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泽东战争思维中的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不仅把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成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而且作为一名远见卓识的伟大战略家，毛泽东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及其实践理论用于指导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之中，并且成功地阐明了其中所包含的客观依据和实践基础。毛泽东在提出了一切敌我双方客观实际出发的战争指导路线和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战争的根本指导原则之后，以此为基础上，有建设性地提出、实践了以矛盾分析法为核心的战争指导准则。
第一节 充分运用战争中的矛盾分析方法
依据毛泽东的观点，人类历史中的战争本身就是矛盾与规律并存的运动发展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想要研究战争规律，并想更好地指导、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却又忽略了战争存在的客观情况，更不去了解存在在战争中的诸多因素相互的内在联系，那么将无从揭示战争的本质规律，也无法找到克敌制胜的正确方法。
一、辩证分析战争现象，充分把握战争的对立统一关系
毛泽东指出，战争中的一切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②战争的矛盾对象，如攻防进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等，都是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离开对方，自己就不存在。
只有在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才能反映战争诸矛盾的辩证运动。毛泽东一向反对绝对对立和绝对统一的形而上学思想，始终从辩证法的角度，既从统一中看对立，从相成中看相反，又从相反中看相成，从区别中看一致，在两点中把握重点，正确处理战争中的各种矛盾。
从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思想可以看出，毛泽东所理解的战争中每一个运动形式都不是无规律、随机出现的，任何战争、战役、战斗都有其所具有的特殊本质，都为它自己所包括的特殊矛盾所制约。如果不研究战争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区别和指导具有不同性质和不同特点的战争，也就无从发现战争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
同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都时刻注意把握战争的根本矛盾，依据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客观实际情况观察、研究和指导战争，获取正确的军事认识。认识指导实践，并且通过实践来生活认识，做到再实践、再认识，二者相互循环，共同提高。毛泽东讲，为了获得正确的战争认识，这样的多次反复循环的过程。
二、适时分析敌我情况，找准战争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制定作战计划、定下作战决心、明确作战方向是认识作战的第一个过程，就是作战计划建立之前对战争过程的认识过程。毛泽东在制定军事计划时，首先要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手段去了解战场全局，通过对敌我双方实力和部署的了解，更为全面、深入、客观、细致地了解战场实际，从而更好地将矛盾分析法运用到战争指挥之中。
从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率领红军实施的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游击战、麻雀战、破袭击战，解放战争时期的全国战略布局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战场的态势、形势了如指掌，做到“全国一盘棋”.而且能够一针见血地分析出敌人力量的薄弱所在。
军事计划确立并付诸实行之后，认识开始转入第二个过程。毛泽东经过战争实践后总结，在敌情、我情及作战环境都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战略计划也是随之而变的。
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来看，毛泽东充分运用当时全国军阀、派系外和内抗的深层矛盾，制定科学的行军路线和进攻方向，找准了攻击点，使红军胜利地完成实施了战略转移。
可以看出找准“关键点”对于指导把握战场全局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通过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可以看出，不认识到对敌斗争的主要矛盾必然会带来牺牲和失败。毛泽东在 1947 年 7 月小河会议谋划解放战争时，根据战争第一年歼敌 112 万人的战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从 1946 年 7 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一年多后，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尤其是辽沈决战等胜利而迅速发展的军事形势，提出我军大约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战胜国民党军的目的。战争的进程大为缩短，据此，毛泽东重新修订了战略计划，加快了战争的步伐。他指出：“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定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
三、坚持一切从全局出发、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
在毛泽东看来，战略决策事关全局，只有从全局着眼进行决策，才能符合战争全局的总体要求。毛泽东在审度中国革命战争的时势时，始终把中国放到世界这个大局中去研究，把握世界局势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影响；在提出每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时总是把它放到全国的大局中，从战争的全局上去考虑。比如，抗日战争开始后，党内外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作用，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毛泽东通过分析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特点，预料到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必将出现广泛而又持久的游击战争。他指出，这种游击战争在中国是一个涉及战争全局的问题，必须放在战略层面上去考察。从全局出发进行的战略决策，关键是要跳出局部的圈子，使局部服从全局。
从全局出发进行战略决策，必须抓住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关节点。毛泽东不仅重视抓战争的全局，而且十分重视抓对战争全局有重大影响的主要矛盾，抓具有战略意义的关节点。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决战阶段，首先发起辽沈战役，就是抓的事关战略全局的“关节点”.抓住这个“关节点”,辽沈战役开始前，毛泽东一再强调要首攻锦州，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力争把东北之敌就地歼灭，不让其逃到关内，就充分体现了他从全局出发进行决策的这一特点。这次作战不仅可以粉碎蒋介石的战略收缩企图，而且可一战而歼灭东北守敌，使我东北百万大军移师关内战场，实施战略机动作战，造成全盘皆活的局面，对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加快全国解放的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的那样，把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选在东北战场，“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
第二节 充分运用军事上的相反相成方法
与战争矛盾分析方法相近的，是战争的相反相成方法。战争的相反相成法是指运用辩证的战争分析方法，通过战争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掌握如何熟练运用战争的相反相成法，处理应对在战时会随时出现的敌我实力此消彼长的各种变化，最能考验一个战争指挥员对战场把握和对战略部署的灵活处置能力。
一、立足客观实际，运用辩证思维促成相反相成
由于战争的客观实际往往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和研究战争，就是要透过现象抓住其内在本质。古今中外的许多军事统帅，甚至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理论和实践经历的“名将”都会因为对战场客观因素把握不够全面、对敌我战略部署分析不够辩证，在简单、直线式的战争指挥方式中吃了败仗。毛泽东不仅深入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而且他总能根据战场的情况迅速、准确第将对立统一观点运用于指挥作战之中。他的作战思想理论也充分继承发扬了中国兵家辨证思维，涵盖了中华民族历代兵家理论。通过“中外结合”、“古今融合”,他的理论运用到了战争之中，取得了丰硕战果。
毛泽东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反对直线式、表面化地指挥战争，在他看来，不去深入了解战争、分析战争、认识战争、必将吞食战争失败的苦果。他强调，作为战场的指挥员，在战斗的过程中要牢牢把握敌我双方矛盾的变化与发展，并且要学会通过敌我斗争存在的相反因素促成最终战果。例如一场战斗，要求保存自己的实力，但却以消灭敌人为主要手段，战斗的目的虽然看似存在矛盾，但敌人被消灭了，自己的威胁也就随之取消了。以此类推，通过主动的进攻行动，以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就能达成战略上的内线持久防御；运用胜利的量变促成最终结果的质变，等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次战争来看，这一系列融入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理论与实践之中并最终构成了他用兵艺术一大特点的指导法则，就是战争的相反相成法。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彻底地运用到军事领域，所提出得用客观的观点考察和研究战争的相反相成战争方法。主要的就是要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从战争中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或主观愿望出发，考察和研究战争。从分析这些客观实际中，制定出符合战争客观规律的战略战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或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研究和考察战争，是毛泽东所极力反对的唯心主义方法。
毛泽东历来强调，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战争，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还必须透过战争客观实际的现象抓住本质，真正认识战争的本来面目。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必须尽可能地收集丰富的和真实的战争实际情况；二是必须对战争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分析清楚战争的真象和假象，不为假象所迷惑，综合分析战争中的各种情况，揭示战争现象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
二、全面考察战争，实现相反相成
全面性是辩证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毛泽东提出采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的科学方法。所谓全面性方法，就是指把握事物全部因素的内在联系，在全部因素的联系中把握每一个因素，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根本规律。
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首先要全面考察战争双方的基本要素。战争是敌我双方的多种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敌我双方的各种因素在战争过程中都发生一定的作用，如果只看到其中的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因素，便不可能正确把握战争规律。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于战争规律及其特点的把握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局部，不知全体。
毛泽东总是通过考察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基本特点，来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在《论特久战》中，毛泽东不仅从政治上、军事上对批判了“亡国论”、“唯武器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而且分析了他们的错误思想方法。毛泽东指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
将辩证的、全面的战争指导法应用于战争之中，还必须注意对战争中每一个要素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敌我双方的不同情况决定了战争中每一个要素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只有进一步分析战争中的每一个要素在敌我双方中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才有可能深入了解战争诸要素在总体上的内在联系。另外，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还必须分析战争全部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战争不是全部基本要素的胡乱堆积，而是各种因素之间有机联系的整体。
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不单纯是罗列战争中的各种要素，而更重要的是要分析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军事辩证思想表明，如果满足于罗列一些战争的各种要素，把这些要素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东西，这是达不到全面性的要求的。
第三节 充分运用辩证思维指导战略决策
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的战略理论，还表现出了高超的战略决策艺术。通过辩证的战略决策艺术用于指导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和对敌斗争，在战争的实践中提高各级指挥员和领导机关的军事决策水平，使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中，其灵活辩证的战略决策艺术是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坚持战略与政略的高度统一，始终围绕政略决策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紧密结合，不可分割。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更加鲜明地指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无产阶级政党研究和指导一切军事活动，都必须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坚持无产阶级军事与无产阶级政治的高度统一，坚持战略与政略的高度统一。
战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略。毛泽东早在我军建军之初就明确指出，我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离开了政治目的，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作出的所有重大战略决策，都总是首先从政治上看问题，使战略决策直接为党的政治路线而服务。抗战前期，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取代了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时提出了“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一新的政治路线。1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在局势僵持不下之际，毛泽东提出了西安事变的解决必须服从推动抗日运动、政治上不与国民党对立的原则。这不仅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而且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从而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开始了一致抗日的新阶段。
战略对于政略，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毛泽东曾经提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只要战争胜利了，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如果战争失败了，政治目的不但达不到，而且还要遭到破灭。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 ,毛泽东都以极大的注意力考虑战略问题，以军事上的胜利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指出：“现在我党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是第一位的是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这一条，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是能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敌我力量的消长决定战争的主动和被动，决定战争的进程，决定革命的前途。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谋划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并以歼灭蒋军的数量来计算蒋家王朝的命运。抗美援朝战争的前两次战役，毛泽东着笔起草、亲自指挥志愿军作战的电报就达 57 份之多。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重视运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战略决策思想。
二、实事求是，把握战争规律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也是毛泽东进行战略决策的一个主要特点。毛泽东强调，为了在战争中做到知己知彼，就要建立在对敌、我各方面情况都有充分了解、把握的基础之上，并积极探寻敌军的作战规律，最终用于指导己方的战斗行动。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从实际出发进行战略决策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制定战略决策。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对“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当时，无论是不了解中国实际国情的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都存有教条、肤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照搬照抄苏维埃胜利的成功范例甚至将其神圣化的错误思想倾向。在以攻占敌重兵把守的大、中型城市为主要进攻目标的武装起义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一部分领导人开始了冷静反思。其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出发点，只有实事求是，避敌锋芒，从敌人政治、军事、经济发展薄弱的农村着手，才有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成果。自此，以往的“城市中心论”受到了动摇，党和军队开始讲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毛泽东在农村根据地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各地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战略构想。
根据作战对象和时间、地点等情况的变化，及时进行战略决策和战略调整，是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战略决策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毛泽东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在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战争后，战争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针对当时的“亡国论”、“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地理等诸要素，指出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特点，从而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英明论断，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我党我军政略和战略，把持久战作为我们的战略总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由于毛泽东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分析研究战争，并始终把战略决策的基点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上，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了新的胜利。
三、科学预测，辩证分析解决战争问题
科学预测是正确决策的基础。高瞻远瞩，洞察未来，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进行战略决策，是毛泽东战略决策艺术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科学预测必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毛泽东在战争中始终坚持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抓实质、看本质，把战争实质与本质的现象只看作指导战争布局的向导。正是因为毛泽东善于通过分析事物的内在联系揭示战争本质。所以他才能在分析革命战争各个时期的形势时能够把握掌控全局，使革命军队灵活机动地避敌锋芒、克敌制胜。在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企图利用美国的资助扭转战局的失利，毛泽东就指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都只能起到临时作用，而人心的向背，人民群众的支持则是经常起作用的主要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性质，必将招致最终的失败。正是基于这种对事物本质的透彻分析和预见，毛泽东才敢于并善于作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和部署。
科学预测必须要把握发展趋势。毛泽东指出：“战略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往后几个阶段，至少也应该计算到下一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就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有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算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是不利的。”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必然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前途的预测，就是着眼于战争中敌我力量的消长而做出的合理设想，并根据这个预测制定出以“持久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决策。辽沈战役结束后，他根据敌我力量变化的新情况预测到中日战争进程将大为缩短，国名党反动政府将在一年内垮台。据此，他及时调整并作出一系列新的战略决策，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科学预测，着眼发展，把握发展趋势固然重要，但从预见“时”“势”,到战略决策的确定，还有一个把握和利用历史机遇的问题。审时辨机需要有慧眼，而把握和利用机遇，则要靠战略家的果断和应变能力。在这方面，毛泽东则表现出了高超的决策艺术。例如，在对待战略决战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战略决战就是决国家的命运，决军队的命运，因而他对决战问题既十分谨慎，又非常果断。他强调，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没有决战的把握，就不能决战；而时机和条件一旦成熟，则必须坚决决战。他领导我军打了 20 年的战略防御战，直到 1947 年 7 月才发起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序幕的战略反攻，最后与敌进行不到半年的战略决战，一下子吃掉了蒋介石的“全部家当”.这是毛泽东在条件成熟时顺应时势，当机立断做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当蒋介石企图划江而治时，在过不过长江的问题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指出：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并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破裂时毅然决定发起渡江战役，百万大军直捣南京，从而结束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彻底革命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一名优秀政治家与战略家的卓越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