生活方式和质量。总之，在现代社会，教育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但是为何会在社会低阶层群体中再次出现了“读书无用”的观点，究其原因，这一论调的再次兴起，实际上是社会低阶层及农村地区民众对高教育成本与低回报之间落差的集中反映。伴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迅速增加，人们对于教育不公平现象的感受和批评却越来越强烈。教育机会总量的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明显地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3].也就意味着，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并没有推动教育公平，而是走向了失衡的境遇。
三、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失衡的原因探究
促进社会阶层间的合理流动是教育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通过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实现阶层间的向上流动，这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寒门弟子的现实诉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越来越多的学生尤其是寒门子弟通过接受教育走进高等学府。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重点大学招收的农村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来自较高收入群体的学生在重点高校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农民子女与党政干部子女进入重点学校的可能性之比达到 1∶31.7[4].生源地为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大学，这使得他们所获得的文凭资格相对较低，而较大程度上导致其在毕业后的收入和社会阶层上仍处于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教育在促进社会分层和流动方面的作用正在失衡，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阻碍社会阶层间流动的一道门槛。因此，有必要对当前我国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失衡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
1.教育起点上：文化资本的缺失
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流动的关系，布迪厄认为教育倾向于再生产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教育成为维系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学校成为生产不平等的场所。社会流动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先赋性原则，二是后致性原则。即使是在现代社会里，先赋性原则在个人的社会流动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体现在家庭背景的先赋性给予人的受教育的基础，但总体来说还是后致性原则的强度更大，教育身份是个人职业地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假设在享有相同的后天教育资源的情况下，先天拥有优质的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他们具有良好的素养，文化资本的优势则被凸显。由此我们可以说，绝对的教育公平对弱势群体来说，其实是一种不公平。所以，教育应理性地倾向弱势群体，发挥其补偿功能。另外，中国的大学文化代表的是一种城镇文化，它对于逻辑、语言风格以及对全面知识的强调把生活在丰富文化刺激环境中的孩子筛选出来，使他们能够顺利进入“名牌”学校，保持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高地位；而对于那些缺乏文化资本的下层阶级子女而言，他们或进入不了那么有名的学校，或与大学绝缘[5].
2.教育过程中：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以农村与城市作对比，众所周知，我国城乡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不均衡。与城市学生相比，一方面，农村学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普遍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农村学校在师资水平、教育设备、教育质量等方面也大多与城市学校存在较大差距。一部分农村学生认为自己升学无望，早早地失去了学习兴趣，导致厌学、辍学。因此，农村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导致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差距被越拉越大。教育部虽加大了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乱收费现象的治理力度，并致力于加快薄弱学校建设，但由于现阶段优质的教育资源有限，许多重点小学、中学仍在收取高额的赞助费或择校费，这笔费用往往使普通工薪家庭无力负担，许多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学生因此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造成教育上的不平等。另外，鳞次栉比的课外补习班的存在，也在考量着学生家长的经济资本能力。先天的文化资本不足，加上后天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产生了教育界的“马太效应”.
3.选拔制度上：“平等”表面下的“不平等”
在我国，虽对高考的诟病已久，但选拔人才总需要一定的标准。在现阶段，高考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选拔制度。但在实行过程中，确实存在对不同社会阶层学生的不公平问题。首先，不同地区在录取分数和名额上存在较大差距。研究表明，在重点学校录取分数上，属地学生比异地学生低 100多分，在同一所高校内，农村学生的平均分要比城镇学生高出 20 分左右[6].众所周知，我国的高校主要分布于城市，发达城市的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的比例更高。因此，城乡“二元”教育体制、户籍制度使得教育的选拔功能在社会分层中再次偏向了城市人群。其次，考试内容越来越注重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这虽然符合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但忽视差别的统一标准却在拉大不同阶层间的差距。以城市所谓的“主流文化”作为考量人才、选拔人才的标准，统一考试表面的公平，实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另外，自主招生的选拔制度对低社会阶层的学生来说也存在着不公平。自主招生作为选拔优秀人才的探索行为，有其可取之处，但获得自主招生的往往是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为了培养孩子的“特殊才能”,许多家长把他们送进奥数辅导班、艺术特长班等等。而对于处于低阶层的社会成员来说，高额的辅导班和特长班的学费让许多家庭望尘莫及。因此，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大学的农村考生人数远远低于城市考生。
4.教育结果上：教育身份赋予功能的弱化
教育之所以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推动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具有身份赋予的功能。我们既要摒弃对完全迷信教育身份的“唯学历主义”,又必须认识到与世袭制相比，当人们通过教育身份而获得不同的社会地位，是现代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
索罗金在《社会流动》一书中提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教育是改变命运、实现向上层流动的重要通道。
在中国，许多弱势群体尤其是广大农村学生渴望通过受教育的身份赋予，实现从农业人口到城市人口的转变，这也使他们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正常情况下，在获得教育身份后，他们在求职面试中拥有了平等的资格。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低社会阶层成员在被赋予了同样的教育身份后，仍处于劣势。首先，户籍仍然成为最大的障碍。高考虽使学生从农村进入城市，但许多用人单位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用人单位在聘任人员时，仍然要求具有城市户口或本地户口，许多农村、非本地学生被拒之门外。同时，一些毕业生在应聘中比拼的不是学历和能力，而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使本身就处于社会低层次的成员显然在这场竞赛中被越落越远。另外，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与生活实际的结合不紧密，农村地区的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毕业生回到家乡后，所学知识并不能使他们成为建设新农村的骨干力量，也不能成为邻里乡亲眼中的“文化人”,反而是这些家庭在供孩子念书的数年中，因为比他人付出更多的教育投资而变得更加贫穷，落入“因教致贫”的怪圈，这些都影响着低社会阶层对教育投入的热情和动力。
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失衡的现实，不能以偏概全，由此得出读书无用论，但是这一观点的流行也必须引起反思和重视。我们要在教育制度的公平、公正上下功夫，缩小教育的阶层差距，补偿低社会阶层学生的文化资本，解决流动人员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消除择校、招生、就业中的不合理、不公平现象等等，保障教育在实现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发挥正向功能。
参考文献
[1] 张旸。学校教育价值危机的凸显及超越---基于对“读书无用论”的反思[J].中国教育学刊，2013（3）。
[2]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 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6）。
[4] 张玉林。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J].中国改革，2004（11）。
[5] 黄海刚。布迪厄文化权力理论下的高等教育公平[J].比较教育研究，2008（4）。
[6] 余小波。 当前我国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探析---对某高校2000 级学生的实证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