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核战略的价值取向、战略思考都体现出其深远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文化传统。中国核战略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将之与中国当代核力量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中国核力量建设、发展的行动纲领和最高准则，中国核战略体现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也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这种“知兵非好战”的理性认识不仅是中国兵家的传统，而且是整个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理念传承。自古言兵者绝不止兵家，先秦包括兵家在内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对战争都有各自深刻的理解和精辟表述。中国核战略文化的形成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沉淀于中国传统文化灵魂深处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追求，无疑构成了中国核战略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中国核战略文化既是马列主义与中国核军事斗争相结合的产物，更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并确立其基本文化内涵与思想倾向以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儒家文化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丰富、完善的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取得了正统地位，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对中华民族的行为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作为儒家政治学说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反映，儒家军事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主流。有学者认为：“孔子的‘仁’构成了支撑中华兵学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厚重的伦理背景。”儒家仁道情怀下的军事思想对我国核战略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军事思想的仁道情怀
（一）极力反对战争
孔子从其倡导的“仁政”这一基本政治原则出发，认为在充满“仁”的理想社会是不存在战争等暴力的：“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由此，儒家反对以武力夺取天下，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一点，我们从孔子对待周朝的态度即可见一斑，孔子虽然盛赞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我们也可以知道孔子对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商纣是不满的。《论语·述而》所谓“子之所慎，齐（斋）、战、疾”，体现了孔子对待战争的严肃谨慎态度。在儒家看来，动辄驱民作战的人是“不容于尧舜之世”的“殃民者”。荀子“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的表述，也表明了儒家反对暴力。
孔子曾对辅佐齐桓公的管仲给予了高度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个评价本身充分显示了儒家以消弭战乱为理想追求的战争观。这种理想追求可以说与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的“不战而胜”是殊途同归的。不同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考虑战争问题时，是出于纯粹的对人的道德关怀，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逻辑起点，从战争对生命的伤害与人性的摧残这一后果去判断战争的作用，而并不是出于纯经济的考虑。由此可见，儒家对消除战争的理想追求体现的更多的是仁道情怀。
（二）拥护正义战争，谴责非正义战争
儒家虽然极力追求施行“仁政”下的没有战争的理想社会，但现实生活中的战争却是不可回避的。儒家把战争明确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竭力主张顺乎天道而应乎民心的“义战”，主张将战争由牟取利益的工具变为维护社会合理秩序的工具。儒家认为从事“义战”是用兵的最理想境界，一定会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与此相对应，儒家从民本观念出发，反对国家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儒家认为以武力制人是下策，以仁德服人才高尚。因而，倡导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反对以武力取天下的霸道。
（三）重视民心向背对战争成败的影响
据《论语· 颜渊》记载，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治理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民信”在政治中占主导地位，它是决定战争胜利、经济发达的根本保障。揭示了民心向背与军事成败之间的关系。此后，无论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还是荀子的“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同样都阐述的是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的道理。
（四）强调国家建设与军事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
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观点，强调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密不可分、相互倚重，指出国家建设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而要巩固国防、进行“义战”，则必须以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为基础。深刻阐明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巩固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辟四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技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候亲之矣”，更是主张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上建立能征善战的强大军队，以求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所主张的军事行为并不是为一己之私利的兼并战争，而是充满仁道情怀的“存亡继绝，卫弱禁暴”，反映了儒家独特的军事观。
儒家军事思想所呈现出的“反战”色彩，表达了广大老百姓渴望和平安宁的良好愿望，反映了儒家追求和平、突出人道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的仁道情怀。儒家消弭战争的理想追求与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的民族文化心理高度吻合，形成的“兵以戢乱非为乱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不为也”的共识，促成了中国军事文化崇尚和平传统的形成。
二、中国核战略文化对儒家军事思想的传承
儒家仁道情怀下的反对战争、推崇和平的崇高境界具有超越时空的文化意义，在中国核战略文化上打下了深深的反对霸权、热爱和平的烙印。
（一）中国核战略文化反对核战争、遏制核战争的坚定立场与儒家反对战争、消弭战争的理想追求一脉相承
如同儒家面对充斥战争的残酷现实不得不提出“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而拯民水火，中国共产党人在冷战时期恶劣的历史环境中清醒地意识到要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只有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才有可能减少核战争的威胁，才有能力制约核战争的爆发。
中国政府向来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核战争。中国的核武器是自卫防御的工具。早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中国政府就表示：“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抵御外来侵略，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与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核军备竞赛在性质上有着本质区别。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
中国的核武器并不是侵略工具而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保证。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国家。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不侵略别国。邓小平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８日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表示中国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更渗透着儒家拥护王道、反对霸道的理想追求。
（二）中国核战略文化继承了儒家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的观念
儒家从总揽全局高度所升华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一系列闪光思想，在中国核战略文化中得到了生动再现。
战争（包括核战争）的胜负是由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主观指导能力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但这些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通过人民群众来体现的。战争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是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创造的，人民群众是智慧的源泉，人民群众与军队的紧密结合能形成战胜敌人的整体优势，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等的不足。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决定着包括核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的胜负。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原子弹后尘埃未定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发表了“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的讲话；一年后的１９４６年８月６日，他将原子弹比喻成“纸老虎”，从而得出了“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人对战争的决定作用：
１９５４年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到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看谁拿着武器”；１９５５年１月２８日，在与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的谈话中表示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而胜利的原因是：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同年３月３１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和氢弹没什么可怕的，“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核战争中伟大作用的重要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核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核力量建设渗透着儒家关于国家建设与军事行为辩证关系的影响
儒家追求民众安居乐业、国家安定所主张的文武并重融入中国兵学传统，代代传承，对中国核力量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核力量建设从一开始就注重了发展核武器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并使之成为一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核力量建设指导方针。
经济建设为核力量建设提供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等资源保证。只有经济增长快、经济总量大、财政收入多，军费拨款才能满足核力量建设的需要。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指出要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要拥有更多的飞机、大炮和原子弹的可靠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如果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原子弹，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核力量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有核国家，核力量建设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其发展水平、状况，必须和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战略相协调，要从国家发展大局谋划核力量建设。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邓小平科学分析国际战略总体形势和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强调要抓紧利用当前和平时期这个良机，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确立了“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基调下，他进一步指出，核力量怎么发展还是有限的，我们的钱要花在工业、农业、教育和科学事业方面。号召大家从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就容易了。
明确提出核力量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观念。国家经济实力充足了才能发展足够的核力量，有足够的核力量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稳定了才能保证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中国核战略文化中发展核力量以反对侵略、对抗霸权的观念与儒家充满仁道情怀的“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的国防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核战略文化价值取向所体现的是对人类的本质的深刻体悟，是对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超越，表现出的是一种将一国之利与全人类利益统一起来的面向整个世界的深沉的责任意识与仁道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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