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北宋大臣孙何提出过许多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建议。孙何军事思想的产生与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有关。其军事思想主要包括朝廷军事政策改革和御边政策。朝廷军事政策改革包括选派“儒将”和改制转运司,御边政策包括驻边禁军从边民中选拔、完备边防和“以夷制夷”。针对北宋前中期社会实际情况和军事政策的弊端,孙何提出自己的主张,试图改善边境危机。虽然并未全然被真宗采纳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后世仍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 北宋; 孙何; 军事思想;
孙何(公元961—1004年),字汉公,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人)人。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进士第一,是北宋第一位连中三元的才子。历仕太宗、真宗两朝,为人严谨正直,为官敢言直谏,颇有真知灼见。咸平元年(公元998年),进献《五议》,颇受真宗赏识。孙何10岁识音韵,15岁能属文,着有《驳史通》10余篇及文集40卷[1]。目前,学界对于孙何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关注点多集中于孙何与丁谓、柳永的关系,而对其军事思想少有提及,也未曾有过专题研究。因此,本文拟对孙何的军事思想作简单讨论,望能推进学界对孙何的进一步研究。
一、孙何军事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北宋文人谈兵的风气十分浓厚,这股风气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在北宋的文人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的综合影响下产生的。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一直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他们关注社会时政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学派通过辩论、着书立说和奔走传播,宣传着各自的政治主张。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往后各个朝代,文人都有谈论社会问题的习惯。而军事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是文人谈论的一部分。秦汉时期,贾谊的《过秦论》就详细分析了秦国的战争策略。三国时期,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后做出的战略构想是为《隆中对》。隋唐时期,杜牧不仅是杰出的诗人,在军事方面也颇有才能,曾为《孙子兵法》作注解13篇,还有《原十六卫》《罪言》《战论》等军事方面的论着[2]。但要想在北宋“崇文抑武”的社会环境中让文人谈论军事,除了一直以来关心时政的风气外,更重要的是北宋的国防局势给了文人谈兵的机会。自宋朝建立以来,随着南方割据政权的覆灭,宋、辽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后因宋太宗北伐失利,宋军不得不由进攻态势转变为防御态势,宋辽战争的局面日益严峻。此时,战场后方的文人儒士希望通过谈兵解决现实的边疆危机,因此,这时的军事也就逐渐成为北宋文人谈论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何也提出了自己对于军事方面的主张。宋真宗继位初年,孙何便进献了《上真宗乞参用儒将》;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孙何随真宗巡视大名府的途中,又先后进献了《论御戎画一利害奏》和《大名上论边事奏》。
二、孙何军事思想的内容
由于边境战祸不断,孙何上疏的奏折中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也全都是围绕着边患来的。孙何认为,边境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除有他国狼子野心的原因外,本国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朝廷军事政策和御边政策两方面。
(一)主张改革朝廷的军事政策
宋太祖时,尤其是在“雄州和议”后,宋辽双方的关系基本上是比较和平稳定的。但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开始,宋辽双方就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战争。战争过程中,宋太宗及时撤职和调换表现不佳的将领,还提拔了一些资历较浅的将领担任边防重职,然而这些措施对整体局势并无助益,宋辽战争形势变得日益严峻。且在北宋“崇文抑武”的国策下,武将都部署受到诸多制约,加之边患危机愈发严重,武将都部署表现出畏懦的精神面貌。遇敌的将领有的过分依仗自己的勇猛而轻视敌人,有的尸位素餐,只保全官位而不怜悯百姓,自己管理的城池被焚烧抢劫却只对上托言为强盗所害,不按实际情况上报给朝廷。而未遇敌的临近军队的将领,本应与同僚唇齿相依,却托言兵力少而不施以援手,或者称需要上奏请旨方能出兵。因此,孙何转变思路,主张改革朝廷的军事政策。
首先,主张选派“儒将”执掌兵权。真宗即位之初,孙何即主张选派“儒将”执掌兵权。纵观前两朝,无论御边将领作何调整,均为武者出身。而他口中的“儒将”,并非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恭谨温顺的武将,而是指那些文资身份的士大夫统军者[3]。因为他认为武者“鲜有司马之兵法,韩信之谋划,亚夫之持重,关羽之勇敢”,这是武将的天然缺陷,而任用“儒将”可以扬长避短。孙何还在《上真宗乞参用儒将》中引经据典:“光武有邓禹,刘备有诸葛亮,西晋有羊祜、杜预,东晋有祖逖、谢玄,苻坚则有王猛,后魏择有崔浩,梁择优谢艾,隋则有高颎。至于唐室,儒将尤多,若郭元振之镇陇右,狄仁杰之帅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温造之定兴元。”这份奏章列举了历代“儒将”,意在说明自古就有君主选择“儒将”,此举是有例可依的,并非宋朝首创,且认为儒将“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终之德”,其优越性是武将不可比拟的。
其次,孙何主张任用文臣担任都部署。他认为,文臣担任都部署可以避免军情被瞒报的问题。都部署司不仅是链接朝廷与前线的一个重要军情文书传递机构,更是前线军事指挥的中心,因此,出于对文官的信任,由文官担任都部署,不仅可以避免军情被瞒报漏报,还能使文官拥有前线的指挥权,以便贯彻朝廷的指示与决策,从而加强前线与朝廷之间的军事交流。孙何还主张,凡是关于边防的上奏,都由皇帝亲自批阅并在朝廷上询问情况。如果遇到交战时需要临近的军队救援,则用军令来督促,让将帅们见机行事,这样可以避免贻误战机或将领故意推脱责任。
再次,孙何重视军事后勤保障。他认为,后勤保障能力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北宋时,各转运司掌本路税赋钱谷、仓库出纳,当地一旦发生战争,先由其保障迎战军队后勤物资,但在本地收入不足以支出的情况下,则多依靠朝廷输送粮草钱物等各种形式的补给。然而,依靠朝廷补给存在军粮与运粮农夫的征集时间过长的弊端,且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以骑兵为主,进攻与撤退的速度都很快,等军粮运达时,敌人已经不在了。此外,这一政策不仅没有保障基层兵士获得补给,还使管理者之间产生了“司计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数,握兵者不恤飞刍挽粟之苦”这种由于相互间不理解而引发的矛盾,最终导致“群口交沸,互相督责。讬称上旨,而实戾成算;动必中覆,而大费官帑”。孙何认识到了这些弊端,向皇帝建议:与其远距离调动军粮,不如让派遣骑兵携带财物,在当地购买所需军备粮食。这样可以解决粮食征召与运输时间过长的问题,用以对抗敌人的突袭。
(二)主张调整御边政策
首先,孙何提出驻边禁军应该尽量从边民中挑选。北宋初期与辽战事不断,河北人民流离失所,受尽战祸苦楚,对入侵者不仅有国仇,还有家恨,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士兵相比,保家卫国的热情更加强烈。除此之外,边民有对于地理环境以及宋辽双方情况比较熟悉的天然优势。况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同,性格也不同,在战火中生活的河北人普遍磨砺出强悍的性格、强健的体魄,这样的心性与体魄是其他地区的士兵短时间内难以锻炼出来的。面对“沿边屯驻、驻泊兵士等,尚多河南之人,亦有江浙、西川、广南等拣到军伍”这一实际情况,孙何向真宗谏言:“欲乞特降宣命,应是河南及江南、两浙、西川、广南军人,并不令边上驻泊、屯驻,却分支于别出防遏。”[4]26提议让河北以外的人去其他地区驻兵,要求每个地区军队的整体风气面貌是一致的,从而使每个士兵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另外,由于禁军数量有限,不是每个地区都能有数量庞大的禁军驻守,且北宋时期主要的国防危机来源于北面的辽,因此,孙何提出驻军人数应根据地域大小、地理位置决定,要害之处要严加把控。
其次,孙何提出修缮城池,完备边防。自后唐石敬瑭欲反唐自立,以幽云十六州为条件求取契丹援助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幽云地区都为辽所掌握。宋开国以来,宋廷便不断尝试收复幽云十六州,因为它自古就被视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然而,雍熙北伐的失败宣告了收复幽云十六州计划的破产,地理上再无优势可言。且宋军以步兵为主,对阵拥有强大骑兵的辽军本就有兵种劣势,再加上河北平坦的地势对骑兵十分有利,因此,如果不完善边防设施,抵御辽军侵袭将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再次,孙何主张“以夷制夷”。要想缓解或彻底解决边境危机,除要有强大的国力外,还要团结其他政权。孙何援引“陈汤因乌桓而郅支灭,任延藉西域而匈奴败”的例子,说明要处理好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以缓解主要由辽和西夏等少数民族带来的边境压力。同时,要扶植与笼络少数民族政权为同盟,待时机成熟时,联合同盟消耗或降服共同的敌对政权。
三、孙何军事思想的影响与评价
太祖、太宗两朝,除个别例子外,就任都部署的官员均为武将出身。但真宗即位后,孙何的《上真宗乞参用儒将》受到了认可,于是拥有相同想法的人自然纷纷上书谏言。并且“参用儒将”的呼声逐渐高涨。真宗时期,出于“以文制武”的目的,就任都部署的文官逐渐增多,如张齐贤、钱若水、王若钦、向敏中等宰执大臣相继出任都部署。此外,孙何对于“儒将”重新定义的影响不可谓不深。由于以孙何为首的士大夫对“儒将”的重新定义,使其成为文臣士大夫的专有名词,不仅是“崇文抑武”的必然后果,反过来助长了“崇文抑武”的社会风气。而往后各朝也都不断强调“儒将”的文资身份,将其与武人对立起来,如任伯雨的《上徽宗论西北帅不可用武人》和欧阳修的《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都表达了对武人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武人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儒将”,使北宋中后期所有出身行伍的将领的官场生存环境变得恶劣。
在边患一直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孙何对于现状的分析比较详尽,也结合北宋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新思路,这点是值得认可的。但由于他出身科举,其军事思想并非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而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孙何在对于“儒将”的重新定义以及鼓吹时,往往带有对武者的不信任和鄙夷,没有客观评价武将的优劣。此外,宋代文人谈论兵事有个特点,他们谈论的东西与兵将的谋略不同,大多讨论的是其背后的原理,而没有具体措施,或者提出的建议可行性不强[5],孙何亦是如此。他对于随军转运使弊端的分析是比较透彻的,但提出解决的措施却比较不切实际;提出了修缮城池及完备边防却没有给出具体措施。总体来说,孙何的军事思想是比较不完善的。
相较于范仲淹、韩琦等有过战场实践经验的文臣,孙何的“纸上谈兵”确有不足,但他结合随真宗巡视大名府途中所观察到国家防务的实际状况,针对当时朝廷军事政策和御边政策中存在的弊病,在军事方面提出独特见解,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的这些军事思想和政策在当时没有全然被真宗采纳,但并非没有闪光点,他对存在问题的剖析是透彻的,愿意通过新思路去解决边患问题的创新精神对后人也有着一定的启迪和价值。
参考文献
[1]黄俊杰.荆门三凤孙何、孙仅、孙侑生平考[J].地方文化研究,2013(1):36-5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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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尤学工,翟士航.文武之间:宋代“儒将”观念的演变[J].郑州大学学报,2016(3):105-112.
[4]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刘春霞.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32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