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开会，毛泽东乐观估计国共谈判前景，认为红军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南（京汉路方向）发展，但远离抗日战场，在政治上不利；另一个是向东发展，即过黄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5]
张闻天发言指出："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6]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红军"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黄河两岸红军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7]会议确定了红军行动方向，作战新计划第一次即将启动。
此前，11 月 8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共报告共产国际："红军主力一般来说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8]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简要汇报说河东红军向东行动，"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9]
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表明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虽然它不愿看到红军向东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联合，但无法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也不能迅速解救红军于危难，估计只能先准许红军自主行动，再想其他办法。[10]恰在这时，战场有了新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紧逼红军，如果不消灭其一部，红军不能南进。他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密切合作，于21 到 22 日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山城堡战役后，中共暂停启动作战新计划。
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按最初设想，休息与准备一段时间；二是在新的战略转移开动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作战新计划，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1];三是中共发现，蒋介石想利用谈判瓦解红军和根据地，且他多次申明坚决"剿共",严令军队进攻红军，情况比预想复杂得多；四是共产国际的模糊态度，对此 11 月 20 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再次指出蒋介石下决心消灭苏区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都盼望苏联援助并联红抗日，可"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主力因此将被迫"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电报还急切询问；"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2]
30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如胡宗南部进攻要坚决消灭，如果他们不进攻，全军就地"休息训练一个月".[3]拉满的弓弦松动了。
三、事变爆发
山城堡战役不可能根本阻止国民党军进攻，中共认为作战新计划还要启动。此时绥远抗战爆发，11 月 15 日，伪蒙军进攻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奋起反抗；16 日，蒋介石抵太原，与阎锡山等共商军事。绥远抗战赢得各界赞誉和支持，山西、绥远成为北方抗日中心。12 日，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在谈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处；建立彭与中共通讯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证安全；在专用电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认为条件正在成熟，立刻进行如下准备：
首先，加强对外宣传。21 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4]
24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关向应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致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5]12 月 1 日，毛泽东、朱德和 19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呼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6]
其次，作好内部准备。彭德怀、任弼时一面休整红军主力，一面于 12 月 11 日致电李富春及红军学校和地方独立师首长"加紧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恢复交通及商业关系，加紧外销食盐，兑换必需品及粮食，并注意封锁消息".[7]
6 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随后，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打退敌人出扰。[8]
7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命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 23 人为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等 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挥机构及人员。
最后，加紧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于张学良，中共一面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坚持己见，"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1]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蒋介石命令，让部队停止向红军推进。同时，加紧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绥远抗战时机，发动东北军学兵队，向张学良请愿赴绥远抗战，并几乎每天组织有关群众游行。蒋介石到西安后，东北军工委于 9 日组织上万市民、学生向蒋介石请愿，并表示要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请愿抗战，"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2]在前线的红军也向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两军一起赴绥远。对于杨虎城，中共明确表示红军行动"与贵军唇齿相关",在没有和南京达成协议前，"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3]
经过前后方动员，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战呼声很高，连张学良、杨虎城都觉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队。
对于阎锡山，12 月 2 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4]
得知红军作战新计划后，张学良一面于 11月 30 日表示红军"只要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5],一面上书和面见蒋介石，强烈请求率部参加绥远抗战，劝说蒋联红抗日，希望在蒋允许下和红军同入绥远作战。蒋介石已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关系，他严词拒绝张学良，并来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称如二部不服从命令就调离陕西。张学良于 12月 12 日联合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因此，红军作战新计划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加速剂。西安事变发生后，12 日晚 24 时，中央书记处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6]
13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表达上述意见，指出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形成抗日战线中心。虽然会议没有作出解决事变的明确方针，但与会者大都赞同继续东征。14 日，中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争取阎锡山等人加入，并推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让刘以朱德、毛泽东名义给阎锡山写信，表明西安事变是为保卫晋绥，阎锡山应向南京施加压力；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二部愿接受他指挥；应坚决阻止汤恩伯部西调进攻红军；当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望当机立断。[7]
16 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也指出红军"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8]
22 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希望他调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询问对山西、绥远、陕西和甘肃加强团结的意见。[9]
阎锡山明白，公开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势必与南京直接对立，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必然反对，且绥远战事基本结束，暂时不需要外援。他没有当机立断，而是继续采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回复毛泽东来电，不答复陕北多次电台呼叫。中共交通员宋绍林携带毛泽东给彭雪枫、阎锡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长时间滞留在天津，1937 年 2 月 17日才到太原。除阎锡山模棱两可，16 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发动西安事变，重申以前态度，要中共抓住现在有利时机，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不要再与南京对抗。这等于间接否定作战新计划。19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同南京谈判。
23 日，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遽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联合请求，要点与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无类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同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就此放弃。
四、结 语
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战略转移计划，1936 年作战新计划因为山城堡战役和西安事变爆发先后两次推迟启动，最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阶段放弃，放弃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尚在起步，红军东征抗战的有利环境尚不成熟，此外共产国际态度模糊，张学良、阎锡山等人反复迟疑、蒋介石坚持"剿共"等因素也很重要。
作战新计划虽然放弃了，却产生了很多重要影响。
首先，帮助中共和红军摆脱生死困境，同时客观上助推了西安事变爆发，最终实现了"联蒋抗日".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困于陕甘一隅，身处多方政治势力较量的风暴眼，既要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马鸿逵等的马家军四面包围，还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处境非常险恶。能否成功突出重围，事关红军、中共和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红军顺应历史大势和民众愿望，高举抗日旗帜，分化国民党各派矛盾，务实对待共产国际指示，成功地将战略退却与进攻融合起来，推动张学良、杨虎城，争取阎锡山，逼迫蒋介石。结果，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把命运与中共紧密连在一起；阎锡山开始与中共建立联系；蒋介石也被迫转变政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和红军迎来了新局面。
其次，最终明确中共和红军向东发展的战略方向。东征山西后，中共和红军尝试过几个发展方向，但制定新计划后，明确了必须向华北前进，肩负起挽救危亡重任。
最后，增强了中共和红军独立自主意识和力量。红军制定和准备作战新计划，是中共争取外援未果后，首先立足自身生存大局，迅速作出的自主判断和选择，并非共产国际事先指导和事后激励，也与国际意图有相当差距，但实践证明这符合中国实际。这是万里长征和遵义会议后，中共和红军继续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1936 年红军作战新计划，虽然军事上没有得到多少进展，但在政治上实现了预定目标，取得了积极的政治影响，对于红军和中共在抗战早期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