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毛泽东是怎样进行科学预见的呢？毛泽东进行科学预见依靠怎样的方法论呢？按照毛泽东关于预见的论述，预见就是在事物刚露出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它在将来的普遍意义。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就是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因此，预见就是在揭示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趋势。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强调认识和改造世界，一要从实际出发，二要在"实事"中"求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三要按照我们对于规律的认识去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强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在辩证法中，往往就是从矛盾或问题出发。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过："什么叫问题？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3]
这里，毛泽东指出了唯物辩证法从矛盾或问题出发的方法论的三个环节：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进行科学预见的方法论，就是这样一个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以问题或矛盾的发现、分析、解决为路径的方法论。
研究毛泽东科学预见的方法论，最好的范本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因为这部着作虽然是在抗日战争刚开始 10 个月的时候写的，但由于它正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及各个阶段的特点，制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因此具有不可多得的范本意义。那么，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是怎样进行科学预见的呢？其预见的逻辑是如何展开的呢？
首先一个环节，是提出问题。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既认真对待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舆论，又客观地正视所研究事物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论持久战》中，开头的五部分标题1亡国论""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毛泽东在这里根据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一定性，分析了战争双方的全部特点。
这就是：日本是强国，但又是一个小国，它发动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在世界上失道寡助；中国是个弱国，但是一个大国，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在世界上得道多助。这些互相矛盾着的特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但中国不会亡国也不可能速胜，因此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
这五个部分在《论持久战》整部着作中，是毛泽东进行科学预见时逻辑运演的第一个环节，即提出问题环节，这是后面分析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基础。
第二环节，是分析问题。这就是对所分析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动趋势，进行合理的设想。《论持久战》的第六部分讨论了"为什么是持久战",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变动情况。后面三部分依次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犬牙交错的战争""为永久和平而战",合理地设想了战争中各种要素的变动趋势。这里，"合理地设想"是毛泽东的原话。这四个部分，是《论持久战》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分析问题并对问题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见的环节。在这个逻辑运演环节，毛泽东在对抗日战争中"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并且合理地设想了抗日战争将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毛泽东说，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1]
当然，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战争的三阶段时，客观地说过："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2]
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第三环节，是解决问题。在《论持久战》中，第十部分讲"能动性在战争中".毛泽东在这部分一开头就说："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3]从"能动性在战争中"到最后部分"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和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的设想，提出了抗日战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各种应对之策。
这里讲的就是怎么解决问题。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大逻辑",而且给我们留下《论持久战》这样中的"活逻辑".这个"活逻辑",就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以问题或矛盾的发现、分析、解决为路径的科学预见方法论。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是一种战略而不是战术的预见、关于在敌后能够建立大批抗日根据地的预见、关于中国将在抗日战争中实现民族解放的预见，都是这一"活逻辑"和方法论的产物。
三、可能性分析在预见中的运用
尽管我们讲科学的预见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事物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各种要素又是不断变动而非简单恒定的。因此，在毛泽东科学预见方法论中，他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是在对事物的发展进行多要素多变量动态分析后，得出多种可能性结论，以防止出现战略上的偏差。在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方法论中，这是最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
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这是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光明的路、光明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七大向大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指出，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毫无疑问，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会不会实现呢？毛泽东在七大曾经对此作过分析。他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变动着的形势估计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毛泽东说："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做官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不过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为了委曲求全，而这个政府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第二种可能性，是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说，这种政府形式是民主，也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也就是说，这样的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我们是要参与进去的。
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说："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样的分析，既有最好的追求，又有最坏的打算，保持了务实清醒的头脑。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三种可能性都出现过。在重庆谈判一开始，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借口"政令军令统一",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1斗争下，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承认了中共的地位，确定双方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共代表在后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前又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政协会议也通过了有利于民主的协议。但是，国民党政府很快就撕毁了这些协定协议，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战场掌握主动权后决定和民主党派一起召开新政协，讨论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最后就是通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
一个联合政府主张，三种可能性，最后是第一种可能性为第二种可能性取代，第二种可能性又为第三种可能性取代。这就是毛泽东预见的科学性、精确性。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可能性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毛泽东不赞成将可能性取代客观实际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也不赞成把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到现时来做，但是他始终认为从变动着的实际出发，分析事物发展的趋向及其可能性，才能在科学的预见中指导和争取事物发生革命的转化。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方法论，就是学习和懂得预见与可能性的关系，在多要素多变量动态的分析中预见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
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这种科学预见的方法论，对于提升我们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策研究的质量，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的理论研究，在取得较大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影响我们取得更大进步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缺少对复杂事物发展变动的科学预见和经实践证明具有科学预见的成果，而时代恰恰需要这样的研究和这样的成果，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