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时期，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城市化发展已成趋势。与此同时，西方教育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引入，大大刺激了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在一些积极人士的推动下，新式教育在中国开始兴起。基于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时期的乡村教育自然也出现了诸多变化。
1.近代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外来商品引入和一些中国土货的出口，商业贸易加速发展，以致中国传统社会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由于近代经济的逐渐集中，逐渐形成更多更大的近代化城市，自此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也逐渐拉大。乡村社会里的诸多知识分子纷纷流向城市，导致乡村的文化结构的逐渐崩溃。更重要的是在帝国列强的控制下，各类新式学堂纷纷兴起。当然，这些新式学堂更多的是在城市，乡村社会里排外思想严重，为了抵制洋式教育，各种私塾学校在乡村快速兴起。因此，可以说，与城市相比，近代的乡村社会接受新式教育的途径和能力都要滞后些，近代的乡村教育中私塾学校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近代乡村文化的崩溃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近代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从乡村到城市，再到乡村”的传统文化模式，即古代时期的文化大多产生于乡村，流向城市，再回归乡村。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农村士绅为主导的领导精英向城市流动或日趋没落，乡村土豪劣绅势力日益增长，从而形成乡村文化及政治危机。[21]
自然，这种日益衰减的乡村文化对乡村教育造成了极大影响。一方面乡村文化的衰减意味着乡村知识分子的流失，这就直接影响了乡村教育的水平；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的崩溃，进一步加剧乡村人民对洋式学堂的抵制心理，这也是近代私塾学校广泛兴起的主要原因。
3.近代乡村治理方式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中国乡村的治理形式历来都是“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22].即是说，县下一级的即使是正规学校也缺乏清政府的直接管理。因此，乡村教育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宗族群体肩上。当然，乡村社会少设新式学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乡村社会主要依赖中介力量参与管理，比如近代早期所设有的公局负责处理乡村事务；近代后期，设有“村街民大会”具体负责代理国家管理乡村事务；二是宗族式乡村社会发展，决定了乡村人民对外来洋式教育思想的抵制，从而加大了乡村宗族群体的凝聚力，以及他们对传统儒学思想的坚守，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私塾学校。
4.近代的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城乡学堂不均衡布局。
随着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城市化集中发展成为近代时期的一大显着特色。然而，这种城市化的集中发展，造成了城乡学堂的布局严重不均衡，即城市较多，而乡村社会很少。比如，1930年，上海、北平、青岛、威海、南京这5座大城市分别每一千平方公里设有小学幼稚园295.5所、124.2所、95.6所、95.0所、86.1所[20].而在1931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 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如此不均衡的布局，最终导致了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支配，换句话说，“教育成了城市的新专业”.
5.新式教育的实施造就了一大批乡村教育家。
近代时期，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助长了新式教育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同时由于近代时期的新式学堂大多集中在县以上的中心城市，从而导致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突显了乡村教育的问题所在，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如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热心关注中国乡村教育的教育家，长期思考着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问题。
三、中国现代乡村社会中的教育发展。
（一）中国现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史。
1.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乡村社会。
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比较复杂，实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也经历了人民公社制的乡村管理过程，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其具体变化可概括如下：
（1）乡村权力机构的变化。建国初期，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我国初步建起农业合作社式的乡村管理模式。如，1953年，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两个文件，要求在全国实行农村互助合作式管理[23].这在农业公有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24].至此，实现了除农业合作之外的其他如工业等方面的合作。1982年，人民公社制度被取消[24],“乡”被重新确立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
（2）乡村经济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由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本身暗藏惰性的管理政策，严重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政权组织权力极度膨胀，而经济组织功能逐渐萎缩，最终导致乡村公共领域缺失[25].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公有制度不仅没有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反而制约了乡村经济的活力[26].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更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3）乡村文化制度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非常注重乡村文化建设。一些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经受过新思想改造过的“旧”知识分子以及通过教育培训机构培养出来的新生知识分子，在乡村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1957年后，为了加强乡村建设，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为乡村社会增添了许多“特殊”的知识分子。一是被打为右派的“右派分子”被派到乡村去支持农村的建设活动，同时接受社会改造；二是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持乡村的建设，同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1962年至1966年有129万城镇知识分子被派到乡村去，而1967年至1976年则有1 64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三是积极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锻炼，同时还探索“赤脚医生”和“五七大学”学生以补充乡村文化人才的不足[27].
2.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社会。
实践表明，自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为中国列入世界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时乡村社会的具体变化如下：
（1）乡村治理制度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进入及时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对内变革了乡村社会的管理制度；对外兴起了开放政策。此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由村民和自治组织负责管理本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事务[22].这样，土地承包给各个村民家庭，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大幅度提升。然而，为了应对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人民公社而导致的乡村社会在自在状态下可能存在的管理失范问题，一些地方农民自发组织成立了“村民委员会”.
1982年我国宪法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