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结 果
2. 1 进藏新兵心理弹性状况及分组
539 名进藏新兵的心理弹性总分为 （ 61. 87 ±12. 96） ,与谬毅[3]报道的野战部队新兵心理弹性总分（ 61. 60 ±14. 36） 无统计学差异（ P >0. 05） .心理弹性各因子得分分别为坚韧性（ 31. 15 ± 7. 36） ,力量（ 22. 80 ±4. 81） ,乐观性（ 7. 91 ±2. 53） .
2. 2 进藏新兵心理弹性水平与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EPQ、SCL - 90 总分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根据心理弹性总分，将被试按照 27% 的划界原则分为低水平心理弹性组（ n =146） 、中等水平心理弹性组（ n = 247） 和高水平心理弹性组（ n = 146） .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除消极应对因子 3 组之间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P <0. 05） 之外，其余坚韧性、力量、乐观性、应激总标分、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E 维度、N 维度、SCL - 90 总分均存在显着差异（ P =0. 000） ,见表 1.进一步两两分析发现，低水平心理弹性组与中等水平心理弹性组在坚韧性、力量、乐观性、社会支持、积极应对、E 维度、N 维度、SCL - 90 总分上差异显着（ P < 0. 01） ,在应激总标分（ P =0. 017） 和生活事件（ P =0. 036） 上存在统计学差异； 低水平心理弹性组与高水平心理弹性组在坚韧性、力量、乐观性、应激总标分、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E 维度、N 维度、SCL -90 总分上差异显着（ P = 0. 000） ,在消极应对（ P = 0. 025） 上存在统计学差异； 中等水平心理弹性组与高水平心理弹性组在坚韧性、力量、乐观性、社会支持、积极应对、E 维度上差异显着（ P =0. 025） ,在生活事件（ P= 0. 049） 上存在统计学差异。
2. 3 进藏新兵心理弹性水平与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EPQ、SCL -90 总分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心理弹性总分及各因子与积极应对、E 维度、社会支持呈正相关（ P < 0. 01） ,与应激总标分、生活事件、N 维度、SCL - 90 总分呈负相关（ P <0. 01） ; 力量因子和心理弹性总分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 P < 0. 01） ,坚韧性因子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但相关系数较低（ P <0. 05） ,见表 2.
2. 4 进藏新兵心理弹性水平与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EPQ、SCL -90 总分的回归分析将应激总标分、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EPQ - E 维度、EPQ - N 维度、SCL - 90 总分作为自变量对心理弹性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积极应对X1、E 维度 X2、社会支持 X3、消极应对 X4、生活事件X55 个因子进入回归方程，预测变量多元相关系数为 0. 620,共解释变异量为 38. 44%,回归方程为： Y= 23. 104 + 0. 949X1+ 0. 899X2+ 0. 154X3- 0. 225X4- 0. 505X5,,方程有效（ F = 66. 488,P = 0. 000） ,见表 3.
3 讨 论
在国外，CD - RISC 量表已经被广泛用于心理弹性的研究，国内已有研究报道将 CD - RISC 量表用于军人中，发现其信效度较好[7].国内已有对于高原军人、野战部队新兵以及海军新兵的心理弹性研究报道，但未见关于高原新兵这一特殊群体心理弹性水平的相关研究。本研究结果表明，高原新兵心理弹性总体水平较好，与野战部队新兵心理弹性总分无统计学差异。
研究显示，高原新兵心理弹性总分与积极应对、外向性、社会支持呈高度正相关，与应激总标分、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情绪稳定性、SCL - 90 总分呈高度负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积极应对、外向性、社会支持、消极应对及生活事件能对心理弹性预测 38. 44%,说明积极应对、外向性、社会支持、消极应对及生活事件是高原新兵心理弹性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与王燕秋等[13]
关于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研究结果相似。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水平心理弹性组在消极应对上的组间差异没有其他因子的组间差异显着。两两分析结果表明，①有更多社会支持的高原新兵个体心理弹性水平越高； ②高原新兵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性格更加外向并且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可能性越大； ③情绪不稳定性和心理健康水平低对高原新兵的心理弹性水平过低有重要影响； ④只有当心理弹性水平差距较大时高原新兵采取消极应对才有较明显差异。以上结果的第三点可以解释为： ①不同个体均会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然而个体对于不稳定情绪的控制能力不同，只有当情绪不稳定性达到一定水平时，心理弹性才会受到较大影响，在面对较大压力事件时保持良好适应性的可能性更小； ②心理健康包括多方面的多个因子，可能部分因子如躯体化和强迫，考察的是被试的主观躯体不适感和临床强迫症状群，与心理弹性这一能力相关性并不高，从而影响到心理健康水平与心理弹性水平的相关性。而不同心理弹性水平个体在消极应对方面的差异并不显着，却在积极应对方式上有显着差异这一现象，我们所能给出的合理解释为： 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之间存在相对性，积极应对的方式指向更明确，而消极应对的部分方式由于也能使个体进行自我保护，因而给予被试的消极暗示指向性并不足够强。这也可能与任务的难度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有研究表明，新兵心理弹性是决定其新训期间心理健康、应激水平、情绪状态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3].李志凯在[14]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我们的研究也有证实，心理弹性水平高的个体，在积极应对、社会支持方面显着高于水平较低者。提示一方面可将心理弹性水平的高低作为新兵选拔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另一方面对高原新兵中心理弹性水平较低者，可通过增加社会支持、鼓励积极应对方式、提高性格外向性和稳定性等方式，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和应激水平，以加快新兵对军营生活的适应。
最后，结合海军新兵、野战部队新兵的心理弹性水平研究发现，3 个新兵群体的心理弹性水平相近且研究结果类似，猜想是否由于新兵均以选拔方式从全国各地应征入伍、环境因素及军种差异性未能及时对新兵的心理状态产生明显影响，而导致这种现象。后续可做进一步研究，探明新兵入伍前后心理状态的差异、出现差异的关键时间以及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而指导相关研究的进行。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所选对象为同一时期、同一部队的高原新兵，调查结果的适用性受到限制，有待进一步收集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也可在高原新兵新训结束后再次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分析心理弹性在新训前后的差异以及与其他因子的相互作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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