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胡锦涛指出:“要注重解决农村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农村社会事业建设明显滞后的问题”[30].2005年,国家提出“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计划”[27].随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均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31].这些政策措施,为我国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32].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判定指标,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32].这为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明了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向。目前,中国新农村文化建设尚存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条件普遍较差,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进度,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二是相关建设机制与体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三是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贫乏的地区,普遍存在着形式单一,建设内容层次较低等现象。[33]这说明,我们还需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多下点真功夫。
(二)现代乡村社会发展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现代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历史既复杂多变,也丰富多彩。然而,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变化,对现代时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营养。
1.人民公社制推动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式的乡村教育。
1958年中国乡村社会开始实施人民公社制。由于战争给中国乡村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害,以致建国后,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尽快恢复国民生产,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另一方也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尽快踏上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恨不得立马实现共产主义。于是,属于集体所有形式的人民公社制很快被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劳动人民所接受。实行人民公社制后,大家一起劳动,一起享福。此时,乡村社会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集体劳动上,人民关注的重心则是如何在集体劳动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的教育活动自然也赋予了集体生产劳动的意义,以至不仅乡村教育要为集体生产劳动服务,而且乡村教育也需要紧密融入到集体生产劳动中去。比如1958年,国务院发布指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34].
2.文化大革命导致乡村教育的断层。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乡村教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一度处于动乱之中,教育被迫中断,科学家被从实验室赶到农村去劳动”[35].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有涉及到教育振兴方面的论述(如:1968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文称:“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36]),但由于当时社会的一度失控,实际上已经造成中国乡村教育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状态,几乎落到一种断层的地步。
3.乡村文化的滞后要求全面实施乡村素质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一些开放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在乡村社会里,一方面由于诸多乡村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另一方面很多新生一代知识青年不愿意深入农村,以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较日益发展的城市文化而言,乡村文化相对滞后得多。[37]
这便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系列文件以确保乡村社会的文化与教育快速发展。比如,1998年文化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和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细化了对乡村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
4.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乡村多样化创新人才的培养。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不仅实现了在政治上对外多边交流,更是在思想上实现了对外开放。这使得中国无论是党政领导,还是人民大众,在认识上已经对外来科学文化知识有了客观合理的批判性接受;在发展形式上实现了国际化发展。显然,这种国际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者提出了多元多样化的发展要求。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再封闭自守,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从而实现中国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的真正创新[38].正如,江泽民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39].
5.新世纪的“农村服务计划”为中国乡村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
为了大力发展乡村教育,自2005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让“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计划”、“特岗教师计划”和“免费师范生计划”等相关政策,鼓励大学生深入农村从事文化与教育活动,从而为乡村教育增添了大量的新生力量。此外,国家还通过实施国培计划、省培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名师工作室等,为乡村教育造就大批优秀的教师队伍。
参考文献:
[1]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
[2] 国风。中国农村的变迁[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1-5.
[3] 梅汝莉,谭佛佑,施克灿。中国教育通史·先秦卷(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0.
[4] 苏连营。中国通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
[5]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
[6] 朱宇。中国乡域治理结构:回顾与前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54.
[7] 唐鸣,赵鲲鹏,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J].江汉论坛,2011(3):68-72.
[8] 朱新山。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与组织重构[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9]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53.
[10]杨卫安,邬志辉。中国古代乡村初等教育供给制度解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40-147.
[11]贾学政。近代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J].理论月刊,2005(3):70-72.
[12]翁有为,徐有威。“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势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史学月刊,2004(11):111-115.
[13]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46-175;244-256.
[14]王文濡。续古文观止[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65.
[15]丁刚。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16]朱有王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7]李金铮。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王先明。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J].史学月刊,2004(12):5-7.
[19]李琴,张伟。官意与民意之间:1930年代广西的村街民大会[J].史学月刊,2006(8):73-80.
[20]郝锦花,王先明。从新学教育看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J].社会科学战线,2006(2):128-133.
[21]李成军。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3):66-69.
[22]刘宏伟。中国乡村基层自治变迁的历史轨迹及启示[J].东南学术,2012(2):188-194.
[2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华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766.
[24]若拙。“人民公社”沉浮录[J].晚晴,2015(6):46.
[25]刘娅。解体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乡村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4.
[26]唐晓腾。从经济发展史看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5):35-41.
[27]雷家军。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文化中坚力量变迁问题论纲[J].文化学刊,2015(2):58-68.
[28]梁召辉。论我国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3-4.
[29]文化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EB/OL].(1998-11-26)。法律图书馆.
[30]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月8日)[G]//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23-124.
[31]雷家军,刘晓佳,宋立华。关于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58-64
[32]徐玉红,李爱英。农业政策法律法规[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3-6.
[33]包圣高。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现状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5(5):19.
[34]陆定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N].人民日报,1958-09-20.
[35]汤·巴来伯格,尹华奇。袁隆平和杂交水稻[J].杂交水稻,1990(3):46-48.
[36]彭秀良,季秀丽。“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不同声音[J].百年潮,2012(11):41-44.
[37]李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战略选择[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98-105.
[38]李森,崔友兴。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困境与突破[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82-89.
[39]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6月15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J].决策咨询通讯,19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