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与民的关系历来是治国治军者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古代兵家学者从实践中分析和提出了许多关于军民关系的思想，对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地、辩证地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兵家学者军民关系思想，可以丰富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军民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军民团结、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
一、民为兵源，倚民养兵
古代兵家学者认为，民众是军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兵出民间”( 《宋史·兵制》) ，“民者，兵之命也”( 《读通鉴论·宣宗》) ，朴素而深刻地说明了民为兵之源的道理。不仅如此，军队所必需的粮草器具也源于民，因为“民为邦本，国家之度用，将吏之俸禄，军中之粮饷，皆出于民。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 民不安固，倘有耗损则兵失源，如鱼失水矣。
珍之爱之! ”( 《将略要论》) 。《荀子·议兵篇》指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 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从“之力”“之死”“之誉”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得百姓”的重要性。《荀子·君道篇》认为，“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 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人民不亲近、不爱戴你，而要求人民为自己所使用，为自己牺牲，是不可能的; 人民不能为自己所使用，不能为自己牺牲，而要求兵力强劲、城池坚固，是不可能的。北魏薛虎子认为，“金汤之固，非粟不守; 韩白之勇，非粮不战”( 《魏书·列传·第三十二卷·薛野者》) ，就是说，即使有钢铁般的坚固城墙，有如沸水一样的护城河，没有粮食也不可能固守，象韩信、白起那样勇猛的将领，缺粮少草也不可能打胜仗。所以，“足食足兵，无前无敌”( 《旧唐书·李密传》) 。《商君书》说，“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民众勇敢而无畏的，就能打胜仗; 民众不勇敢的，就打败仗。古人提出这些思想，除因为一部分出身于贫苦百姓之家的进步军事家、政治家了解、同情百姓之苦难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必须把利民安民作为安邦治国、率军取胜的根本。
古代兵家学者认为，只有当战争的目的与民众的意愿一致时，才能赢得民心。“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管子·霸言》) ，这里的“人”不只是“人力”，还包含“人心”。“以弱胜强者，民也”“英雄者，国之干; 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 《黄石公三略·上略》) 。三国将帅袁涣认为，“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与之死而可与之生”，曹操对此“深纳焉”( 《三国志·袁涣传》) 。在他们看来，赢得民心是治国治军最根本之道。淝水之战中，敌对双方的军民多是汉人，他们对代表汉人的东晋政权诚心支持，使晋军以弱胜强; 而前秦军队内部民族矛盾尖锐，兵虽多而无战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兵败如山倒。楚汉战争中，本来是项强刘弱，但刘邦的“约法三章”深得人心，转弱为强; 项羽因乱杀无辜而失掉民心，最后自刎乌江。
二、兵为邦扞，倚兵护民
古代兵家学者不仅认为治国治军必须以民为本，还强调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孙子》开宗明义地指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管子认为，“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 《管子·参患》) 。诸葛亮提出，“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 《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 。就是说，国家以军队为辅助卫护的力量，君主以大臣作为自己的助手，军队强大国家就安全，军队弱小国家就危险。《淮南子·兵略训》指出: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投笔肤谈·本谋》认为，“国乱之是除，民暴之是去，非以残民而生乱也”，就是说，军队行动是为了根除国家的祸乱，消除民众的暴乱，而不是残杀民众、制造祸乱的。在宋代李心传看来，“民以养兵，兵以保民，两者不可偏废。而守则治民者也，将则统兵者也，……守将协共，兵民和一，则外寇不侵，内患不起，四方安业”(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一》) 。只有依靠强大的军队，才能防备料想不到的事情，才能遏制敌人可能的侵略。所以，“兵为邦扞，国家之威望，将吏之用权，民间之保护，皆借于兵。兵为民之卫，民无兵不固，兵不坚聚，稍有变动则兵失卫，如卵失壳矣。慎之重之! ”( 《将略要论》) 。以卵与壳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军”的重要性。
古代兵家学者还深刻认识到，国家的强大固然离不开军队，但好战亡国，久战殆民。战争是万不得已之事，必须“慎战”，做到“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管子·霸言》。战争不仅“日费千金”，而且“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孙子兵法·用间篇》) ，“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 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 《管子·参患》) 。正如《司马法·仁本》所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夫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孙子深刻认识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孙子兵法·作战篇》) 。真诚告诫人们，战争意味着流血牺牲，必须谨慎对待，决不能因轻启战端而殃及民众。
三、兵民协心，相资相利
在军与民关系方面，单纯地、机械地认识“民为兵源”和“兵为邦扞”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思想相应、行动相资、职能相兼，这样才能无敌天下。《将略要论》指出: “为吏者必使民知兵之辛劳，为将者必使兵知民之艰苦”。就是说，地方官员要教育百姓理解军队戍边作战的辛劳，军队将领要教育士兵了解百姓交税纳粮支援军队的艰苦。如果军队将领和地方官吏能互相配合做好教育工作，就能使军队和民众团结一心，互相依靠，互相支持。所以，“兵与民宜两相顾，不宜两相仇”( 《清史稿·志》) ，社会要纳粮缴草，抚兵励士，支持和巩固军队。军队要“恃民、泽民、养民、乐民、平民、足民”( 《黄石公三略·上略》) ，赢得到民众支持。因为，离开民众，部队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古代兵家学者看来，寓兵于农、富民强兵是实现兵民相资相利的有效途径。“欲树木者，必培其根; 欲强兵者，务富其民”( 《战国策·秦策》) 。管子认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管子·治国》) ，“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 《管子·小匡》) ，深刻地揭示了“富民”与“强兵”的关系。为了实现兵民相资相利，古代兵家学者提出了诸多有见地的思想，代表性的如“居则以耕，出则以战”( 《晋书·食货志》) ，“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俾农时则耕，闲时则习，有事则用之……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明太祖实录》卷六) ，等等。这些观点，于今仍不乏指导价值。
巨大的战争耗费必将带来民众的重负，进而影响民众对军队的评价与支持。《管子·权修》提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精辟地分析了“地”“城”“兵”和“人”的内在关系。隋文帝杨坚曾下诏令: “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隋书·帝纪》) 。有道是“春秋一日，败费千金”( 《管子·侈靡》) ，意思是说，强调不宜在春秋这两个粮食生产最关键的季节兴兵，否则会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北宋李觏也提出: “若兴屯田之利，以积谷于边，外足兵食，内免馈运，民以息肩，国以省费，既安既饱，以时训练，来则奋击，去则勿追，以逸待劳，以劳其师，此策之上也”( 《李觏集·强兵策》) 。曹操在与吕布争夺兖州时，曾因粮食不济而罢兵，由此他认识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因而在汉献帝迁都许昌的当年就开始屯田，不仅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更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对创建霸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从严军纪，惜民爱民
中国古代兵家学者论兵，大多重视民众纪律，借以赢民心凝军心。师到之处，必须“无夺民时，无损民财”( 《尉缭子》) ，“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 《吕氏春秋》) ，“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坟，无燔墙屋，无焚树木，无掘丘坟，无取六畜、禾黍、器械，无掠妇女，见其老幼奉归无伤”《司马法·仁本》。曹操向来重视军队纪律，“吾将士无张弓弩于军中，其随大军行，其欲试调弓弩者，得张之，不能着箭”; “吏不得营中屠杀( 畜禽)卖之，犯令，没所卖”; “军行，不得斫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枣”(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 。“岳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作为口号，“践民稼伤农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因而“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所到之处，百姓“举手加额，感慕至泣”，“故敌之语曰: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续资治通鉴·宋记》) 。岳飞带兵收复朱仙镇后，父老百姓争相劳军，极大地振奋了军心。与此相反，由于金兵残害百姓，为人民所不齿，两军形成鲜明对照。
公元 1366 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攻入平江城时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 《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率军入城后，城中百姓全然不知道有部队进城，象平常一样食寝互市。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天下发生了长达数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最终力克项羽，制胜绝招就是用“约法三章”争取了民心，以致争持牛羊酒食，犒劳刘邦军士，只恐刘邦不做秦王。
在中国古代，严格执行民众纪律的典型事例枚不胜举。赵国着名将领李牧禁绝部属掠民财物、毁民田苗、占民房舍等扰民行为，深得民之爱戴。他遇害后，曾驻守过的很多地方的民众痛哭流涕，并纷纷建祠祭奠。晋代着名将帅陶侃在荆州巡视时，发现有个士兵将一把稻穗握在手中悠荡，便快马上前大声喝问: “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 ”( 《晋书·列传》第三十六) 意思是说，你们身为农家之子，本知粮食来之不易，为什么还要故意糟踏庄稼? 此后，荆州官兵行军作战，再也不敢践踏百姓庄稼。蜀军在诸葛亮的统率下，“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尽管“兵不如曹魏多，将不如东吴广”，却能三足鼎立，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从严军纪、爱民恤民的政策。三国将领吕蒙部下的一名士兵拿百姓家的笠帽来遮盖官家的铠甲，吕蒙认为其违犯军令，流着眼泪把这位同乡士兵杀了，全军震动。明代戚继光以此教育部属: “凡古人驭军，曾有兵因天雨取民间一笠以遮铠者，亦斩首示众。况砍伐人树株，作践人田产，烧毁人房屋，奸淫作盗，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女，甚至妄杀平民，假称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 《纪效新书》) 。李自成起义部队以“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为口号，严格民众纪律，深得农民拥护，曾有一首歌谣唱道: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李自成率军推翻了明朝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五、优军恤属，褒亡厚往
古代兵家学者普遍认为，能否体恤军人及其家属，直接关系到军心士气。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提倡演武为荣、争相从戎的社会风气，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以军功授爵为核心内容的优待军人制度。《明宣宗室训·谕将帅》认为，“为将虽有智勇，必资士卒乃能成功。古之名将皆以恤士为本，平日抚恤得其心，临敌之际必得其死力。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驭之，缓急未必得用”。《吴子兵法》把优军恤属作为“外治武备”的重要措施，不仅重赏军功，还“厚其父母妻子”，深刻阐明了抚恤士兵的重要性。唐太宗李世民免除士卒服役期间租税，士卒父母死亡后派员吊祭，以致在唐初形成“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的社会风气。
战争中伤亡在所难免，无论是国家还是军队，必须重视对阵亡将士及家人的安抚。“所谓接绝者，士民死上事、死战事，使其知识、故人受资于上而祠之”( 《管子·入国》) ，就是说，对那些为国而战死的人，让其相识旧友从上司那里领取经费为之祭祀。诸葛亮主张“死者哀而葬之”( 《将苑·哀死》) 。曹操认为，奖励死者是为了鼓励活人，如果对死亡者恩恤不及，再发生战事就无以调动人们的作战积极性。所以，“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要求“送致其家，官为设祭”“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 ”(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 。刘邦曾颁布一道甚得人心的诏令: “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汉书·高纪》，于是，“四方归心焉”，以仁义之举壮大了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