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和发展是 20 世纪中国军政关系演变的重要产物。与国民党党军体制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强调“党指挥枪”,并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建军的根本原则与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军模式有着许多独特的创造。这种独特的创造，自然来自于独特的环境与独特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即使说，每一个科学原理的产生不仅有自己深刻的思想渊源，同时也必然有着自己特定的现实土壤等时代条件。寻找这些条件，必须把历史定格在特定的时空。一般认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成过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觉醒于大革命失败，开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形成于古田会议。分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应考察这三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从党为什么必须要拥有武装力量，军队为什么必须由党来领导，党对军队的领导为什么必须是“绝对”的这三个递次推进的理论认识问题，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军模式产生的思想根源与特定环境。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推动中国共产党这一建军根本原则与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与内在力量。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决定了党必须拥有武装力量才能取得革命成功
近代中国，反动力量异常强大，专制势力十分顽固，根本没有合法斗争改造中国途径。鸦片战争以来，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的失败，皆因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资产阶级维新派等主张的改革一再破产，皆因封建专制势力的顽固阻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但并未真正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共和之国。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1]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军阀是强大的反动与专制力量，在军人专制与军人割据情况下，中国根本没有议会等合法斗争手段。民国之初，大大小小的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这些政党社团大部分都碌碌无为自生自灭，多党制在中国无法生存。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民众运动也因军阀的镇压而失败，如着名的二七大罢工的失败，再次说明了合法的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根本没有出路。
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不是争选票、夺议席。这说明，在社会转型、内乱不断的时候，武力成为接济法律之穷的主要手段。革命者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党在革命伊始，深受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主张革命党人首先应当到民间去，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待群众发动起来了，时机成熟，再举行起义，建立革命军。因此，在北伐之前，党基本上是以民众运动为主，极重视宣传与组织工作，相对忽视军事武力。不仅如此，当时党内也普遍有这样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当军事指挥员是“军阀”思想，只有做政治工作才是革命化的，不愿意去当军事指挥员。
当时党还规定不准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党的组织，不接纳国民革命军中的团以上军官入党。因此，当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时候，在我们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军，转眼之间就成了镇压我们党的工具，革命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 31 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 26 000 多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 280余万人减至几万人。拥有近 1 000 万会员的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党对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有了深刻认识。中共“八七会议”和“六大”对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进行了总结，将军事工作视为关乎革命成败、能否取得政权的关键，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党正是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就是党和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
二、近代中国军权私有化弊端决定了军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成为革命力量
军权私有化是近代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特点。自清王朝被推翻后，国家权力出现真空，中央集权不复存在，社会秩序混乱，军队变得四分五裂，难以驾驭，军事权威大面积地支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军人政治的出现，与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家兵力弱小密切相关，人们普遍希望军队能够成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有力工具。但是，旧中国这些军队带有宗法性，在军事权威主导下的社会秩序，军事化严重泛滥。随着半私军和私军性质的军事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正式的军事系统组织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恶性发展为宗法式私人裙带关系。大大小小的军阀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为唯一的效忠对象，究其原因，都同旧军队领军方式有关。旧中国的军队领军方式是封建式的，“兵归将有、兵随将走”是这一领军模式的必然结果。这说明，铲除军阀政治，废除军权私有，成为辛亥革命后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
政党领军是克服军队私有化的有效途径。中国历史上就有“以文制武”的传统，“文主武从”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保持大一统的关键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军人专制与军人割据现象，但一般都出现在社会动乱时期。国家统一时期，国家体制整体上都是“文主武从”.文官对武力的掌握，有效避免了武力的私有化和封建割据的出现。这种文官治军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普遍的。西方国家为了克服军队私有化，采用的是文官制度，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实质上有相通之处。到了近代，政党政治成为世界普遍现象。政党不同于个人，它是某个阶级的代表。
政党对军队的领导，能够消除以往集团化军队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统一的武装力量，使军队由附属于一定个人或派别转向服从组织机构严密、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纪律严格的政治组织，拥有了一个恒久性忠诚对象和组织控制机制，从而成为克服军队私有化弊端的重要途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革命到处碰壁之后，开始学习用政党来统治军队。孙中山在革命早期，要么依靠会党，要么依靠军阀，一直没有建立自己控制的军队。在护法时期，孙中山曾尝试组建一支“党军”,交由其部下陈炯明统领，并使其全体官兵宣誓入党。然而，这种仅靠官兵入党的方式，并未能保证这支“党军”效忠孙中山及其国民党。1922 年陈炯明的反叛，证明孙中山组建“党军”的失败。这次失败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只有革命主义的军队，才能助革命成功。此后，孙中山开始注意苏俄体制。1924 年，在苏联的援助和指导下，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训练和建立苏俄那种意义上的党军，在军队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这是政党领导军队这种新型军事领导制度在中国的最初萌芽。
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却在军队废除了党代表制与政治部，使军队重新沦为军阀争权夺利的私有工具。
真正完成军权私有化改造，把军队建设成为革命力量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与了孙中山的建军实践，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中有许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逐步加深了对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大革命失败后，党在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的伊始，就主张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克服旧军队的弊端，建立新型的革命军队。在八七会议上，我党特别强调“,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
“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2]340至此，共产党人走上了探索创建政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的道路。
三、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是“绝对”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加上了“绝对”二字，同我党在建军初期对党在军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不同认识有关。建军之初，中国共产党受苏俄军事体制影响，认为党不应直接领导军队，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主要是政治指导。1927 年 10 月 24 日，中央为叶（挺）贺（龙）失败事件发出通告第十三号，通告虽然指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但对党的作用方式均用“指导”一词，如“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真正代表工农”[2]401,“必须有党的指导”,“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等[2]404.1928 年，中共六大则明确提出“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3]91,要“巩固军队中党的指导”[3]97.而处于军事斗争前线的毛泽东根据实践需要，在他领导的红四军实现了党组织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毛泽东的做法曾受到红军一些军事领导者的指责，并在红四军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赞赏了江西红军独立二、四团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认为那才是“绝对的党领导”[3]338“,绝对”二字由此而来。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做法符合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认可，后来在党和红军的正式文件中，开始出现“绝对领导”的表述。可见，“绝对领导”,实际上就是针对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主义等观点，强调党直接全面领导军队的一切。
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同中国革命特殊道路密不可分的。中国革命道路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入农村后，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发生了新的变化，客观环境十分艰苦、担负任务更加多样、队伍农民化问题相当严重，促使党不断创新自身的领军制度。
首先，革命转入农村后，红军面临的客观环境十分艰苦，作战任务频繁，需要党的绝对领导。革命转入农村后，红军一方面面临恶劣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又常常处于游击战争之中。这种情况使得刚刚从城市转向农村斗争的部分官兵很难适应新的环境，难以形成战斗力与凝聚力，部队出现大量人员逃跑现象。面临这样的问题，处在不同地域环境下的党的精英，几乎同时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对部队进行整编。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进行了着名的“三湾改编”,朱德在南昌起义失败的途中进行了着名“赣南三整”.这表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是历史的巧合，是共产党人顺应形势对治军规律的自觉探索。其中，三湾改编是最为成功的，有两大创新点：一是把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基层细胞与行政基层组织结合起来，实现了党对军队有力的领导；二是建立了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朱德与毛泽东会师组建红四军后，由于作战指挥频繁，红四军内部开始实行前委统一领导。对于红四军党委领导军队的做法，时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向中央汇报说：“这个组织，我们很觉得法，很能适用于斗争”[3]188.陈毅谈到这一制度形成的原因时也说，战事紧急而频繁情况下，“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以）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行动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3]243可见，支部建在连上和党委直接领导军队是红军在艰苦环境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必然选择。
其次，革命转入农村后，红军担负多样任务，理顺军政关系，需要党的绝对领导。中国革命进入农村后，革命军队的任务异常复杂艰巨。红军不仅执行作战任务，还要发动群众，担负着宣传与组织等工作。当时，一些从旧军队过来的军官大多有旧的军事教育背景和军事经历，单纯军事观点思想较为严重，认为军队军事重于政治，进而要求军事机关领导政治机关。毛泽东根据红军性质及所处的环境，认为军事战斗只是红军众多任务中重要的一项，“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乃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毛泽东提出，要完成多样化的任务，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必须“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党委直接领导的好处在于，党部的决策是充分考虑到各行政机关的意见的，“每次会议，政权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3]220.1929 年，古田会议决议确认了毛泽东的主张，确立了党组织在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建立了双首长制。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双首长分工负责制比较成功地将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限定在党内关系范畴，既实现了党的绝对领导，又确保了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平衡关系。
最后，革命转入农村后，红军农民化问题相当严重，建设无产阶级新型军队，需要党的绝对领导。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依靠农民。中国革命转入农村后，党和红军的主要成分大部分是农民。以红四军为例，据统计，1928 年 5 月，全军 8 000人，其中党员 1 324 人，其中工人 311,农民 626,小商人100,学生 192,其他 95,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4].至于非党员官兵，几乎都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农民出身的军人有许多优点，但由于小农经济的影响，使他们不仅本身存在着保守、散漫、缺乏政治远见等弱点，而且容易受雇佣观念、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曾对非无产阶级的小团体主义有过形象描绘，他指出：“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总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3]339这些弱点不足，影响到军队的性质，影响到军队任务的执行，甚至关系到军队的生死存亡。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只有通过把党的意志全面渗透到红军的思想、政治和行动之中，才能把农民和小资产者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改造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把农民军变成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支军队遵循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原则，即党的绝对领导，从而具有一种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和难以限量的生长潜力。
党必须拥有军队、军队必须由党领导和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是“绝对”的，这三个问题的解答递次阐释了推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形成的历史逻辑与内在力量。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6.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1 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4]毛泽东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