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调统一，注重管理体制建设。随着战争的发展，许多军事统帅和思想家纷纷强调在调整军队组织编制时，必须加强领导管理机构建设，确保集中统一。普鲁士军事统帅赫尔穆斯·冯·毛奇主张赋予总参谋部拟定战略战役计划和战时指挥军队的权力，作为最高统帅的唯一顾问和助手。奥地利陆军元帅卡尔大公强调，建立总司令部，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军队。富勒主张改组国防机构，建立国防部和联合作战机构，以实施统一领导，消除三军分立现象。俄国沙皇彼得一世认为，要建立强大的军队，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体制，并据此调整统帅机构，以便集中指挥。俄国军事家库图佐夫强调，应依靠司令部指挥军队，在职责上应给予各集团军司令和各军长以广泛的主动权和必要的独立性。俄国军事改革家米柳京主张，扩大总司令的权力，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和指挥，在陆军部下设军区，由军区司令负责本军区范围内部队的动员、训练及后备力量建设等。
（四）顺应发展，适时进行调整变革。随着科技和装备的发展，对军队组织编制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俄国沙皇彼得一世认为，陆军应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步兵可分为火枪兵和掷弹兵，炮兵分为攻城炮兵、要塞炮兵、野战炮兵和团属炮兵，骑兵应建立战略骑兵。法国统帅拿破仑一世强调，要使师和军成为固定编制单位，建立由步兵师和骑兵师合成的军，把炮兵作为独立兵种列入军、师编制，协调发展步兵、骑兵、炮兵，后勤补给采取就地征用同建立仓库体系相结合的体制。奥地利陆军元帅卡尔大公认为，应将分散在各步兵营的炮兵合编为联队，将骑兵编成数个独立军团。德国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也认为，坦克兵不应编配在步兵师里，应组建包括各兵种的独立装甲师，以形成新的战斗兵种。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强调军队组织编制要平战结合，他主张战前就必须组成一支编制合理的军队，平时就要给部队配备各种武器装备和技术器材。处于后进的国家在先进国家军队发展情况的感召下，纷纷采取跟进思路。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使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林则徐正视现实，认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通过引进西式船炮来引领水军组织编制的调整。鉴于清军”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李鸿章认为：”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故建议清廷”及时变易绿营旧制。“①魏源就发愤地去研究西方，以寻求富国强兵之策。他认为，为了”自修自强“,就要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②。清朝末期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曾提出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③作为清军军事变革的基本原则，即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主体，辅之以西方近代军事制度改造清朝军事。
三、现代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军事上总体处于从核威慑下的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渡的时期。随着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军事变革的兴起和深入，逐步形成了成熟的机械化战争时代和具有信息时代特色的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
（一）系统管理。现代许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普遍认为，军队组织编制是随着国家安全环境、军事战略、作战思想和武器装备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改革的，并与整个军队的发展相适应；军队组织编制作为军队建设的一个大系统，它与军队其他系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同时军队组织编制管理自身也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各个子系统互为影响和制约，牵一发而动全身，强调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组织编制管理要与军队建设的其他方面通盘考虑、整体筹划，强化对军队组织编制系统中”薄弱系统“的管理，增强”短板“的高度，以达到全面发展、整体推进的目的。如美国军事改革家拉姆斯菲尔德强调，军事转型不仅包括军队组织形式的转型，还应与武器装备、思维方式、培训方式、演习方式和作战方式的转型通盘考虑，而高度一体化C4ISR系统的构建是实现军事转型成功至关重要的基础。欧文斯认为，为实现并提高联合作战效能，应摈弃陆军、海军和空军的现行体制编制实行联合编组，并在功能上融为一体，从而使这些军种在功能上构成联合作战的能力；常规军事力量一体化的重点是现役部队与后备役部队的一体化，而模块化是实现一体化的保证。为此，必须打破军种、兵种界限，改革军队结构，实现军事力量一体化，为实施网络中心战奠定体制编制基础。
（二）计划管理。一些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强调，在军队组织编制管理上应通过周密组织计划，实行目标管理与计划管理相结合。所有计划都必须同国家军事投资保持一致、同装备发展速度联系起来，使军队组织编制计划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和指导性，而且在人、财、物等方面要有足够的保障。如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强调建立”计划、规划、预算制度“,把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国防预算、部队需求和装备研制有机结合起来，把近、中、远期需求与发展紧密衔接起来。在其计划管理思想的牵引下，形成了独有的计划管理体系。韩国等一些国家军队领导者进行了必要的计划体系的扩充，增加了执行与评估的内容，称为”计划、规划、预算、执行与鉴定制度“.强调这种计划体系必须配套，军队组织编制的发展计划必须与国防发展计划、武装力量建设计划保持协调，与装备发展计划相适应，在执行中要环环相扣，力求同步进行，防止相互脱节；全军性的组织编制发展计划与军兵种组织编制发展计划上下一致，军兵种计划服从于全军计划。军队组织编制的近期计划、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应保持有机的联系，前者为后者铺路，后者为前者导向。
（三）标准管理。许多国家军队领导人认为，标准是制定组织编制的基本依据，强调在军队组织编制管理中，规定各种标准，进行标准管理。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认为，要以重新确定的各军种的职责和任务为标准，改革国防体制和军队的指挥体制。军队组织编制管理的标准，规定着各类部队的性质、基本任务、组成、编成、人员定额、装备配备、作战能力等。每件装备都有各自的编制标准和人员配备标准，不同的兵种，都有其最大编制单位、最小编制单位和基本作战单位。不同类别、不同级别、不同战备等级的部队，都是一定人力、财力和物力的组合体，具有不同的作战效能，编制装备不可能完全相同。标准越明确，越有利于实行标准化管理。如果在军队组织编制管理中执行的标准不明确、不合理，不仅不便于作战指挥，也难以进行联合保障。在强调标准管理的同时，还强调实行程序化管理。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有其特有的程序，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管理，不仅可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便于协调有关方面的步调，适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对整个发展过程实施有效的控制。
（四）科学管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加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这三方面的因素对资本主义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促成了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诞生了。这一思想对现代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强调发挥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以军事理论和国家军事学说，作为军队组织编制管理的指针，提高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手段、方法和程序的科学性程度。强调运用现代科技的各种最新成果，特别是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信息技术、反馈技术和模拟技术等，采取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论证、成立临时性机构进行论证、在作战实验室进行模拟实验、通过实兵演习或实战进行检验等多种形式组织对组织编制的调整改革，以提高组织编制的科学性。如20世纪50年代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军事家马歇尔强调，军队是一个需要不断改革的组织，特别是高层领导机构，应及时进行变革，清除机构中添乱的部门。制定军队组织编制改革计划时，要以适应时代要求为基本目标小心谨慎地科学考虑，目的是赋予军事机构高效运转的能力，使领导者避免被日常冗务淹没，能够有时间进行战略管理；实施时则要大刀阔斧，毫不留情。美国军事改革家拉姆斯菲尔德强调，冷战时期国防部的运作方式，已不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应以企业经营的方式管理国防部，以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指挥与控制效率，发挥国防部的最大效能。
（五）依法管理。现代军队普遍强调对军队组织编制实行依法管理。法规制度是军队管理的依据，也是军队组织编制管理的依据。美国军事理论家杜普伊就认为，条令作为一个思想载体和法定文本，不但有理论上的指导功能，而且有制度上的整合功能，可以为日趋复杂的军事组织提供一个概念性的起点，从而影响和统一其思维和行动方式，使军队组织编制更趋合理。如一些国家的《兵役法》、《军队法》就是军队组织编制管理的基本法规，其他如《军官限额法》、《军官人事管理法》、《士兵人事管理法》、《文职人员管理法》、《预备役军官人事管理法》、《军人工资法》等等均属于附属法的范畴。为了健全法规制度，世界发达国家军队领导人普遍强调，如果组织编制制定涉及组织编制法规的修订，则组织编制调整改革方案必须经相应的组织编制法规颁发机关的审批，并以法规修正案的形式颁布后才能实施；如果不涉及组织编制法规的修订，则强调根据组织编制调整改革涉及的范围，经具有审批权限的长官或领导机构批准后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