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它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尽量避免简单地将复杂事物分成各个部分进行孤立的还原论范式研究，而应尽可能采取整体性思维，充分考虑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充分考虑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多种情况，体现出明显的非线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关系思维和过程思维等特点。
1936年毛泽东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下称《战略》）一书。全书4万多字，对战争规律、战争目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阐述。虽然写此书时距离他写作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但书中所蕴含的军事和哲学思想已经非常丰富，尤其暗合了当代复杂性理论。虽然受当时各种条件所限制，毛泽东当时不可能明确地提出复杂性理论的一些方法论观点，但今天重读《战略》一书，可以发现毛泽东当时确实熟练运用了整体性原则、动态发展性原则、初值依赖性原则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原则等等方式方法，暗合了当代复杂性理论的一些观点。本文将试着从复杂性理论视角对《战略》一书进行解读。
一、系统整体性原则：“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
复杂性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群，从20世纪60年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到70年代的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学和分形学等一系列系统自组织理论，即复杂性科学，它囊括了所有运用复杂性意识和系统思维范式来考虑问题的理论形态，这种理论也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在研究复杂性的大军中，中国学界的队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尤以钱学森为核心的研究集体及其外围追随者著称，是谓复杂性研究中的中国学派。”[1]
钱学森认为，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以这种大量的复杂巨系统为子系统而组成一个更大的复杂巨系统就是社会[2]199.套用钱学森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方法论分析，战争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社会矛盾的最集中体现。战争以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一种复杂巨系统，而中国革命战争，由于处于国际国内各种势力的角逐场之中，掺杂着革命队伍内外各种思想的碰撞融合，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复杂巨系统。
战争问题异常复杂，但也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对战争进行把握，善于抓住决定战争全局的问题，毛泽东堪称这方面的战略策略大师。钱学森评价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把握它的要害。”[2]184在《战略》一书中，毛泽东写道：“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3]175在这里，毛泽东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从大到世界小到一次战斗，都适用全局性思维，而全局性思维关注的有横向的各不同方面情况和纵向的各时间段情况。他认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3]175毛泽东多次强调：
“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3]176考察战争形式，发现战争规律，必须从全局性意识出发，“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3]176,即对战争这个大系统内的各个小系统进行通盘考虑，不断优化，为战争胜利的大局服务。
全局性思想也就是整体性思维模式，即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考察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当代复杂性理论认为，整体功能要大于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3]175在分析“左”倾观点对于“战略退却”的不理解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意识“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3]212正是从整体性或全局性视角出发，毛泽东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概括出了十年革命战争中的14条战略原则和经验教训，揭示出“在持久战中战胜敌人”的根本规律。由于胸中有全局意识，毛泽东不拘泥于死守一城一地，甚至连边区政府延安也能暂时撤出，最终拿一个延安城换取了一个全中国。除了对有形的军事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之外，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人民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毛泽东对无形的统一战线工作也非常重视，从而构筑起了全面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体现了他重视全局性的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
二、初值依赖性原则：局部问题也可能决定全局
当然，毛泽东所强调的全局性或整体性是不能离开局部而存在的，全局和局部是辩证统一的。在《战略》一书中，他把具有全局性重要地位的局部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全局性，对全局有着决定意义的局部，这种局部当然决不能忽视，一旦在这种重要关节点上出现失误或失败，一定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另一种局部看起来并不是太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因为一定条件下，局部和全局都有可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
复杂性理论认为，战争过程也可以看成是由一个平衡结构向另一个平衡结构发展的过程。隶属于复杂性理论的耗散结构理论有个观点，在非平衡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但转换的分叉点或关节点是随机的、偶然的和不确定的，一旦系统在某个分叉点做出了选择，随后的发展便对这个分叉点的选择极其依赖，被称为初值依赖性原则。
中国古语里有个俗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西方则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指的是在一个动力系统中，任何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整个系统长期而巨大的连锁反应。作为一种混沌现象，初值条件依赖现象表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因此，“在人类经验中表现出的反复无常似乎是普遍的：预测人类的未来活动，比解释那些已经发生过的现象困难得多”,同时启示人们，要努力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暗示”“预感”或“直觉”等隐藏的条件，当 然，寻 找 和 把 握 住 这 些 条 件 是 “最 困 难的”[4].
毛泽东在《战略》一书中的一些分析判断，体现了对当代复杂性理论中描述的初值依赖性原则的应用。毛泽东用比较大的篇幅对全局性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之后，转而指出，全局是依靠局部而独立，全局和局部存在辩证依存的关系，特殊条件作用下，小的局部问题也会成为决定全局的问题。“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3]176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固守传统的决定论的线性思维模式，而是从全局性、多元性和均衡性的视角出发，提醒大家不能忽视细小的关节，有些事关全局的非重要关节也至关重要。在系统动态运行过程中需要对各个小的局部问题随时进行适应性关注，以免因小失大，因为在复杂的系统演化过程中，任何一个随机性的事件处理不好，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能会转化为决定全局的大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做出了选择，事物发展将根据新的条件重新发展出一片全新的天地。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孙中山根据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晚年终于做出了选择“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策略改变，就是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变，使得大革命进展一帆风顺，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政府一触即溃。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使得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3]99.但毛泽东用系统发展的眼光，透过当时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帝国主义之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士兵困苦、学生就业无望等社会现象，准确地预测到了革命发展的历史趋势，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97.历史的发展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测的那样，尤其是随着日本全面入侵，在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又出现了“西安事变”这个重要的分叉点，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成功地把握了这些初值条件带来的历史机遇，使得革命发展越来越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最终不但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让国内外各种势力都没想到的是，解放战争中，起初弱小的共产党，只用了三年便打败了国民党。
三、动态发展性原则：“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还需要正确地把握战争的规律，因而必须重视对客观情况的把握，这就需要指挥员时刻做到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情况相符合。当然，绝对的主观和客观相符是不可能的，彼此指挥员所获取的信息永远是变动不居的，且滞后于实际情况的，这就需要双方指挥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随时根据时间、地点和具体实际的改变调整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要坚持动态发展性原则。
在《战略》开篇，毛泽东就介绍了如何研究战争，第一节的标题就是“战争规律是发展的”[3]170.毛泽东先是用三个递进句式，将要讨论的问题层面从一般战争逐步缩小到特殊性的中国革命战争层面，并介绍了写作该书的目的：“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3]171毛泽东分别对三个相关的战争系统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严格的时间、空间限定，并且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是随时随地发展着的，战争系统内部各种要素是互相关联的。
然而，如上图所示，中国革命战争各系统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着复杂的交集，当时的革命队伍中，一些人在分析研究战争系统时存在着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只需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第二种意见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第三种意见则表示“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应该学北伐战争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毛泽东对此一一进行了驳斥，提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要求“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3]173,“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3]173-174.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时要求大家，不但要从横向上研究时空、地域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而且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动态地看待纵向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通过动态的思维模式来把握，才有可能正确认识非平衡的中国革命战争复杂巨系统网络。虽然道理很浅显，但真正运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在毛泽东写此书时，上述三种错误都曾经发生过，且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非常惨痛的教训。
抗战时期，对日军侵华的估计存在很多不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则根据中日的基本国情特点、事态发展趋势等分析认为，抗日战争会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大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提出了相应的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等应对方式，充分考虑了一时一地、敌我势力消长等动态性因素，适应了不断发展的形势，有效地指导了中国抗战的实践。
毛泽东认为，不但具体的战争规律是动态发展的，就战争总体而言也是在动态发展着的，他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消灭掉，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将它消灭掉，方法就是用战争消灭战争，达到人类的永久和平。从最终目的是消灭战争的动态发展规律上来看待战争问题，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是与一切剥削阶级有区别的正义战争。
四、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原则：“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3]182即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双方的各种条件综合实力等的对比，取决于战争双方指挥员主观认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
主观认识如何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呢？钱学森认为：“人认识客观世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客观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是要通过实践来逐步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就特别突出，任何人通过实践得到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要尽量地把许多人的认识综合起来，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这一步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由于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所以应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用从定性到定量的总和集成方法来研究整体性的问题。”[2]183毛泽东也正是这么做的。毛泽东认为，在战争中，要做到智勇双全，必须要学会一种方法，即尽可能地去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详细情况，通过对所有得到的变量进行认真分析，这样才可以找出战争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指挥战争的行动之中。“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3]179-180从“侦察-判断-决心-部署”这个指挥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正确的认识和对详尽材料的占有，二者缺一不可。没有侦察来的材料，战争指挥就无从谈起，有了材料，还需要一个对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过程，这个过程所用到的方法也就是钱学森后来概括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总和集成方法”.
钱学森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把大量零星分散的定性认识、点滴的知识，甚至群众的意见，都汇集成一个整体结构，达到定量的认识，是从不完整的定性到比较完整的定量，是定性到定量的飞跃。当然一个方面的问题经过这种研究，有了大量积累，又会再一次上升到整个方面的定性认识，达到更高层次的认识，形成又一次认识的飞跃。”[2]210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复杂巨系统时，定性方法运用纯熟。比如，在书中，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毛泽东概括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发展的可能性和战胜其敌人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的持久性，当然也分析了可能失败的情况。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这就从质的规定性上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发展等进行了总体性界定。有了这些理论支撑，中国革命战争也就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时代决定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认识中国革命仅仅是第一步，更好地指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才是目的。为了将理论上升到实践，毛泽东找到了最强有力的工具即“调查研究”,而这也是他终其一生不断强调的最重要的方法。粗略统计，仅已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收录的文章或文件中，以调查研究为主题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就有《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前言》《<兴国调查>前言》《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6篇，其他文章中对调查研究的强调更是数不胜数。
而早在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里就表示，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更是把调查研究当作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手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典型例证。他不但倡导而且躬身实践，1926年，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极力提倡学生们做农村调查，并编印了一部《农村问题丛刊》，计划出50余种，其中一部分就是农讲所第六届学生所做的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他在《农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说：“这些调查’所述只属大略‘,’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他指导农讲所学生们分别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讨会，进行从租率、田赋、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度量衡、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等共36个项目的全国调查[5]39.
在《战略》一书成书前六年，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篇就断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对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的调查，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者“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3]110.
出于制定革命斗争策略的需要，当时的社会经济调查主要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为了做到这点，毛泽东举例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3]113他认为调查商人、调查各业之间的关系都必须用这种定量的方法，以求得出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多次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虽然受时代限制，毛泽东当年所倡导的“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从科学性上肯定比不上今天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调查研究和定量分析理论，但这种眼光向下看，密切联系群众的做事态度和方法，毫无疑问对决策者实事求是地了解中国情况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结语
“理解复杂环境的困难性、进行调查的必要性、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调整理论适应新环境的正常性需要，即使这种理论是成功的理论。”这种复杂论证的步步推进正是在有关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毛泽东相应时期代表著作的细致分析而得以完成的。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一书的译者序中，霍伟岸援引该书作者、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布兰特利·沃马克的话说：“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比，只有毛泽东把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变成其思想关注的中心点。” [6]12复杂性理论的开拓者之一钱学森在其著作中对毛泽东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复杂性理论观点大加赞赏，但遗憾的是，钱学森很大程度上将毛泽东的智慧来源归到“实践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上，认为毛泽东“是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诗人的气概，结成伟大的智慧，战胜了机械唯物论和唯心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伟人。但他科学技术懂得太少，那时我们又没有建立起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论，所以他的失误，在于把事物看得太简单化了，终于无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难题，在他的晚年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这是一个悲剧。”[2]69-70笔者认为，钱学森这样来解释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原因有失偏颇。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红军的处境都比较艰难，在颠沛流离之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了一场又一场伟大的战役，最终实现了他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愿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靠的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趋势的准确把握，靠的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建国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出现失误，毛泽东要负很大的责任，但并不能仅仅归因于他本人的诗人气质和缺少科学素养，而应该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进行历史的分析。
虽然《战略》已经过去了接近80年，但其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哲学光芒，而且其分析问题时体现出的整体性原则、初值依赖性原则、定性与定量分析原则等，与当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复杂巨系统理论等复杂性理论遥相辉映。笔者认为，钱学森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赞扬毛泽东战胜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同时，自己反而犯了此类错误。
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激烈形式的政治革命，还是和平发展年代温和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于所采用手段的不同，政治战略和策略就有明显区别。革命战争时期需要快速地划分敌我，从而对敌人进行无情破坏和残酷打击，最大的政治是批判性，而和平发展时期则要靠协商和法治达成妥协，最大的政治是建设性，即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兴利除弊，更多地关注政府效能，营造一种多方共赢的模式。革命战争时期，如果忽视阶级观念，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平发展时期，如果仍固守阶级斗争理论，会犯“左”倾错误。
革命战争时期，比拼的是对稍纵即逝的机会把握能力，只要快速、有效、详尽地掌握了情况，就会争取到取胜的主动权。和平发展时期影响社会发展的变量更多、更复杂，区分影响全局的系统变量更加困难，稍有不慎就会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不可逆的影响，而短时期内却浑然不知。
建国前，面对异常复杂的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依靠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尤其是三大改造后，随着剥削制度被推翻，表面上看，社会矛盾对抗的激烈程度大为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复杂性也降低了，毋宁说现代化建设时期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曾经起到很大作用的阶级动员方法已不再适合错综复杂的国家治理工作。虽然毛泽东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且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惜的是在几个月后发表时，由于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出于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这样就与中共八大精神相偏离，仍然固守了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思维模式，且当作一种无所不能的施政手段，这就明显存在弊端，最终发展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最终酿成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革”十年内乱。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千头万绪中找出主要矛盾，科学地做出了“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判断，达成了“实践第一”的理论共识，果断地引入了市场经济这个工具，在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的同时，用物质利益标准取代思想政治这个被动的标签，以此来应对这个更加复杂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次赢得了主动。新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地位变为“决定性”地位，意味着中国将会更加充分地信任市场经济这个工具，以市场经济来应对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所面临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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