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作为视听终端，集沟通、支付、文化、娱乐和传媒等功能于一体，成为继纸质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之后的 “第五媒体”.较之其他媒体，手机功能强大，便于携带，因此迅速拥有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社会地位的用户，其中包括庞大的大学生用户群。
已有相关研究显示，在抽样的大学生中，“68. 40%的大学生使用智能触屏类手机，近 80% 的大学生表示自己一半多的信息是通过手机媒体获取的”.
可见，手机媒体正影响和改变着当下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若上述影响还是潜移默化的话，那么手机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 以下简称高校思政课） 教学的干扰则是显而易见的。
一、手机媒体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干扰
近些年，在高校思政课堂上学生使用手机媒体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多数学生并不否认自己曾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媒体。然而，除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利用手机拍摄教学课件、板书以及查阅与课程有关知识外，更多的学生利用手机媒体进行与课堂内容全然无关的活动。手机媒体对高校思政课的干扰已愈加明显。
（ 一） 削弱教师授课的积极性
课堂是一个由教师和学生共同营造的 “互动场域”.当听课的学生表现出专注和理解，会让教师觉得讲课其实是一种愉快的思想对话和相互启发。
但是，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难以受到学生重视，手机媒体的出现对原本就不尽如人意的课堂，无疑是雪上加霜。不难想象，当满腔热情的教师望着尽收眼底的忙于玩弄手机的 “低头族”、面临无人喝彩的悲凉时，教师授课的激情和积极性难免大打折扣。
（ 二） 弱化学生学习的能动性
搜索引擎和自媒体的出现使信息交流变得更加通达，便携的手机满足了人们随时随地交流和获取信息的需求。但过于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可能造成许多大学生对 “现成答案”的心理依赖。当教师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时，不少学生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沉思或讨论，而是用手机搜索相关答案，并且将未经加工过的搜索结果作为自己的结论直接提交给教师，这显然有悖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思政课教师提出问题的目的是引导和启发学生思考，“把本阶段、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变成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使人们实现从 ‘现有’向‘应有’的转变”.手机媒体的出现，使部分大学生陷入思考的惰性，弱化了学习的能动性。
（ 三） 破坏课堂纪律的严肃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良好的课堂纪律是保证课堂教学效果的必要前提。手机作为当前较为普及的通讯和社交工具，学生随身携带进课堂本可以理解。但是，手机影响课堂秩序的情况时有发生，如课堂上常有手机铃声响起； 一些学生通过手机媒体看小说、玩游戏。这些明显与思想政治教育倡导的守纪、诚信等原则背道而驰的情况，却在高校思政课教学课堂上屡有发生。
（ 四） 降低教学效果的有效性
手机媒体无论对教师、学生，还是课堂纪律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这些最终影响的一定是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若思政课教学效果难以保证，将会使更多的大学生对思政课不感兴趣，形成恶性循环。此外，大学生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有很强的可塑性，参与未经引导的手机媒体的舆论，极易导致情感异化、自我迷失。长此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将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有得于心”和 “外化于行”便无从谈起。让人更为担忧的是，在手机媒体带来的良莠不齐的信息面前，部分大学生不自觉地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侵蚀，以至于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甚至以丑为美，严重地消解了思政课教学的效果。
二、应对手机媒体干扰的策略评析
手机媒体进入包括思政课在内的高校课堂，从起初的零星个别，到现如今的较为普遍，其带来的干扰和压力，许多思政课教师深有感触。面对这些影响，人们的反应各有差异，应对策略不尽相同。
（ 一） “无为而治”
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以 “无为而治”应对学生课堂上使用手机媒体的教师不在少数。究其原因，有出于自我反思的，认为手机媒体对思政课的干扰是对 “教师单向度灌输”的传统思政课模式的倒逼，需要思政课教师探索新方法、新模式，以此与手机 “争抢”学生的注意力。更多的教师则是出于无奈，认为学生上课使用手机已成为大学课堂的 “新常态”,不仅思政课有之，其他课堂亦有之，若上课花太多心思管理手机媒体，很可能会顾此失彼，耽误正常教学进度。
尽管上述选择 “无为”的初衷不同，但在各自主张的解决对策中，均没有涉及主动约束和引导学生课堂行为的措施。相较而言，前者并非彻底的“无为”,其积极寻求改变的态度应该得到认可。但课堂 “低头族”的现象显然并非只因思政课教师的授课方式或课程内容缺乏吸引力。因此，只强调教师在教学环节上的 “独善其身”,对改变整个现状而言，仍力不从心。而后者对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的行为不闻不问的 “无为”等同于 “不作为”,实质是对学生的放任和纵容，非但不能达到 “治”的目的，反而使更多学生在思政课堂上频繁地使用手机媒体。综上可见，欲解决手机媒体对思政课堂的干扰，“无为”的方法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应尽量避免。
（ 二） “禁”与 “堵”
与 “无为而治”相反，近年来随着手机媒体对包括思政课在内的大学课堂的干扰愈演愈烈，大有消解课堂教学效果的趋势，不少高校相继试行一些约束措施，设法禁止学生在课堂内使用手机，以保证课堂的教学进度和效果。如，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曾出台 《关于上课期间手机管理的规定》，学生若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手机将被没收一个月。
又如，扬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通过技术干预，实行 “限时断网”,即在上课时段屏蔽教室的网络信号，强制学生离开网络，把注意力集中在授课内容上。人们关注最多的是打造 “无手机课堂”.顾名思义，“无手机课堂”就是不允许学生携带手机进入课堂，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通常的做法是设置 “手机收纳袋”,要求学生在上课之前把手机上交，实现 “人机分离”,课后再归还手机。这种做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所实施。
尽管上述这些措施在形式上各有差异，但都是力求在 “堵”和 “禁”上下功夫，以破解手机媒体给教学带来的困境。事实上，这些措施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可以帮助学生养成不再依赖手机的习惯，增强学生的自制力，提高学习效率等。然而，“禁”与 “堵”的措施在实施和推广过程中也受到许多非议。如，有的人质疑学校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的有关规定是一种不文明的侵权行为； 有的人认为手机媒体是一种很好的教学辅助工具，不应该对其进行 “堵”和 “禁”,反而要加以利用； 有的人甚至认为在思政课堂上 “堵”和 “禁”手机媒体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行为，而最应该检讨的是思政课教学本身，如反思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式以及教师的教学艺术等。客观地说，这些议论不无道理，仅仅依靠 “堵”和 “禁”的强制性措施应对手机媒体对思政课堂的干扰，的确值得反思。
（ 三） “疏”与 “导”
与认同 “堵”和 “禁”的强硬措施的观点相反，有些人认为手机媒体宜 “疏”不宜 “堵”.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对学生实行监控，容易引起学生反感，以致这些措施难以实施，而为此付出的管理成本也将变大。因此，有些人提出要善于运用柔性管理措施引导学生理性地使用手机，使之有利于学习。如，一些高校采取滚动信息和教室贴标语的方式不断提醒学生要 “专注课堂，勿玩手机”.还有人主张，用创新疏导的思维看问题，把 “手机当做一种教育资源去开发，或是当做一种教学工具去运用，这样，手机在课堂上就能变干扰为增效，成为创新课堂的组成部分”.
“以疏代禁”的措施更加切合高校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但现有的疏导措施，在应对手机媒体对大学课堂的诸多干扰时仍显乏力。自制力较差的学生需要教师经常提醒，还有学生对这种提醒置若罔闻。这些现象在大班授课的高校思政课堂更为多见。久而久之，疏导性的标语和倡议就会流于形式，思政课堂的教学秩序仍然难有起色。再者，许多人虽然看到手机媒体与课堂教学协同创新的可能性，但是在如何协同、如何创新等问题上还处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真正从技术和方法层面的探讨少之又少。如此，“疏”与 “导”的应对策略显得过于空洞，很难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