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肤谈》是明代一部重要的兵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40）刻本，作者署名为"西湖逸士",而真实姓名因着录模糊难以确认。书中非常推崇孙子，坦言"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1]1613,遂仿照《孙子》的体例，把有关军事问题归纳概括为十三大类，按次序分别为：《本谋第一》《家计第二》《达权第三》《持衡第四》《谍间第五》《敌情第六》《军势第七》《兵机第八》《战形第九》《方术第十》《物略第十一》《地纪十二》《天经第十三》。对于该书的价值，有论者认为："它的十三篇按每篇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次第排列，上下连贯，自成体系，有对《孙子》思想的发挥，然更多的是论述了《孙子》所未言及的重要问题。"[2]170作者本人也声明："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有别。"[1]
那么，该书与《孙子》的"文义之别"何在？对孙子的兵学思想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继承与发展？其深层次的原因有哪些？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尚未见到专门的论述文章，即使某些着作中有过评述也是极为简略。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做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一、"以谋为本""康国安民",强化了孙子"兵以仁辅"的战争观念
在战争观问题上，特别强调以民为本的"仁"和"义"的份量，这是中国军事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孙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理论家，自然也深刻认识到民本思想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最终形成了"兵以仁辅"的战争观念。然而，"兵以仁辅"并不等于"仁为兵本",目前学术界有些人大谈孙子的"仁本""民本"思想，值得认真辨析。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不同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孙子首先强调的是"利"而非"仁，他主张的是用兵"以利为本"而非"以仁为本",更非"以民为本",这正是孙子战争观念与儒家战争观念的根本区别。说到底，孙子战争观的立足点是君主本位而非人民本位，其"令民与上同意""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等用兵理念，最终目的还是将"仁"作为战争取胜的一种辅助工具。
这样的断言并未贬低《孙子》本身的价值。龚留柱认为："假如承认军事学是一门科学的话，《孙子》之所以能够在2500多年前深刻地把握其规律，创造出一个辉映千古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兵学体系，原因就在于摆脱任何非理性情感对战争的干扰，一切以现实的利害为依据，冷静客观地只对战争本身进行研判。"[3]57-62然而，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仁本思想对兵学理论的浸润和影响是必然的，明代作为宋明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兵儒结合发展到更深更广的层次，甚至出现了将兵学纳入到儒学体系的尝试。《投笔肤谈》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比如，该书《本谋第一》开宗明义指出："凡兵之兴，不得已也。国乱之是除，民暴之是去，非以残民而生乱也。"
"自古明君贤将，谋之于未战之先者，岂专谋敌求胜哉？亦冀保民而康国耳！"这明显是对孙子"安国保民"战争观的继承与发展，然而其意旨之明确却又远远超出《孙子》。接下来，作者在本篇中深刻论述了战争的危害（兵之所以妨民者有五）及战争胜负之道与"民本思想"的关系："军需不备，取败之道也。行伍不充，取败之道也。备军需、充行伍而灾及吾民，以败致败之道也。"
"是以民劳而兴兵者疲，民贫而兴兵者匮，民玩而兴兵者散。""故国不富不可以兴兵，民不和不可以合战。"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自己的用兵主张推衍至以恤民仁本为宗旨的战争观念："兵以销兵，然后兴兵；战以止战，然后合战。""如不得已而必至于用兵，则不多旅，不久师，不暴卒，不角力，惟谋以为之本。则吾民之病，其少瘳乎。"总之，《投笔肤谈》对战争的基本认识与《孙子》对战争的基本认识是有根本差异的，它突出了《孙子》中蕴含的仁爱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将孙子"利本仁辅"的战争观念转化成了儒兵家特色的"兵以仁立"的战争观念。兵儒融合是明代兵学发展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贡献。但应充分认识到，在战争领域过分强调儒家的仁义，势必限制兵学思想的深入发展。
二、"先定家计""兵贵乘人",细化了孙子"自保全胜"的思想要旨
自保而全胜的先胜思想是孙子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积极防御之战略文化的反映。孙子在《形篇》中讲："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这一思想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哲理，而其思想要旨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先求自保，立于不败之地；二是持重待机，绝不放过战胜敌人的机会。《投笔肤谈》论先胜思想明显是承袭了孙子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其内容集中体现于《家计第二》和《达权第三》两个专篇。前者论述的重点在于"先立定家计"以自保，后者论述的重点在于"兵贵乘人"以求胜。
《家计第二》明确指出："用兵之道，难保其必胜，而可保其必不败。不立于不败之地，而欲求以胜人者，此徼幸之道也，而非得之多也。"这与孙子"先求自保"的主张殊无二致。然而，在如何实现"自保"的具体思路上，作者进行了充分的拓展论述："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故行虑其邀，居虞其薄，进思其退，外顾其中。我攻敌左，防敌袭右。我攻敌右，防敌袭左，而前后之变可知也。"这些论述虽然淡化了孙子论述先胜思想的哲理性，但却具备了更多的操作性和实用价值。明代兵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体实用，解决"下手的详细节目"①问题，而且是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升华、绝非无端臆说。值得强调的是，作者在本篇中还从客地作战的实际要求出发，进一步提升了孙子"自保而全胜"的思想地位："是以敌虽寡，我亦举众以待之。
敌虽弱，我亦坚阵以迎之。其未战也若见敌，已会也若不胜，既胜也若初会。"总之是"不惟败防敌，胜亦防敌也",一定要慎之又慎，防之又防，绝不留一丝一毫的隐患。这样做虽然有"过分谨慎"之嫌，但在总的思路上是在强化孙子先胜思想的要旨。战争是生死存亡之事，在敌我双方对抗中，胜负概率各占一半，每一方都存在战败和被消灭的危险。所以，先稳固自己的后方，先消除自身的缺陷、弊端和漏洞，确保自己不惨败，很明显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达权第三》首先论述了"通权达变"的重要性："家计既立，则凡军中之事，备之周密，已不败矣。然欲取胜，犹须见微知着，随机转移，以通达夫权变，而不可胶弦袭辙也。"可见，作者并没有满足于不败，而是要以"通权达变"而求胜。为此，作者不仅强调"不可听淫言，不可信谶纬，不可拘风占，不可惑物异",而且主张"居常虑变，处易备卒",其最终的目的则在于"乘人之不备".作者谈到："乘疑可间，乘劳可攻，乘饥可困，乘分可图，乘虚可惊，乘乱可取，乘其未至可挠，乘其未发可制，乘其既胜可劫，乘其既败可退。故兵贵乘人，不贵人所乘也。"这段内容深化了孙子"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主旨，并提出了实现这一思想的具体途径和切入点。而"兵贵乘人，不贵人所乘"之语也被后世兵家传为至理名言，颇与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作战指导思想相契合。
先胜思想奠基于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是中国古人"重战、慎战、备战"之战争观念的集中体现。"中国战略与西方战略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仅从消灭敌人这一个方面来认识'胜',而是从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上全面地认识'胜'."[4]22《投笔肤谈》作为明代兵书，受明朝后期防御战略及边患危机形势下御侮思想的影响，其对先胜思想的重视更超出《孙子》。当然，整体而言，二者在先胜思想理论方面做出的贡献是有明显差异的：前者贵在立论与创新，蕴含哲学层面的辩证哲理；后者贵在深化与发展，具有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
三、"悉其利害""持之以衡",深化了孙子"攻守统一"的辩证哲理
"攻"与"守"是战争中最基本的两种行动样式，其他行动都是这两种行动样式的具体展开，或者说是这两种行动样式的适时组织与转换。因此，战争中的所有奥妙，无非就是一个"攻守之道".《投笔肤谈》以《持衡第四》作为论攻守的专篇，既是对孙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表现出作者的真知灼见。
在攻守的基本认识问题上，孙子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逻辑出发，论证了进攻与防守的基本条件，即《形篇》中指出的："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其要旨在于：力量多，能够战胜对手，则进攻；力量少，无法战胜对手，则防守，这是用兵的一般规律。而《投笔肤谈》论攻守的基本理论则是转换了一个视角，它着重论述了攻与守的利弊问题："凡以守待敌者佚，以攻待敌者劳，劳佚之相乘，而利归于守也。攻则力合而难敌，守则势分而难救，分合之相乘，而利归于攻也。"这无疑是对孙子攻守理论的补充与完善。
在攻守的基本行动要求方面，孙子在《形篇》指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这句话讲的生动形象而又富含玄妙意境。
《投笔肤谈》则将这一问题具体化了："是故善攻者，噪以动之；善守者，静以待之。善攻者，屡出扰之而使乱，多方误之而使虚；善守者，主气蓄之而使锐，客气尽之而使衰。"这是就攻守双方如何发挥自身的有利条件而言。"善攻者，破其所恃则势孤，执其所爱则计失，解其腹心则体溃，告以兵威则胆裂，示以俘囚则气夺。俟其既困，然后举兵以从之，而敌之城可拔也。善守者，塞其险阻以遏之，清其原野以待之，绝其粮道以饥之，劫其营垒以挠之，捣其巢穴以牵之。伺其既归，然后出以袭之，而敌之师可擒也。"这是就攻守双方如何破坏或遏制对方的有利条件而言。总之，这些论述是在战争双方活力对抗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攻守理论的对立统一特点。
在攻守的最高境界层面上，孙子在《虚实篇》中结合"击虚"思想生动描绘了防守与进攻的艺术性和玄妙性。所谓"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在这一问题上，《投笔肤谈》也是结合了避实击虚的理论加以论述，但却将孙子攻守思想的玄妙性落实到了实践层面："夫攻贵于入，攻城而入其所攻，犹非善攻者也；守贵于出，突围而出其所突，犹非善突者也。
惟示之以攻，而入其所不攻；示之以突，而出其所不突。此攻守之妙也。"从本篇最后的结论看，《投笔肤谈》还能从战略的高度提出实现攻守最高境界的具体途径与方法："攻守实要于无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则不滞于形，而神于机变，此持衡之至要也。"攻守理论的成熟与完善，是明朝时期兵学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人们对攻与守相互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即使在防御作战中，也是强调攻与守的相互统一，"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攻而无守则为无根，守而无攻则为无干"[5]231.从《投笔肤谈》来看，它一方面继承了孙子论攻守的基本理论，但另一方面又提出诸多实用化的新见解，并从整体上形成了一种活化攻守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就是：以利害为依据，抓住攻守双方如何发挥自身有利条件、遏制对方不利条件这一关键问题，正确把握住攻守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追求攻守之间的"鉴空平衡",这正是《持衡第四》的价值所在。
四、"谍知敌情""乘间以人",揭示了孙子"用间致胜"的诡道本质
《孙子》对情报思想的论述集中体现为"知胜"思想，全书讲到79个"知字"."知胜"既包括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常知变、先知全知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又包括庙算分析、相敌、用间、行动试探等方面获取"知"的方法与途径，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投笔肤谈》对于情报思想的论述，虽然没有孙子谈的那么全面而丰富，但其在把握情报思想的本质方面却有较大的突破。
首先，对于情报问题的重要性，《投笔肤谈》与《孙子》都将其置于战略问题的高度来认识。《孙子》讲："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用间篇》）《投笔肤谈》也讲："凡为将者，握三军之权，司万人之命，以与敌对，逐于原野，相持而不知其情，是木偶也，相制而不制以术，是猛兽也。"（《谍间第五》）然而，二者在情报运用方面的主张却有显着的差别，《投笔肤谈》不仅强调"谍知敌情",更重视"乘间以人",所谓"故欲得敌情而间之者，当先采物价之腾平，察风俗之好尚，人事之喜怒，觇上下之乖和。然后因隙间亲，因佞间忠，因利间争，因疑间废；诳其语言，乱其行止，离其腹心，散其交与，间谍之妙也。"（《谍间第五》）这里的"乘间",实际上就是在情报获取和应用的基础上"离间"敌人，它属于反间的一种，但《孙子》中并没有论及这一点。
其次，对于真实情报的搜集，二者均主张首先通过间谍来实现。《孙子》讲："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投笔肤谈》也说："欲攻欲守，非知敌情不可。欲知敌情，非谍间何以得之？"（《谍间第五》）然而，《投笔肤谈》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注重对间谍的运用，同时也注重对间谍之背叛的防范。
所谓"凡间谍之人，或望敌之风，而传伪于我，或被敌之虐，而泄情于彼，此皆覆败之所关也。""故谍为敌擒而得归者，勿听其言。如得实情，则颠倒而用之。"（《谍间第五》）这明显是对孙子"反间"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孙子主张"反间为上",强调"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用间篇》）那么，从战争双方对抗的角度讲，对方也会重视和利用"反间",如果对此问题不予重视，我方情报的保密性就会出现漏洞，最终会被敌人所乘。
所以，《投笔肤谈》明确指出："故间谍可用而不可恃，用之者智也，恃之者愚也。"（《谍间第五》）第三，对于实际战场上的情报信息，二者均主张通过"相敌"的方法来获取。《孙子》讲："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
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行军篇》）这些内容被概括为"相敌三十二法".对此，《投笔肤谈》不仅总结出了一些新的观察视角："若夫合而守、分而屯者，奇正也。大营处易、小营据险者，犄角也。冥行林麓者，伏也。潜越草莽者，覆也。鼓行观兵者，将无能也。临敌易将者，兵有变也。"（《敌情第六》）更重要的是，它将此类情报的获取和处理建立在战争双方活力对抗的基础之上："凡两军相拒，匪我谋敌，敌亦谋我。于此不得其情而浪战，是蒙瞆也，其何以因机致胜哉？夫敌情有可得而窥者，有不可得而窥者，多方之变无穷也。""夫敌不示我以情，亦犹我不以情示敌也。
故兵之所忌者，未必其可畏；而可畏者，或出于所忌之外。"（《敌情第六》）总之，《投笔肤谈》在情报搜集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上继承了孙子的知胜思想，而在情报运用的深刻性上却大大超越了孙子的知胜思想。具体而言，它的情报观深刻体现了孙子"兵者，诡道也"的用兵理念，更强调双方对抗的认知要求，更符合战争的本质规律。
五、"势实机深""临战知形",融汇了孙子"作战理论"的思想精华
孙子的作战理论包括很多方面，但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力",即强调实力的作用，把战争实力看作是战争胜负的根本基础；其二是"变",即通过灵活变通把握战场的主动权；其三是"知",即指挥员决策要建立在对战场形势客观认知的基础之上。如果仔细研读《投笔肤谈》，我们会发现，作者设计的《军势第七》《兵机第八》《战形第九》三个专篇，正是围绕孙子作战理论的三个核心思想展开，而具体论述中又颇能阐发新意。
首先，《军势第七》所谈之"势",本质上是一种潜在实力状态（即蓄势），意在强调实力在战争中的作用，但论述的重点与孙子不同。孙子论实力，强调的是一种综合实力，所谓"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而《投笔肤谈》论实力，注重的是直接的军事力量构成，它突出以下四点：第一，"将非贤能不可",儒将要能够"决胜庙堂",武将要能够"折冲千里",大将要能够"深明天地、兼资文武".第二，君主对将帅不掣肘，"苟得其人，授之专阃，不中制，不外监，不分权，不信谗。"第三，后勤装备有保障，"足其刍粮，备其铠器".第四，士兵训练的好，能够做到"习其击刺，熟其进止，明其分数，谙其旗鼓，正其体统，严其号令".
上述观点孙子虽都有谈及，但却未将其作为实力建设的专题内容加以综合阐释，这正给《投笔肤谈》补充和完善实力论思想留下了发挥的空间，而且其所论述的思想意旨明确指向了军队中的体制、机制及力量的整合问题，力量强大且整合的好，才会有潜在的巨大威势，正所谓"三军之势，如山之重、如火之烈、如雷霆之迅速、如江汉之不竭者，强实也".
其次，《兵机第八》之"兵机",实际上就是用兵过程中隐藏的权谋机变，"凡用兵之法，主客无常态，战守无常形，分合无常制，进退无常度，动静无常期，伸缩无常势，出没变化，敌不可测，此之谓兵机".这是对兵家用变思想的高度概括。接下来，作者对"用变"思想的具体分析，也是入木三分。
比如，论"奇正相生","我奇而示敌以正，我正而示敌以奇者，知胜者也。我奇而敌不知其为奇，我正而敌不知其为正者，知胜之胜者也".论"虚实相变","我实其实，将以从敌也。我虚其实，将以疑敌也。我实其虚，将以违敌也。我虚其实，将以致敌也".论"诡诈误敌","愚之使敌信之，诳之使敌疑之；韬其所长而使之玩，暴其所短而使之惑；谬其号令而使之聋，变其旗章而使之瞽".这些内容既是对孙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后人相关理论阐释的综合与概括。
第三，《战形第九》之"战形",即"临敌合战之形也",这一内容是对孙子"知胜"思想的一种综合阐释，因为它立足战场实践，既论述了"必胜之形",也论述了"必败之形";既强调了战略层面的战前形势判断，也强调了战术层面的战场形势判断。"战有必胜之形者五：得天之时者胜，得地之利者胜，得敌之情者胜，得士之心者胜，得事之机者胜。""战有必败之形者五：谋人而使人知者败，诈人而使人识者败，间人而使人反者败，乘人而使人觉者败，攻人而使人袭者败。"更重要的是，作者还指出了"战之形"与"所以战之形"的根本区别："鼓行旌指，兵刃相搏，战之形也。虚实藏势，向背隐机，所以战之形也。故知战之形非难，而能知所以战之形为难。能知所以战之形，则能因形以措胜。因形以措胜者，上智也。"这句话与孙子所讲的"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虚实篇》）一语颇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孙子所论主要是就己方而言，而《投笔肤谈》所论则是就包含敌我双方的整体的战场形势而言。
总之，《投笔肤谈》所论作战理论，既抓住了《孙子》作战思想的核心内容，又在战争的对抗性本质方面深化了孙子的思想内涵。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春秋时期的战争形式毕竟简单，孙子虽然创新性地提出了"兵者诡道"思想，但在谋略对抗的深度上和广度上还是不足。然而，《投笔肤谈》成书的时代已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此时的战争规模和复杂性程度绝非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可比，因此，《投笔肤谈》在作战理论的某些方面能够超越《孙子》也在情理之中。
六、"方术物略""地纪天经",拓展了孙子"战术方法"的内容体系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孝成帝时，任宏将古代兵书分为四种，即"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孙子》属于"兵权谋"类，兼顾"兵形势",其对于战略理论和战术思想的论述丰富而又深刻，但对于"兵阴阳"和"兵技巧"之类的战术方法和军事技术论述却比较少。这一问题无疑为《投笔肤谈》发展孙子兵学思想留下了巨大空间，该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于《方术第十》《物略第十一》《地纪第十二》《天经第十三》四个专篇。
孙子对具体战法的专门论述是在《火攻篇》，它详细介绍了"火攻"的种类、条件、方法及火攻实施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与应变策略，意在说明"火攻"是一种威力巨大、效果显着的战术方法，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战争指挥者如何驾驭人与自然的各种复杂关系，以巧借"自然之力"的用兵思想。然而，"火 攻"虽然 重要，它毕竟是单一的战术方法①；火攻的威力虽然巨大，但战争制胜仅仅是借助"火"这种自然力也难免受到局限。《投笔肤谈》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对《孙子》借力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充分的拓展论述。在《方术第十》指出："兵也者，以巧取胜者也。故通小术者，可以集大事；精小艺者，可以成大功。术不厌卑陋，艺不厌微贱，惟兵为然也。"
《物略第十一》又谈到："是以知兵之士，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遗微小，则虽百万之众无所穷，千里之远无所困。"而从这两篇的主要内容来看，作者不仅列举了大量的用兵技巧和实战技术及诸多自然现象在军事上运用的例子，而且有些内容实际上已经包含军事科技的成份，这实为其他兵书所少见。它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驾驭战争这一特殊的人类活动时，小术、小艺可以成大事、立大功；云雾山川、风雨雷电、飞禽走兽等天地万物，乃至于妖魔鬼怪，都可以成为军事家手中的道具。也正因如此，任何一个理性的军事家绝不能做一个狭隘的唯武器论者，而要学会充分地掌握和使用各种外在的力量和有利因素，特别是强大而无处不在的自然力。
另外，《投笔肤谈》对《孙子》有关借助"天时""地利"的用兵思想也有补充和完善。孙子在《计篇》关于庙算思想的论述中，把"天"和"地"看做是同等重要的战略要素，但孙子论"地利"有《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三个专篇，论"天时"却只是在某些篇章中有所涉及，虽然这是由当时的战争形式和战争特点所决定的，但孙子论"地"多、论"天"少的缺陷却也是客观事实。《投笔肤谈》的最后一篇《天经第十三》恰恰就是弥补了这一缺陷。
本篇明确指出："天经者，天之运行，犹云经纬也。
上言地之利害，此言天之象数。见知地者亦当知天。惟知之，可假以取胜；不知则无变通，适重三军之疑畏也。"在具体展开的论述中，不仅强调了"寒暑""雨雪""雷电""阴雾"对战争的影响，而且能够理性认识"兵阴阳"的迷信成份，并充分考虑如何使其为战争制胜服务，所谓"推步、测候、风角、鸟占者，皆能稽考之，以为惑世诬民之术。故天文可以佐吾之用兵，而非可恃以为必胜也。""夫运有通塞，象有盈亏，化有盛衰，数有休咎。或以为灾，或以为祥，或以利我，或以害敌，皆以达其用也。"这些论述虽然有一些迷信成份，但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
总之，《投笔肤谈》所论"方术物略""地纪天经"的有关内容，不仅进一步拓展了孙子"战术方法"的内容体系，而且包含了一些军事科技的成份，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古代军事科技发展的一种表现。"军事科技与军事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其中军事科技是战役战术理论乃至战略理论提升的阶石。"[6]150-154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重道轻器"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发展，而《投笔肤谈》能够从战争的实际需求出发，详细阐释古代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价值，虽然这些技术尚属于"小技、小艺",难以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军事科技，但作者对此高度重视并大力倡导的思想倾向不仅是对孙子兵学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一种纠偏与引领。
七、结论
明代是我国兵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历代兵书着述中，无论是着录的兵书还是现存的兵书，明代都是最多的。《投笔肤谈》作为明代一部着名的兵书，其最大特色就是直接效仿孙子体例，继承孙子思想，最终形成该书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然而，该书绝非简单模仿之作，它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容体系，也在诸多方面丰富与发展了孙子的兵学思想，如对孙子仁爱思想与先胜思想的提升与深化、对孙子兵学原则和作战方法的具体化与实用化、对孙子情报思想本质的深刻揭示、对孙子借力思想内涵的全面拓展等等，甚至于其若干观点越出孙子之范围而自成一家之言，如以利害为主线纵论攻守的平衡、设《物略》《天经》等专篇论及军事科技等。
从根本上讲，该书对《孙子》的继承、发展与完善，既是中国兵学思想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战争指导客观需求的反映，它对中国兵学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不容忽略的。当然，该书的思想主张毕竟是在孙子兵学理论的基础上阐发，其内容体系也是在孙子整体的理论框架上创立，正如明人茅元仪所讲："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7]345《孙子》在中国兵学史上的地位是后人难以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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