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着《通典》，不但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还开辟了一条新的治国之道。自《通典》成书后，其“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旨趣，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在后人的议论中，《通典·兵典》却成了一个例外。很多人说它着意于用兵之道，却不注重兵制，与全书体例不合或是一种变例、特例①，甚至将其视为《通典》的一大缺陷②。对于杜佑为何要这样安排《兵典》，也是众说纷纭③。这些议论，多着眼于杜佑的史学思想，集中于《兵典》的体裁体例问题。笔者认为，杜佑的军事思想才是《兵典》的核心问题④。本文不揣浅陋，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大刑用甲兵”
兵刑合一是中国古代对于兵的传统认识和定位。五刑之说中，“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⑤。杜佑在《兵典》的开篇就引用了“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⑥的话，看来他是认同这种传统看法的。那么，兵刑在杜佑所追求的“理道”、“政理”中又居于什么位置呢？在《通典·自序》中，杜佑指明了兵刑的位置：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①《理道要诀》是杜佑“更于（《通典》）二百卷中，纂成十卷”,浓缩了《通典》的精华。他在《自序》中说明了全书的结构安排：“第一至第三食货，四选举命官，五礼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边防，九十古今异制议”②。这个顺序，除封建州郡被置于兵刑之前外，其余与《通典》的结构顺序基本相同。可以认为，杜佑在《通典》和《理道要诀》中提出的“政理”秩序，是他对兵刑地位的基本认识。
在杜佑设想的“政理”秩序中，“教化”与“兵刑”被视为两种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这种设想，是传统的“德主刑辅”政治思想的体现与延续。杜佑把“教化”摆在了治国方略的首要位置，“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要以“足衣食”为基础，以“设职官”为保证，以“制礼”、“立乐”为核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刑罚”（包括甲兵）只有在“教化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种安排，说明了“兵刑”对于“教化”的辅助和从属关系，体现了传统的“德主刑辅”原则。也就是说，甲兵在“政理”上必然是低于“教化”的次优选择，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③。这种认识，使杜佑在政策选择上往往采取一种慎重的、防御性、非战的策略取向，比如他对西戎就特别强调“功因德成，不以兵制”④策略。
但是，以礼乐为核心的“教化”在政治实践中往往会沦为一种空想，即便圣贤如孔孟，也不免有“礼崩乐坏”之叹。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盲目地坚持以“教化”为先为主，则不免有空言迂腐之嫌。
事实上，杜佑对于《孝经》、《尚书》等“教化”之具，虽然表面上称颂其为“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但事实上却批评它们“率多记言，罕存法制”,“多陈紊失之弊，或阙拯救之方”⑤，是一种“教化”的空言。所以，杜佑又提出了一个原则，即“理道不录空言”.怎样才算“不录空言”呢？杜佑的做法就是“探讨礼法刑政”,“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⑥。这就把兵刑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于“教化”的辅助与从属关系。由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杜佑所谓“戎事，有国之大者”⑦的深意。
在杜佑看来，兵刑是对“教化”的重要而有效的补充与辅助，尤其是当“教化”沦于“空言”时，“礼法刑政”就成为“理道”之根本。所以，他是从“政理”的高度来研究兵刑的，一切以是否合于“政理”为准，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兵典》中着力于用兵之道了。
二、战略思想：强干弱枝与重里轻外
强干弱枝、重里轻外是杜佑带有整体性的战略思想。所谓强干弱枝、重里轻外，既是处理唐朝廷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策略，也是处理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这种战略思想，是杜佑从汉唐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逐渐形成的。
杜佑曾长期担任淮南节度使之职，还曾遭遇过平定徐州兵变的失败，落得“佑于出师应变非所长”⑧之议，可以说对藩镇的尾大不掉有着切身的体验。他深刻地认识到兵制好坏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他最为欣赏的，是汉代兵制：
缅寻制度可采，唯有汉氏足征：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也。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贰师、楼船、伏波、下濑，咸因事立称，毕事则省。
虽卫、霍之勋高绩重，身奉朝请，兵皆散归。斯诚得其宜也。⑨在他看来，唐初仍不失汉制之遗意，将帅“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实安边之良算，为国家之永图”⑩。
在这种战略思想中，朝廷和京师是战略防卫的中心，应将主要军事力量布置在其周围，地方只能为保卫中心服务，不能控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如遇重大军事行动，则从中命将，毕事则省，以防将领专权。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是维护朝廷的强势和中心地位，巩固统一国家。显然，这是针对唐代藩镇割据的乱局而言的，是杜佑为解决藩镇割据而提供的一个药方。他在《通典·兵序》中指出，之所以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主要原因就是唐初内重外轻、强干弱枝的战略格局遭到了破坏。玄宗好大喜功，边将投其所好，邀功自重，使得“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枝强干弱、外重内轻的结果，就是“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这就是所谓“制失其宜”.显然，要想“制置得其适宜”,就必须参照汉代与唐初兵制，重建干强枝弱、里重外轻的战略格局。唐朝廷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也是杜佑强干弱枝、重里轻外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使唐王朝感到威胁的边疆民族，主要有吐蕃、回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