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制定了红军作战新计划，核心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既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又促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联合红军抗日，最后实现"逼蒋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计划虽两度试图执行，却最终放弃。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直接研究很少，大都分散在长征和西安事变研究的具体论述中。本文依据相关史料，进行细致分析。
一、重要契机
1935 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共认为急需开辟新根据地，获得给养和兵源补充，并打通与苏联的陆路联系。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他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主要方向放在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1]
1936 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虽然没有达到主要目的，但毛泽东认为，红军如果东进华北，北上绥远获得共产国际援助，山西都将是必经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条件比陕北优越很多，非常适合创建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前夕指出，"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2],"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3].回到陕北，中共考虑红军行动方向，破解不利局面时，一直把向东作为一种选择。8 月，毛泽东等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说，如果红军占领黄河以西计划受阻，将暂时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发展。[1]
可见，此时中共中央正规划红军西征，并与国民党各派谈判，它认为向东将成为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西征失利、谈判失败时才可实行。
与此同时，东征的客观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为争取国民党各派抗日，中共中央正一面与国民党中央接触，一面和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合。由于日军和伪蒙军侵扰绥远，国民党各派出于不同考虑，在谈判中都希望红军东进绥远抗敌。
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条件有：最好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它希望借此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延缓日军进攻华北。张学良想借助红军与共产国际，经绥远、察哈尔收复东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联合计划，另建抗日反蒋政府；一面表示红军在山西很难立足，最好争取绥远。一旦红军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即可相应。[2]
杨虎城也提出将来红军最好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3]
这其中，阎锡山态度最重要。阎锡山统领山西、绥远军政，曾坚决阻击红军东征，可随着日军进逼绥远，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渗透。中共注意到阎锡山的处境，东征后多次表示愿联合抗日；张学良也有意联合阎锡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劝说阎锡山联红抗日。
阎锡山开始动摇。
随着日本步步侵华，继续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至 9 月 24 日，蒋介石认为"日方已具一战决心",他命令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4],并支持阎锡山在绥远抗日。中共根据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日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有可能发动抗战，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蒋抗日",改行"逼蒋抗日"总方针。毛泽东指出："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5]
此时，阎锡山也主动派人到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谈。10 月 22 日，阎锡山在太原与张学良密商，托张向中共转达如下想法：请蒋领导联红抗日；倘如蒋不干，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五县给红军。他还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诸实践，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如果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从指挥这三个问题。[6]
阎锡山第一次主动表态，提供了很重要的战略契机。首先，中共始终认为尽可能多地联合地方实力派，增强抗日阵营实力，才能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既能推动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动蒋介石抗日。其次，阎锡山提出的五个县大都位于绥远中部河套平原，属于富庶之地。作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红军接受援助之地，定远营就紧邻五县以西。其实，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最后进入绥远的落脚点之一，就是这五个县。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红军将再入山西实现既定目标。
9 月，共产国际已经批准红军占领宁夏、甘肃西部计划，并准备军事援助，计划不能改变。同时，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并要求中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不能把蒋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还批评中共支持两广事变，联合张学良等，特别指出张学良不可靠。[1]
但共产国际曾提出红军可以有条件服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统一指挥，中共也已和南京展开有关谈判。因此中共可以很快回复阎锡山的，是第三个问题。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他又写信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枫，要求"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要彭雪枫由傅作义介绍去见阎锡山。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扞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苏联--引者注）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2]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3]
目前，没有资料显示共产国际对此直接表过态，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一面它承认联合张学良、阎锡山等实力派，能应对蒋介石可能的欺骗和消灭；另一面担心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后，中共走上"反蒋抗日"老路；再一面担心阎锡山公开联合红军抗日，红军联络外蒙等行为会触发日军进攻苏联。共产国际通过王明同意中共支持阎锡山抗日，但对是否同意红军东征山西，并援助晋绥当局等没有表态。
对中共的回复，未见阎锡山有公开表态。
这主要在于阎锡山联合红军的前提是蒋介石不愿联红抗日，虽然蒋介石"围剿"红军方针不变，但他毕竟支持绥远抗战，为阎锡山提供许多援助。且阎锡山深知如果他公开联合红军，很可能站在南京对立面。虽然中共和阎锡山的接触是初步的，但这与其他条件互相作用，为红军再次东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 月 22 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接着，三个方面军奉命夺取宁夏，拟在定远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 11 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进，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东西两岸，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
在黄河东岸的是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约 4 万人，被压迫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河西岸的是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恰在这时，11 月 4 日共产国际主要担心红军北上可能触发日苏冲突，突然电告中共说不再通过外蒙古，而经新疆援助红军。共产国际此举，使夺取宁夏基本失去意义。短期内不能直接获得援助，当地即将迎来寒冬，红军给养严重匮乏，且陕北苏区东部大多被国民党军占领，再加上在红军四周，国民党军已达 200多个团，40 多万人，红军处境困难。
怎样才能突破困境？毛泽东等果断决定，不论共产国际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东方，提前启动东征这个后备选择。11 月 8 日，毛泽东等电告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可能。"提出"作战新计划".[4]
10 日，朱德等人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开会，原则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5]
作战新计划分九个要点如下：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进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第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等地，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第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先后夺取安边、横山、榆林，最后进入神府，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第五，北路军和南路军选择适当时间，在延长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府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第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第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第八，进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第九，如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扩大红军；如第二步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困难很大，且陕北国民党军队东调，红军退回陕北。如果条件有利，红军继续东进，先进至冀豫晋之交，再进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接下来进至皖豫鲁、鄂豫皖和鄂豫陕，然后再转入西北，整个计划用一到两年完成。[1]
作战新计划步骤严密，层层推进，它是中共与国民党中央尚在谈判、红军进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选择，核心内容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开辟红军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一促张学良、杨虎城联红抗日，二促阎锡山联红抗日、三促蒋介石联红抗日，充分体现毛泽东"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善于调动外线改变内线的战略思想。[2]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长途跋涉。沿途多是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军可以通过陇海、平汉铁路及平原公路网快速调集，红军转战要冒很大风险。但新计划成功可能性也很大。首先，当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虽然被分割在黄河两岸，但河东红军依然"企图在黄河将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要求国民党军队在河东"分段截击而歼灭之".[3]
且他希望如不能消灭红军，就逼其到黄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红军突然转向东南，将出乎蒋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黄河两岸。东南方向的西峰、镇原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两部，他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应不会认真拦截。驻陕北的汤恩伯部正西调，参加绥远抗战，北路红军东进也不会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红军占领韩城、宜川等地，深入张学良、杨虎城军队驻地，但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待机东征山西。张学良、杨虎城不可能与红军真正作战，反而可能在红军推动下公开联合红军抗日。因为张学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蒋介石不赞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将到 11 月公开站在红军一边。只是由于各种因素掣肘，张学良始终没有太多实质举动。进入 10 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问题上冲突日渐强烈。
杨虎城也赞同和张学良、中共组织西北抗日。在红军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会公开表态。
再次，因红军（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援绥抗战为东征山西意图，正在组织绥远抗战、需要各方支援的阎锡山可能放下顾虑，公开联合红军。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公开联合，这就出现西北大联合局面，对蒋介石造成很大冲击。蒋介石正支援绥远抗战，对日政策不断强硬，且国共谈判代表已在很多重大问题形成共识。蒋可能停止"剿共",允许红军东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将渡河东征，以军事逼迫阎锡山。虽然毛泽东预计的再入山西的具体条件还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并派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1]
届时他们也会配合红军进行政治逼迫。在内外压力下阎锡山可能会联合红军，连带推动蒋介石。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在山西补充给养的同时，可以根据形势按两种方案行动：不能继续东进，就在把陕北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山西后，红军回师陕北。此时，西路军可能已打通国际路线，掌握大量军事装备；倘若形势允许，红军继续东进。按照后一种方案，红军实际沿河南周边转战一圈，主要途经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交界处，这些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势力边缘。
阎锡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韩复榘主政山东、商震主政河南，他们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联系。只要红军不深入省内，这些实力派不会认真围剿。况且，河北南部有不到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鄂豫皖和鄂豫陕地区保留少量苏区，各有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也均有一定群众基础，这些都可以支持红军。即使红军遭到严重失败，西路军还会奋战在黄河以西，中国革命火种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权衡各种可能性，分步骤进行作战新计划，着眼于"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2]
因此，不能把作战新计划简单理解为冒险的内战举动。
11 月 9 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认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难寻找歼灭机会。河东红军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 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及吸引汤恩伯部回调，在政治军事上造成被动，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3]
电报提议北路军和东路军要编为三个梯队兵团"全部向南",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第一、二兵团，在五到七天内先后出动；二方面军为第三兵团，暂作休息后，准备适时出动策应。当晚 12 点，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询问二方面军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内必须整军完毕",最迟 12 月初前出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