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胜、必胜”,锻造胜兵，做好维权维稳军事斗争准备。
东海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大计，若有一战也只能胜不能败，我国必须营造“先胜”实力，要有“战胜”的能力。只有拥有“先胜”实力，确保“战胜”,才能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底气和可能性，才能保证战则必胜。这符合孙子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一方面，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加强战争力量的建设，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另一方面，战争指导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有效控制战争。
孙子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意思是绝不轻启战端，待确保打赢的把握才开始作战，而失败的一方是在战端开始后才争取胜利，为时已晚。这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不打无把握之战”“不打无准备之战”是一个道理。当前，东海形势面临更多的变数，个别国家的挑衅行为随时可能升级。日本国内右倾化加剧发展，可能再次引爆钓鱼岛争端。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与邻国之间的敏感话题，这喻示着日本政府立场和政策的走向变化。
2014年，近150名日本国会议员不顾中韩两国强烈反对和告诫，集体参拜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首相安倍晋三更是多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在日本政坛整体趋向保守化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客比着“谁更右”的姿态出现，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划出了“政治生态红线”---“谁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立场争议，谁就得下台”.右倾背景下的日本极可能采取增兵、上岛、驱逐等极端行为或战争边缘行动，从而导致对抗，引发钓鱼岛紧张局面。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中方不可轻易言战，更不可“先战而后求胜”,只有踏踏实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有打赢的把握才能对日方形成有效威慑，才能有效打击日本野心。中国军事建设和战争准备步伐加快，力度加大，实力增强，对维护东海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以实战化训练为牵引，锻炼部队实战能力、提高威慑效果。201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贯彻实战化军事训练思想，在东海和北部湾等四大海域进行实弹演练，历时达3个月之久，规模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堪称“史无前例”.我国国防部称，演习安排属于年度例行的军事训练计划。实弹演练有效地锻炼和检验了部队作战能力、提高了实战化训练水平，对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威慑敌对势力、维护海上领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几年，随着实战化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和机制化，我国海空力量的实战能力、应对危机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将大大加强，有效管控东海局势的把握将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适应联合作战需要，建立健全组织指挥机构，做好打的准备。2014年7月，为组织实施东海实战演练、应对东海突发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东海联合作战指挥部。随后层级更高的联合指挥机构也相继建立：最高战略层次设立了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同志多次到该中心视察指导。在战区层次设立的联合指挥作战中心也基本成型。从军委高层至作战方向，各级联合指挥中心的成立提高了联合作战的组织实施能力和效率效益，提升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反应速度，有效加强了对周边事态的处置能力，强化了我国高层和作战部队控制局势的能力。
2015年，我国军队继续深入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进一步推动军队改革，作战能力、反应能力、完成多样化任务能力、依法例行维权能力将进一步提高，我方应对东海变局的手段将进一步丰富，维护东海安全利益的依仗将更加可靠，反击敌对行动将更有力度，控制东海局势将更有底气。
四、“因敌、因势”,根据情况变化灵活运用多种手段维权维稳。
当前东海形势复杂多变，敌对势力围绕争议海域和领土频频出招，从抓捕渔民到军舰对峙，从抵近侦察到外交施压，各种侵权行为和强词夺理令人眼花缭乱。东海维权维稳既要使用军事手段，也要动用经济、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这些手段应该是相互联系、彼此渗透、相互配合。重要的是根据局势和对手的实际情况变化，灵活综合地运用[4],正如孙子所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从这一战术指导中衍生出来的策略思想是“敌变我变”“因敌变化”.
针对他国的各种侵权行为以及相应的外交动作，只有保持冷静头脑，多管齐下，灵活采取多种手段，理性应对，才能合理合法地维护东海海洋权益和稳定。
敌变我变是要针对侵权行为及外交动作，采取不同的手段灵活应对。这在东海对美维权斗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2014年8月，一架美国海军P-8A巡逻机在东海上空对我国实施近距离“例行侦察”时，被我国军方发现。为反制美方侦察，维护领空安全，我空军一架苏-27战斗机升空并向美机接近。我方飞机接近后，美方丝毫没有离开的意图。我军飞机遂保持与美方飞机间隔15米距离飞行，然后进行滚转，飞到美方P-8A上部。不久后，美国飞机离开。我空军针对美军飞机常态侦察采取了有效的反制，维护了我国的领空安全。但美方并没有善罢甘休，美国军方发言人指出，中国战斗机的飞行动作对于P-8A这样的巡逻机来说，是一种“威胁动作”.五角大楼及美国安全高官称中方做法“非常危险”,是“令人深感担忧的挑衅”.对于美国的恶人先告状，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予以回击，批评美方指责完全站不住脚，并强调：
“美方对中方大规模、高频度的抵近侦察才是危及中美海空军事安全、导致意外事件发生的根源。”事件发生一周后，中美两军在华盛顿举行工作会议，磋商中美在公海和国际空域的军事行为准则，两国两军都有意通过制定规则，避免意外事件发生。战术动作、外交交涉与和平磋商，都是应对和反制美国侵权行为的方法。这个过程充分说明，东海斗争不断是常态，变化的只是斗争的领域和策略；维护东海权益没有一劳永逸之计，只有敌变我变，因敌变化，灵活应对才能有效维权。从军事到外交，中方的一系列动作体现了中国政府和军队反制对手、管控危机的能力得到显着加强。
敌变我变的前提是知彼知己。不知彼、不知己就难以采取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对美维权斗争是建立在两点基本认识基础上的。一方面，中美两军在东海乃至西太平洋空域侦察与反侦察、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地区政策来看，为体现美国前沿军事存在和掌握中国军情动向，美国不会因为中国的反对和抗议而放弃或停止其飞机在东海空域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和监视，至多是降低侦察频率而已；中国也不会因为美国的“担忧”和“警告”,对抵近中国空域的外国军事飞机视而不见，放任其对中国领土、领海及军事活动的侦察和监视，必将采取反制措施宣誓主权、维护军事利益。因此，中美两军在东海乃至西太平洋海域的这种“对抗而不对峙、见面而不走火”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中美双方都认识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需要两军保持正常交往，促进交流并开展有效合作。
2014年7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上将访问了中国海军总部，来到旅顺海军基地，登上了中国海军最新服役的大同舰和039B型潜艇进行参观。同月，中国海军参加了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2014”演习。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和平方舟医院船与美国、文莱、法国、墨西哥等国海军共13艘舰艇组成特混编队，主要完成了海上封锁行动中十多个项目的联合演习。随着双方共同利益和战略需求的增加，中美之间在广阔外海的交流、合作将逐渐增多。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正确判断，我空军在美军侦察机前面“露露肌肉”却没有使升级冲突，外交交涉有利有节却以协商行为准则告终。“知彼知己”的目的是对东海各方的底线、企图和基本手段有着实事求是掌握，这是采取一切行动的基本依据。人类的生存以及人类的发展，对于资源的渴求是无尽的，这就决定了人类相互之间对于资源的争夺。[5]面对复杂的局面，东海维权维稳任重道远。
《孙子兵法》对我国东海维权的重要指导和借鉴还有很多，还可深入挖掘。比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军争篇》）等，这不是兵家所说的“诡道”,而是战略的策略化体现，比如即使不愿打仗，也要在舆论上、战略部署上展现打赢的决心和能力。这属于威慑性战略策略，通过战略的策略化运用，遏制住敌方的战争企图。同时，孙子和利德尔·哈特共同提到的间接路线，也许需要更长的实践时间，但对于稳定安全形势的同时坚决扞卫国家利益大有可借鉴之处。总之，《孙子兵法》蕴涵的策略思想博大精深，对我国东海维权维稳具有重要启迪。
参考文献：
[1]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M].纽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杨善群。孙子兵法：智慧与谋略[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3]吴如嵩。洗尽甲兵[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
[4]赵峰，姚科。现代制海权[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5]马汉。制海权[M].李剑，王永成，编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