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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观念探究
【第一章】毛泽东对美军事对抗的成效分析前言
【第二章】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实践脉络
【第三章】毛泽东对战斗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四章】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的当代价值
【结语/参考文献】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经验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三章 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自己的军事思想体系和哲学思想体系，其《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等着作，在指导军事实践中，都体现了高超的哲学思想，并在战争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在长期的对美军事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立足敌强我弱的具体实际，着眼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应对战略策略，为妥善处理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斗争基点、原则、方法、步骤和措施。
3.1 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根本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只有科学解决意识思维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才能在社会实践中深刻理解世界的本质，把握现实世界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继而指导人们更为合理有效地改造世界。具体到中美斗争的实际，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国家利益是中美斗争实践中的关键核心，是中美斗争现实中的客观实际，是认识理解继而改造中美关系的内在驱动力，只有确保中国国家利益最高，才能在这场不对称不对等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始终站在国际国内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处理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对美军事斗争方面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面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动势力的包围和遏制，同时国内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毛泽东把确保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以解放全世界，促进全世界共同进步的远大理想，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共同结合，作为对美军事斗争的基本出发点。
3.1.1 对战争与和平作出新判断，在世界革命中思考谋划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是无产阶级观察、认识战争基本问题的基本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后，世界长期处于冷战状态，国家安全始终面临十分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密结合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和新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把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放在世界革命的大环境下，抓住中美之间、中国和世界、美国和世界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多样性联系，在历史永恒发展的进程中，用发展的眼光缜密思考谋划中美之间的运动和变化，既看到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可能，又看到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号召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战争准备，遏制了敌人企图发动的侵略战争，从而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战争与和平趋势作出新判断。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受压迫受剥削苦难日子的终结，而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要的是如何保卫新中国政权和如何建设新中国，这也是毛泽东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从 1950 年初至 1956 年，毛泽东基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在制止世界战争中所起作用的充分理解和深刻认识，对当时战争与和平的形势作出了准确判断，认为存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但是通过各国人民的努力，能够制止世界战争爆发。从而预见到“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朝鲜战争爆发初期，人们普遍担心这场毗邻的局部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的插手而引发世界大战，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存在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没有减弱。但是，世界范围内和平力量发展的很快，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继续的发展壮大，就可以避免再次发生世界大战。
1952 年，人民志愿军同美军僵持在三八线附近，毛泽东更是摸透了美帝国主义的底牌，指出：“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国的基础。”2在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一直强调，“目前战争的主要危险、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来自于帝国主义”.并且完整地从理论上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政治论断。这些思想教育和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亚非拉地区的人民，成为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除了因美国的侵略扩张干涉而造成的矛盾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随着交往的日益密切逐渐凸显，尤其是在 20 世界 60 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而导致两国在战争与和平等一些列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1957 年至 1963 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对战争与和平态势的分析上，毛泽东也有了新的理解，他从哲学上探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互相转化时，分析存在可以制止战争和无法制止战争的两种情况。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与赫鲁晓夫谈到会不会发生战争问题时，他估计战争不会很快爆发，但也谈到了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不能放松警惕。他在大会讲话中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3而赫鲁晓夫则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壮大，再联合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在多个方向对帝国主义实施对抗，就可以制止世界战争再次发生。
同时，帝国主义也同样畏惧核战争将自己毁灭，所以对发动战争有所忌惮。显而易见，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一个提出警惕战争，一个注重强调和平。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毛泽东认为“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两种可能性”的想法。1963 年 9 月，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以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4同时毛泽东认为，世界大战可能不再发生，但其他样式的战争，特别是国家内部的革命战争却很难避免。面对复杂的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实施同时反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两个拳头打人”的国际战略。1964 年至 1976 年，毛泽东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的认识沿着上一阶段的思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多地强调战争的威胁，反复向外宾谈论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提出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巧妙地利用美苏矛盾，将反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两个拳头打人”的国际战略，转变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同时，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中国人民团结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尤其注意改善同第三世界人民的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阵营。总之，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思想的发展变化，既是对国内外客观形势和环境改变的主观反应，也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以能否促进世界革命为前提，制定与调整对美军事斗争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后殖民地、附属国纷纷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尤其是 20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和苏联之间矛盾日益显现，受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还有国际上“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存在修正主义、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需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固本清源，消除危险。为了顺利开展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在世界其他地区上推行“世界革命”,为国内革命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毛泽东“世界革命”理论也有了现实依据。毛泽东认为，亚非拉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在这些地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力量最弱，在那里的革命可以对帝国主义实施有力打击。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不仅体现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也是中国进行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的直接诉诸形式。毛泽东广泛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革命运动，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新兴力量，他们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他们结成牢固的同盟；提出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应当把帮助殖民地人民获得民族解放作为责任和担当；这是一种相互支持，因为这些地区的革命运动牵制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这就支持了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每一次制定与调整对美军事斗争策略时，都是以能否促进世界革命为前提，根据战略需要及国际环境提供的可能，适时制定或予以调整。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始终同被压迫民族站在一起，尽力给予声援，慷慨给予援助，最终获得了被压迫民族的支持。20 世纪 50 年代初，长期的战争，中国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毛泽东毅然出兵朝鲜，与朝鲜人民并肩浴血奋战，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充分验证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可以战胜的，非正义的战争必败。通过炮击金门支援中东人民解放运动、援越抗美、援老抗美并取得胜利，毛泽东建立起了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利用国际力量共同与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抗争，致使美国想干涉中国内政和侵犯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野心没有得逞，有效地扞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国家的利益，并且树立良好的国际声望，取得了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同情，为新中国在国际上开展外交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过中国的长期努力，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强力支持下，1971 年 10 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国重新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标志着美国孤立新中国政策的彻底失败。
3.1.2 扞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其领域内拥有的最高权力，标志着一个国家作为利益主体在国际上存在。国家利益是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国家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1虽然毛泽东生平一直没有提过国家利益的概念，但他在长期思索如何对美军事斗争时，自始至终都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准则，综合进行考虑，针锋相对反对美帝国主义，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始终把确保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作为对美军事斗争的底线。领土和主权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反复强调我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在新中国筹建之初，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告诫人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之后，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并宣告“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1950 年 6 月 28 日，针对美国第七舰队公然入侵台湾海峡的行为，毛泽东针锋相对指出，美国不应到处插手别的国家内政，世界各国的问题应当由本国人民来解决，同样亚洲的问题也应当由亚洲的人民自己来解决，表达了不允许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和主权的坚定意志。1958 年中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应当侵占外国任何领土主权，但是我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并定下了“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炮击金门的决心。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继续采取包围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并在台湾海峡地区唆使蒋介石集团进行反攻大陆的活动。中国同印度因边界问题上发生武装冲突时，美国对印度实施了军事援助，支援印度同中国开战。1965 年，美国向越南南方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并出动空军对北越实施轰炸，其飞机数次越境侵犯中国领空，对我国形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对美国予以了反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如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对美军进行了沉痛的打击，保护了国家安全战略缓冲区；巧妙地运用斗争策略，1954 年炮击金门，揭露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险恶图谋；1958 年再次炮击金门，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10 月 25 日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希望台湾当局不要屈服于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要提防“皇姑屯事件”再演，从而联合蒋介石，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事实证明：
这些斗争对扞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历次对美军事斗争的胜利，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在朝鲜战场，我们把美国赶回三八线，使我国和朝鲜边境环境相对稳定，我们可以在东北地区开展工业建设。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向美国公开亮出战争底线：绝不能越过北纬十七度线，1950 年中国对美国不得越过我国边境的警告，刺激着美国人的神经，美军终究没有越过警戒线，从而使中越边境得以安全。
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国际冷战格局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封锁政策，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毛主席强调：我们决不能胜利了，就放松对敌人的警惕，谁要是松懈了，谁就将被动。
1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美国不但派海军在我国东南沿海活动，还支持台湾当局对内地搞各种破坏活动，对我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鉴于此，毛泽东考虑到中国和朝鲜两国间的良好关系，决定派兵入朝，打击美军，并最终取得胜利。1958 年毛泽东亲自指挥炮击金门，更是准确地维护了国家利益。针对美国内部一直有主张“台独”的势力，1956 年，毛泽东就表示，台湾由蒋中正掌管要比美国人掌管强。对金门“封而不死、打而不登”,体现了与拥护一个中国的国民党人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考虑，准备将来“一揽子解决”台、澎、金、马问题，从而粉碎了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就算我国实力再弱，也不能让美国控制我们。不论美国实力多强，中国也不会害怕。”
2尽管中国的实力比美国差很多，但是当美国想要危害中国时，毛泽东都会说不，以维护自身利益。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时刻注意中国、美国、苏联三国之见的关系，推动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来美方只能承认台湾主权归属中国。在 1949 年以后的中美对抗中，毛泽东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采取各个方面的多种方法，与美国展开博弈，确保了我国的安全。
3.2 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基本方式
“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之所以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其重要内涵要义之一就是人民战争思想，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创立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要赢得战争，必须与人民群众结合，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以人民作为强大后盾，才能够实现以弱胜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多次较量，无论是朝鲜战场中的“直接”斗争、炮击金门的“间接”斗争、还是在越南战场中的“秘密”斗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统一战线和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对美军事斗争历史经验。
3.2.1 坚持人民战争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在对美军事斗争中始终坚持深入群众、发动群众。
他始终信任、依靠、寄希望于人民，这是他对美军事斗争的根本战略原则。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在战争实践中逐渐形成创立了人民战争思想，并有力地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紧密结合对美军事斗争的具体军事实践，使人民战争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发展。决定战争取得胜利的因素除了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还需要人心向背。1963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武装部军训部长时，指出“联系群众永远不会失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对派脱离群众，他们总有一天要失败的”.他信任世界上一切反帝反侵略并喜欢和平的人，但首先是信任并依靠中国人，同美帝国主义开展斗争。
信任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毛泽东确信，人民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必然会为自身解放而奋斗。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强调，“我们要依靠根据地，依靠人民群众，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毛泽东指出，美国实行全球扩张战略，他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多达几百个，在全球形成其军事势力，对其他国家实行军事威慑。但这些在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就如同众多绳索一般同时套在美国头上。制造这些绳索的恰恰是美国自己，并且他们还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喉咙上，把绳索的另一头交给了世界上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崇尚和平的人民。美国这些基地只要多保留一天，爱好和平的人们就会将绳索多收紧一分。毛泽东相信，总有一天，世界人民会用美帝国主义自己到处制造的“绳索”对它自己实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处以绞刑，胜利最终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
毛泽东相信，人民的智慧加上正确的领导，就可以战无不胜。他总是鼓励发动人民群众想办法、出实招，为赢得战争主动贡献智慧。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原因时，他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是人民战争，美帝的钢枪利炮比不过中朝两国人民的人心向背，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美帝在朝鲜战场上终究是吃到了苦头。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他说主要就是动员了广大指战员想办法，才找到了对付比我们先进很多的美军的办法，比如用人站岗护送汽车、修地下礼堂等等，这些办法都是群众的智慧，正是这些群众的智慧，最后给美军以沉痛打击。“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3.2.2 重视统一战线
在对美斗争过程中，毛泽东重视运用统一战线思想，善于“求同存异”融合积极因素，广泛团结和平力量形成反霸阵营，为中国营造了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曾经指出：在缔结盟友方面，如果学会了“求同存异”,那么世界范围内能够结交盟友，如果学不会“求同存异”,即使结交的盟友也依然会失去，必然会导致孤军奋战。他认为我们必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盟友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少，从而逐步孤立敌人。毛泽东指出，不分人种、不论宗教，部分资产阶级也包含在内，只要他们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立场持反对的态度，我们都应当积极地团结起来，只将帝国主义的狗腿子剔除在外。毛泽东还就团结党内人士、国内人民和全世界积极因素的原则指出，不论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国家的党，或是其他无党派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起到一点促进作用的，我们就应当团结，保持良好的关系。他甚至提出，倘若以后还发现别的星球上有人类存在，我们还要讨论关于如何团结他们，与他们共同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毛泽东对于美国人民同样寄予厚望，他号召人们将美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分子区别开，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主动团结美国人民。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始终争取所有对我方有利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封锁，逐步改变被孤立的实际情况，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不懈努力下，我国较早地同英国和法国建立外交，以打开国际外交局面。但是毛泽东始终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略，在外交上从不一味的趋势逢迎，从而推动双方关系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正是毛泽东在建立统一战线上注重“求同存异”,与世界不同国家建立起正常关系，从而突破美帝国主义的围堵和封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外部环境。
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组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要营造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结成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就必须对当时世界的各种力量进行分析，进而明确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打击谁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延续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分析方法，对国际战略力量进行了区别，以团结和争取一切和平力量，孤立和打击侵略扩张势力。毛泽东寄希望于人民，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人民是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主要力量，中国要密切同他们之间的团结合作。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一些落后国家，受实行扩张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统治，其人民长期受到压迫，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骨干力量，而且他们身上都有一股劲，中国要和他们团结起来相互支持，世界大有希望。他进一步指出：
不分阵营、不分地域、不分肤色的，所有受到压迫、爱好和平的人们，要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和制止侵略，才能真正的保卫世界和平。20 世纪 70 年代，他又提出了着明的“三个世界”理论，联合第三世界的力量，打击苏联霸权主义的主张。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毛泽东非常富有远见，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团结第三世界，并争取第二世界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还要缓和同美国、日本的关系，逐步同美日外交正常化。这样的战略原则，对于号召和团结世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粉碎苏联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企图，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2.3 立足以弱胜强
毛泽东以弱胜强的军事斗争思想，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指导中国革命最终走向了胜利。在对美军事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立足于以弱胜强，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坚决进行斗争，同时又善于斗争，他深刻分析力量对比和强弱转换，指导中国人民在同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中取得了胜利。
深入分析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力量对比，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在朝鲜战场上，在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前，毛泽东就注意到，美军凭借其武器装备上占有的绝对优势，牢牢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陆军则全部实现机械化。而起初志愿军在空军和海军上处于明显劣势，通信和侦察技术手段也十分有限，虽然武器装备相比解放战争时期有了较大进步，但各方面与美军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同时毛泽东也总结了美军远隔重洋、师出无名等方面的不足，而志愿军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积累了众多以劣胜优的实战经验，更坚定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信心。1950 年 10 月下旬志愿军同美军交战后，利用战术战法成功歼灭少量敌人，取得了首战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同时毛泽东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改原定阵地防御战为运动歼敌战，对敌人实施分割和包围，以达到歼灭敌方有生力量的目的。到 1951 年 1 月，志愿军前出三七线，在第三次战役中攻占了汉城，获得了胜利。美军收缩兵力至三七线以南后，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手段，迅速恢复战力并进行反扑，迫使中朝军队提前进行第四次战役，“青黄不接”的志愿军，被迫退回三八线以北。经过五次战役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现状，明确指示：关于战争的打法，同意彭总提出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即“零敲牛皮糖”的方法，每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此后，彭德怀还向毛泽东提出抗美援朝战争“要作相当长期的打算”、“严惩李承晚集团，实现朝鲜停战”等建议，均得到毛泽东的复电表示同意。实践告诉我们，装备具备绝对优势的美军并非无法战胜，只有根据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现状，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我们也能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美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由于坚持人民战争思想，采取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态度；重视实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立足以弱胜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在与美军事斗争中步步为营，突破封锁、挫败制裁，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3.3 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在对美军事斗争中展现出高超的军事斗争艺术，他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中美斗争的革命实践中运用到极致。毛泽东军事斗争指导思想体系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尽管它较之别的社会现象更难琢磨，缺少确定性，但也是可以被认识的，是有规律可循的。虽然战争的表现形式是偶然的，但各个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之间只要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就会发生战争，不认真研究，就找不到内在规律。毛泽东历来都强调“军事仗”与“政治仗”互为配合，以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在具体的中美军事斗争实践中，他既强调立足军事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又极力主张避免两国发生全面冲突，争取一切可能和解的有利机会，这就抓住了中美军事斗争的一般性规律和特殊性规律。
3.3.1 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
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跃升为全球第一，国力非常强大。为了铲除异己，独霸全球，美国对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战略包围，到处安营扎寨、炫耀武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们对美国怀有一种恐惧心理，但毛泽东却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说不。他表示，对美国要既敢对抗又会对抗。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有双重性，美国也是，既强大又有很多弱点。”1敢和美国对抗，是因为美国也有很多的致命弱点，要认真加以利用；会和美国对抗，是因为美国的实力毕竟是强大的，要认真研究，注重方式方法，注意细节，稳扎稳打，逐步打垮对手。
敢于斗争，要求科学分析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尤其在面对强敌时更应该有敢战的勇气。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美国的历次军事斗争中，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敌人始终比我们强大，我们所进行的战争都是以弱胜强的战争。面对实力悬殊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是心理上怕不怕的问题，即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敢不敢与之较量，能不能真正战胜它。敢于斗争需要科学分析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尤其是当面对美国这样的强敌时，斗争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更需要决策者的非凡勇气。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坚决地进行斗争，越是不敢斗争，越是遭到欺凌。毛泽东深刻把握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明确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并分别在朝鲜半岛、东南沿海以及越南方向与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以实际的斗争形式展现了其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争的胆识与气概。1958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会见东欧客人时表示，与美帝主义对抗有两种方法，一文一武，主要依靠文，同时不能放弃武。毛泽东在对美军事斗争中讲究斗争策略的运用，在战略上敢于同当时拥有最先进武器、最强大的美国在朝鲜对抗，用战争将美军从阿拉伯世界调到东亚，勇敢直面困境，并坦然应对，在不断变化中取得胜利。
善于斗争，要求从敌我实际出发，精心部署，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毛泽东在对美军事斗争中强调敢于斗争的同时，也要求人们要善于斗争，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恰当的斗争手段和策略，确保斗争效果。炮击金门过程中，他灵活运用战略策略手段，打蒋舰不打美舰，继而单日打双日不打，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战争边缘政策，拖住美军，牢牢把握双方军事斗争的主动权。善于斗争还必须掌握毛泽东强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的精髓要义，争取让敌人落入我的一套，而使自己免于掉入敌人的一套。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中讲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就充分展现了其善于斗争的风采。在具体军事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非常注重斗争方法，谨慎的小范围内开展军事对抗，不发生战争。在实现与敌人对抗的同时，又达成了我方的目的。具体体现是区分中国和美国、美国和苏联、美国和台湾相互间的关系，分别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各个击破，避免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
3.3.2 力避全面冲突且不弃和解
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在指导对美军事斗争时，从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范畴，而是从政治的高度上来深刻地把握战争的本质，从政治的视野中来周密地思考军事问题。毛泽东曾说：“‘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从这方面讲，战争等于政治，打仗是带着政治目的的。”1正是基于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指导对美军事斗争的实践中，他始终能从我国的政治大局和国际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自觉地对我军各次战争中的政治目的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控制和调节，使政治斗争和军事相互渗透、高度统一，既避免了我军与美军发生全面冲突，又不放弃各种有利于和解的机会，使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始终能够处于主动的地位。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科学预见了美国出兵朝鲜的政治目的，从战略上把握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底线，认为受诸多因素的制约，美国无限扩大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同时，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上的差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精心运筹，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手并举，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951年 5 月，当意识到参与朝鲜战争已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并与其全球战略相悖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也认识到这一困境，他说：“我们真正的对手是苏联……如果苏联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而只是在背后指挥，那我们就不能挥霍我们宝贵的力量。2之后，美方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表达出想谈判结束战争，并由中立国试探中方反应。毛泽东敏感的意识到这是结束战争的好时机，安排开展谈判的相关准备工作，并采取了一边继续开展军事斗争，一边开展政治谈判的方法。
1958 年炮击金门时，毛泽东为了使我军的行动不致引起战争的扩大，对我军的行动范围作了慎重而周密的思考，提出了“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八字方针，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说之所以用炮击金门，那是“我们的家事。打台湾也是家事，只是现在美军在台湾，我们暂时不打。”在作战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他更是对一些行动和部署慎之又慎。他后来说：金门和马祖的局势很不好，“每件事都是我和周总理亲自做的。类似美海军护航、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的事要谨慎细致。”3所以，在炮击金门过程中，打着为蒋介石运输船护航的旗号，美海军侵入我国领海，前线指挥部请示要不要开炮时，毛泽东指示，“只准打台湾的军舰，不准打美国的军舰，即使美国军舰向我们开炮，也不允许打他们。”1这就尽最大的努力消除了美军参战的口实，避免了同美军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从而达到我方既定的战略目标。
越南战争初期，毛泽东更是把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当作中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基本前提。从国际形势上看，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屯兵百万，美国在我国南部边境窜扰侵犯，印度在我国西南边境敌视相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反攻大陆”,可谓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和美军发生正面战争，对我们国家安全有利。从国内形势看，大跃进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1962 年至 1965 年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时期，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考虑当时全国经济发展需要，不宜同美国开战，并且如果选择在越南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对我们也非常不利。“派兵到印度支那参战要比到朝鲜难很多，当地自然条件恶劣，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当时我国工业中心在东北，与越南有几千公里之远，但却只有一条铁路，部队后方供应问题难度太大。”
2上述因素决定了毛泽东在援越抗美斗争中始终注意把握分寸，一方面为北越共产党无偿提供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援助，且一再警告，一旦美军越境侵入中国，中国将会选择再次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另一方面尽可能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
3.3.3 具体斗争实践中坚持“三有”掌握主动
军事实践是军事认识的基础，并受军事认识的指导。1940 年 3 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
新中国成立后，“有理、有利、有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外斗争，尤其是进行军事斗争的重要指导原则。“有理、有利、有节”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理”保证了斗争的正义性，使自己在政治上居于主动，能够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与拥护。“有利”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使自己在经济上获得好处，最大限度赢得国内人民的支持。“有节”保证了斗争的节制性，使自己在军事上掌握主动，要求斗争不超过必要的限度，避免冲突扩大。当我军与美军的直接军事对抗难以回避时，毛泽东在指导军事行动时，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并准确地把握了不同条件下“有理、有利、有节”的不同内涵，正确处理了三者间的关系，自始至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毛泽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对美军事行动方针突出体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有理”,就是做好自我防卫，决不挑事，决不随意打击别人，但也不能在挨打是不还手，如果有人侵略我们，必须坚决消灭之。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以朝鲜内战为借口占领中国领土，并以飞机轰炸、扫射我东北边境地区。
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美提出了多次警告，警告美国悬崖勒马，并建议作战双方经过谈判协商的办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当警告无效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此时出兵己不仅是援朝，也是扞卫我新生政权、抵抗美帝国主义对我领土和主权的侵犯。既有和平的诚意，又有武力准备；先警告后行动。让世界人民站到了我们一边，直接戳穿了美国的谎言。
“有利”,就必须要胜利，不打就算了，一旦要打，就要打赢。每战都要周密组织、充分准备、确有把握，不能随意为之，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首要敌人。这体现了斗争的坚决性。朝鲜战争中，为了达成军事上的“有利”,毛泽东积极“造势”,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即组建部队在中朝边境待命，负责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并作为援朝志愿军的预备队，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在战场选择上，毛泽东根据朝鲜地形，指示我军主力隐蔽集结于朝鲜北部山区，利用敌人的麻痹大意，突然出击打敌一个措手不及。
“有节”,即坚持有节制的原则，服从战略全局和斗争大局，适可而止，有节制地展开斗争，决不可无目的、无止境地打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这体现了斗争的策略性。在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时，毛泽东出于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并不希望扩大战争规模，而只是想以此达到制止侵略的有限目的。尽管考虑到了中美全面开战的可能并依此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是力争使“朝鲜问题局部化”,力求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名义上有所节制，使自己在国际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减少侵略者的口实。鉴于此，毛泽东提出“采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谓，派兵入朝”,1并规定不在朝鲜以外的地区攻击美军，体现了行动上的“有节”,避免了可能的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性的全面战争，保证了国内和平环境，同时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毛泽东对“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证认识和灵活运用，既赢得了国际国内人民的广泛支持，又有效维护了新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国家利益，同时又避免两国发生面对面的直接军事对抗，使我国对美斗争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