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丰富了党的思想领导的实现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报刊宣传和文艺工作，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是军队加强党的思想领导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内容。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抗战初期，各部队深入进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教育的重点是干部，因为只有把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战士的教育也就好办了。在教育中着力讲明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讲明红军改编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重大意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针对国民党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猖狂进攻，各部队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为内容开展政治教育。按照 1940 年 1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把干部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建立起干部平均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还编辑和撰写了适合不同层次战士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有力提高了广大官兵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
二是扩大报刊宣传。由于部队处在高度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需要更多的报刊杂志及时传播中央、军委和总部的指示，因而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军队中创办起来。如： 八路军总司令部创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新四军在华中创办的《电讯要闻》等 40 余种，油印小报 200 余种。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对报刊的组织领导。如《八路军军政杂志》的编委会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 5 人组成。豫皖苏边区游击队的党报委员会，由彭雪枫、张震、吴芝圃、萧望东、岳夏、王子光等组成。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报纸的政治与业务领导。
三是发展部队文艺。1941 年 1 月 18 日，军委总政治部、中央文委联合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指出： “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其不仅在于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对外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12]（ P19）部队建立起各种适应抗战需要的新的文工团、宣传队，发展了歌咏、美术及文学创作等多种艺术形式。众多的部队文艺团体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战斗在前线和后方，以“首先要立足部队，为兵服务，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服务”为基本方向，坚持“兵演兵、兵写兵、兵画兵”的鲜明特色，有效传达了党的声音，提高了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的效果。
（ 二） 拓展了党的政治领导的实践渠道
抗战时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运动成为军队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有效形式。
一是开展整军工作。从 1939 年 2 月起，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连续进行了 3 期整军。整军的总方针是： 从政治、组织、思想、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方面巩固部队，提高质量。用一切努力加强部队党与政治工作，巩固党的领导，提高自觉纪律，提高战斗力与技术教育。切实建立军队中的一切制度，克服游击主义，使之正规化，特别注意提高各级干部军事政治与文化水平。整军后期，八路军部队按照野战政治部的指示，开展了“政治整军”,主要内容是： 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健全部队中党的组织，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审查干部和发展新党员等。整军运动的开展，使我军成为在党的领导之下的、经得起任何斗争考验的、政治上坚定、组织上严密、军事上坚强的正规化革命军队。
二是开展整风运动。军队整风是全党整风的一个重要方面。1942 年 6 月，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标志军队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1943 年、1944 年不断深入发展，至 1945 年春胜利结束。根据部队的特点，中央规定了军队整风的原则： 部队是战斗组织，整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自己的力量； 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一切有害于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必须纠正； 学习文件与检查工作均应适应战斗环境，务求不松懈战斗的警惕性，不妨碍战斗的准备与进行。1942 年 12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按照总政的指示，政治工作整风普遍注意了联系实际，着眼于提高部队战斗力，从解决迫切问题入手，集中力量，突出解决了政治工作领导与作风、干部的培养与使用、部队的宣传教育、锄奸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问题。经过整风，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树立和发展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作风，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是开展拥政爱民运动。1943 年 1 月 25 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作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确定从 2 月 5 日至 3 月 4 日为“拥政爱民月”,并公布了《拥政爱民十大公约》。军队是党在人民中的一面大旗，“党军”的属性要求军队必须以党的主义为主义，以党的宗旨为宗旨，事事关心人民，处处爱护人民，诚恳地从经济上帮助人民，文化上提高人民，政治上关心人民，军事上保护人民。拥政爱民运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党政军民大团结，有效地保障了抗战的胜利。
四是开展尊干爱兵运动。1944 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各部队在学习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突出强调改善官兵关系，开展尊干爱兵活动。总政治部及时总结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号召全军向他们学习，尊干爱兵运动由此在全军展开。其核心是在阶级友爱的基础上，强调战士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战士，达到官兵团结一致之目的。尊干爱兵运动的开展，强化了爱兵观念和群众观念，大大肃清了新军阀主义的影响
（ 三） 完善了党的组织领导的体制机制
抗战时期，通过健全与加强军队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完善规章制度，使党组织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和一切工作的支持与依靠。
一是建立完善组织机构。抗战爆发后，党中央迅速作出《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和《红军改编后党的组织与工作》的指示，决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组织军政委员会，师、团组织党务委员会，连队建立党支部。重申政治机关要始终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1937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 后称华北军分会） ,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代表中央对部队实施领导。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 1937 年 12 月决定设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任命项英为书记。在领导体制上，八路军、新四军除接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分会的领导之外，还就近接受所在地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领导和指导，主力军接受所在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1937 年 10 月决定聂荣臻（ 后由罗荣桓继任） 、关向应、张浩（ 后由邓小平继任） 分别任各师政治委员。同时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由任弼时任主任（ 1938 年底由王稼祥继任） ,邓小平任副主任（ 后由谭政、傅钟继任） ,对外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这些机构的设置和完善，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
二是制定颁发规定条例。1937 年 9 月，党中央颁发《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央军委在总结领导部队建设数年来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军政委员会条例》。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于 1941 年 2 月颁发全军施行。在党委制中断的情况下，军政委员会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尤其是加强军队内部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恢复发展各项制度。1937 年 10 月 28 日，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名称，在事隔仅数月后得到恢复。1944 年 4 月《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提议“恢复古田会议决议的党的代表会议制”和党委集体领导制度。1945 年党的七大原则上确定恢复党委制。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制是构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架构体系的重要内容，它们的恢复和发展，从制度的层面保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有效实现。
抗战时期，党创造性地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和实现形式，丰富和完善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基本制度，对于切实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性质本色，创造“抗日的模范军队”,坚持抗战并争取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面对当前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战争形态不断演变的发展趋势，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核心制度，同时也要探索创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有效实现形式，确保人民军队永远是党领导和掌握的强大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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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总政治部办公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 第六册[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